尽精刻微的日本“冰鉴”——刘柠《中日之间》书评

by 作业本 · 2014 年 05 月 10 日

最近，中日关系处于建交以来的最困难的时期。两国中很多媒体、学人等或出于“民族义愤”，或出于商业动机，或觊觎“一鸣惊人”，多以“特写镜头”的方式凸显对方国家的“丑陋”与“敌意”，酿就“群情激奋”的“民族自尊”，由此迫使舆论泥沙俱下，失去了细致观察、冷静反省、精密分析的余裕，也使中日民众对对方国家的认知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日渐倒退，雾里看花，一片模糊。

近日读了中国东亚学者刘柠的著作《中日之间》，不由得深为作者冷静的思索、精辟的分析和澄澈的视点而动。此书在高屋建瓴的鸟瞰中寻幽探微，在纵横开阖中析缕分条，不失为近年来日本与中日关系研究中的“冰鉴”。

【焦点透视，高屋建瓴】

文化论其实就是文化释义，由于民族思维方法的不同，中日两国学者历来具有整体上的不同风格与方法。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接近，重理论与逻辑推理，而日本人重精密的实证与资料的占有。重理论与逻辑推理有时高屋建瓴，容易把握事物的整体趋势，但容易发生“远山无皴，远水无波，远树无枝，远人无目”的模糊性。过于注重实证的日本式的释义，可以把握事物的精微之处，但往往发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定位性缺失”，反倒让人难以把握事物的真相。而刘柠长期来往于中日之间，不仅对日本文化的内涵有深刻的了解，并深受日本精密的考证学风影响，同时在哲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哲学的等理论方面的造诣颇深，因此使他的日本研究在高屋建瓴的鸟瞰中有精细入微的焦点透视，在还原本质中有独特的建构。

如书中《日本政治资金的起源、构成及其法律限制》一文，首先详尽地论述了日本政治资金的“发展史”，在日本政治大历史的背景下析缕分条，总结出架屋叠床、环环缠绕的政治资金的小历史。而作者在把握历史矿脉的同时，绝不忽视历史细节，经常假以精确的数字，使其释义严整而精密，他在文章中写道：“作为在战后日本社会呼风唤雨、根深叶茂的老牌执政党，自民党的派阀大佬可谓个个身手不凡，精通‘炼金术’。譬如，处于主流或准主流地位的派系，往往要在选举前举办招待会，以联络感情，这种招待会只赚不赔。如1987年中曾根派举办的一次派对，发出1万多张招待券，每张2万日元，共收入2.088 亿日元，刨除850 万日元的场地费和饮食费外，净赚2亿多日元，利润率高达96%。而中曾根派在自民党中毕竟是少数派，敛财能力其实有限，与竹下派、福田派等实力派阀相比是小巫见大巫。”

在注意行文的流畅、可读性与美感的同时，刘柠非常注重以详实的数字突出细节，书中的许多文章，如《日本人的身份证》、《谈日本的养老金制度》、《看民主党治理官员“下凡”》等都具有这个特点。

但是，文化的释义如果仅仅停留在精密考证上是不够的，释义的本质不是将事物孤立为“最独特的东西”，而是设法找到被释义对象在整个文化符号系统中的位置，也就是找到它与其他文化符号的联系，这种联系越广泛，其联系方式越丰富，对象也越具有典型性和启迪性。我们可以以一部文学作品为例，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名著，正是因为它的释义者——批评家在最广泛的符号系统中为它找到了联系的“关节点”，在形而上的层面，找到它与哲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相联系；在形而下的层面，找到它与阶级、阶层、风土、社会等的联系(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观察者知识的完备性与认识的深刻性为什么有时比大量地占有资料更重要)，对历史事件的释义也是如此，仅仅考证出历史事件本身所包含的精准的事实因素是不够的，它对后人的启发与警示，更来源于释义者对这一历史事件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中所隐藏的复杂与微妙的关系的激活与揭示，并由此作出精准的历史定位。对一种文化载体的成功释义，不仅取决释义者对其本身的“独特的质量”的测量，更取决于对它所包含的关系的丰富性与复杂的发掘，对于文化的载体来说，质量应是最能唤醒关系的存在。

刘柠在重视学术细节的同时，也善于把他所释义的对象放在更广阔的“关系”中，为其所研究的对象进行精准的文化定位。如在《以东亚视角看五四运动发生机制中的国际背景》这篇文章中，他首先把五四运动放在“1918年，历时4年之久的‘一战’结束，旨在以欧洲为中心的30多个国家间进行战后处理，重建‘国际新秩序’”这一大背景下，细致分析五四运动与韩国三一独立运动的内在联系，然后又把舞台移到中韩留学生从事独立运动的日本，进而得出精辟的结论：

五四运动即使不是“被选择的”，也确确实实是“被刺激的”结果。当然，这种刺激不仅来自被奴役的韩国，也来自奴役者日本。而且，这种刺激，既有负面的一面，也有正面的一面。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大正民主”时代，其总体特征是对内民主主义，对外帝国主义。后者给韩国、中国以负面的刺激，客观上构成了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反作用力；而前者则相反。

就这样，作者以韩国的三一运动解读中国的五四运动，又以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解读大正时代的日本，在“三点测量”中完成了对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内涵的发掘及其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的定位。

