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保平:中国人的遗传基因携带官瘾

成瘾性“物品”对中国人有巨大伤害的,一个是鸦片,一个是官本位。

中国人的官瘾猛于毒瘾之三

文/廖保平

一个久居官场、官瘾太深的人,一旦退下来,就像有毒瘾的人突然断了毒源,六神无主,心烦意乱。我就见到一位老领导,平安退休(这是不错的结果),随之而来的种种不适也来了:以前每次走进他的储藏室,名酒名烟高档营养品土特产堆积如山,现在像变魔术似地空空荡荡起来,脸上挂着无比失落的神情;以前家里电话不断,故意离电话远点,现每每坐在电话机旁,一整天也没个电话,不由地盯着电话发呆;以前下楼有专车候着,司机忙把门开,现在下楼就像被丢在了旷野上;以前每到节日登门拜访者络绎不绝,现在两只耳朵时时倾听敲门声,就是没有响动……。老领导的官瘾没得满足,有气就朝家里人发,家里人要本来是哄他开心的话,他听成是家人也看不起他了,搞得一家人不知如何是好。

其实,今人如此,古人更荒唐。清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里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明代有个进士出身的监察御史乔廷栋,罢官回家,官瘾复发,为解官瘾,每天早上要自导自演一番公办审案的戏。

原御史每天早上洗漱过后,就穿上官袍戴上官帽,坐在高堂之上,仆役从门外鱼贯而入,依次拜伏晋谒,有的仆役还要装假有冤要申,请乔大人查明伸冤。乔廷栋听了陈情就细加剖析,一一判决,然后依仪退堂,减缓他难熬的官瘾。乔廷栋的荒诞之举与张传声如出一辙,本质都是官瘾严重到无法自拔,不同的是,张传声的举动是做官之前过过官瘾,乔廷栋的举动是罢官之后仍对做官念念不忘。

唐代张固在《幽闲鼓吹》中记载:唐德宗时的宰相崔造打算退休,但犹豫不决,家人亲戚都劝他别放下大好的名利,只有大女儿体谅为父的辛劳,劝他急流勇退,休官享福。崔造遂下定决心,提前致仕。回到家后才发现多么不习惯,做宰相时,门庭若市,求之者川流不息,致仕之后,门庭冷落,再无趋炎附势者敬财献物。一两年下来,崔遣“居闲躁闷”,常对子弟感叹:“不得他诸道金铜荼笼子物掩也。”意思是再也收不到各地方长官(诸道)的“意思意思”了,后来终是耐不住寂寞,又复出任职,权力的诱惑就是有这么大。

难怪现在有些官员提出要65岁退休,看似要发挥“余热”,其实官瘾还没有过够,希望多玩几年;难怪有些官员退休前使劲培植自己的人,就是为了人走茶不凉,仍然做一个不在其位的“官”,继续过官瘾。否则,官瘾太重的人,一旦断了“毒源”,官瘾突发又不能得救,后果会很严重。

回顾中国的历史,会惊奇地发现,成瘾性“物品”对中国人有巨大伤害的,一个是鸦片,一个是官本位。鸦片给中国人带来一连串的灾难,戕害中国人的健康,阉割人的精神,致使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军事废驰,让中国人变成“东亚病夫”。而官本位的危害有过之而不及,鸦片只是近代以来才毒害中国人,而官本位的危害源远流长,达数千年之久,侵蚀中国人的灵魂,变成了遗传基因,于是我们看到,鸦片是吸到一定程度才上瘾的,做官是“在儿童时期都存在”的瘾,官瘾猛于毒瘾,可见一斑。

从古到今,有官本位思想的人只是把做官上瘾视为“人之常情”,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获取个人私利最有效手段,看作人生的最高荣耀,并不以官瘾为疾病,也没有引起医学疗治的注意。不过,临床表明,通过医疗治官瘾的成功率是很低的,就是从古至今一直把官瘾当作“精神疾病”来治疗,估计也不会什么效果。

因为,做官之所以让人上瘾,在于官员手里的权力不受监督,拒绝监督,绕开监督,打压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力导致腐败,腐败正好满足人类的贪婪本性,能够满足人的贪婪本性的东西,就容易让人上瘾,做官也是如此,权力不遏,官瘾不止。要是权力受到约束,为官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至于“官不聊生”,恐怕就没人有那么深的官瘾了,这是从权力源头除掉官瘾,真正管用的办法。如若不然,就像明知鸦片有毒,却不从源头上断绝鸦片供应,只是苦口婆心地劝告大烟鬼戒掉烟瘾,常识告诉我们:这是无济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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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保平  笔名西越,知名评论家、作家、诗人,“中国反愤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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