【画龙点睛，犀角独探】

《中日之间》的每篇文章，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并可以看出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但是本书是以轻松的笔调、优美的行文、生动的事例构成的文化随笔集，它可以使读者获得充满阅读的愉悦、兴趣盎然的阅读过程，并在非学究式的，充满美感的阅读空间中获得重要的学术性启迪与文化信息，这种文本风格的建构，来源于作者多方面的努力，而在行文中善于对话语对象进行画龙点睛、犀角独探的总结，形成提纲挈领的简洁而透剔的语境是一个重要因素。

又如作者在《核电大国日本的前世今生》这篇文章中，不仅详尽论述了日本核电发展的历史及其产生的政治、经济以及国际关系的背景，而且以生动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话语形成提纲挈领的结论和生动的语境，作者在文中指出：

1979年美国三哩岛核事故和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使世界主要核电大国陷入困顿期，欧洲国家则开始出现脱离核电的倾向。但事件对日本影响却微乎其微，直到1997年，日本始终以年平均装机150MW（兆瓦）的速度不断扩大核电事业的规模。之所以敢于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主要动力来自所谓“国策民营”（即政府规划，民间电力公司运营）的二元体制：在自民党一党执政比较稳定的情况下，通产省（现经济产业省）官僚力主发展核电；而核电产业的巨大收益，又以政治献金等形式“反哺”了挺核电的政客和官僚——日本媒体历来不乏对“原子力行政”的批判。

在这里，作者用“国策民营”和“反哺”这两个关键词，单刀直入，直逼日本核电事故的“人祸”本质。

在日本，负责监督原子能安全的安全保安院，是经济产业省的直属机构。推进原子能发电的组织与安全监督组织并未相互独立。它们和东京电力等电力公司，以及核电站推进派政治家、学者组成了一个利益共享的“原子能村”。

从福岛第一核电厂事故可以看出，这个“原子能村”是一种互相包庇、掩盖，有福同享、有难共逃的共谋体制。

据日本共产党众议院议员盐川铁也调查，东京电力的副社长席位成了监督官署经济产业省退休和退职干部的“指定席”。迄今经济产业省的“两退”干部，到10家电力公司再就职者共计45人，包括：东北电力、九州电力各6人；北海道电力、东京电力、北陆电力、关西电力各5人；冲绳电力4人；中部电力、中国（日本一地区名）电力、四国电力各3人。

这些电力公司都与核能源发电有关。在这种官商勾结结构下，经济产业省对核电力公司的安全监督必然会松懈而暧昧，因为电力企业不愿意投资没有利润，只有成本的安全设施；作为利益共享方的经产省和核电站推进派政治家，自然对东电言听计从。

这种利权共享的“原子能村”结构，早就埋下了福岛核电站危机的种子。

1988年末，福岛第二核电站3号机组的冷却水再循环泵内，掉入脱落的螺丝和垫圈，共响起3次警报声，东京电力一直隐瞒事故事实。直到1989年1月6日，异常警报再次响起，才向福岛县政府报告。当时的县知事佐藤荣久佐大怒，痛批东电的隐蔽体制。

2000年，有东电职员内部告发说，东电长年隐瞒设备检查纪录，连支撑核反应堆炉心重要零件的损伤都隐匿不报，但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没有到现场调查，只是把事情通报东电，让后者自行调查。东电后来回答：调查过了，没这回事。直到2002年8月29日，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才将此事电传通知福岛县。而这些隐蔽行为的叠加，正是福岛第一核电站核事故的前奏，而追其根源，正像作者所概括的那样，来源于日本核电事业“国策民营”的结构与核电企业对官僚与政治家的“反哺”。

【虚己求真，澄澈视点】

《坛经》中云：“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慧能进曰：‘非风动，非幡动，仁者心动。’”这句话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在讲事物的运动来源于“心”，似乎是主观唯心论，其实六祖慧能在这里另有深意，那就是我们认识事物时，必须虚心静气，只有心如止水之时，事物的本质才能映现在我们澄澈的心灵之镜中，不然就会发生“人有亡斧者”之类的先入为主的认知错误，以至于“人有亡斧者，意其邻人之子：视其行步，窃斧也；颜色，窃斧也；言语，窃斧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斧者也。俄而掘其沟而得其斧，他日复见其邻人之子，动作、态度皆无似窃斧者也”。当然，认识客观事物，不可能完全除去主观因素，但是尽量虚己求真，克服先入观念，获得澄澈视点，是逼近事物本质之释义不可缺少的学术修养。

《中日之间》中的文章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少有情绪化的因素，没有所谓的“义愤”和“崇拜”，尽量避免将感情色彩涂抹在释义的对象中，尽量不让情绪扭曲对象的形态，结论来源于事实，褒贬留给读者，由此获得了一个澄澈的“释义镜像”。

如书中对许多人物的进行历史钩沉，如李大钊、齐世英、梅屋庄吉、野坂参三、川口孝夫、清水安三、永田洋子……但是在刘柠笔下，无论是胜者还是败者，无论是伟人抑或恐怖主义者，都获得了一个澄明透剔的“原尺寸镜像”，而作者像一个尽职的“清洁工”，以他娓娓道来、不抑不扬的笔调，呵护着此“镜像”不被恩仇、好恶等情绪的“尘埃遮蔽”。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清澈的“镜像”的获得，来源于有关释义对象的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对事实关系的精微把握及作者虚己求真，白水鉴心的视点，与其说作者在叙述历史，不如说他正在努力“擦亮历史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