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唯一幸存的是爱

一本书如果有力量,一定不是因为它给出了答案:它应该只提出问题;答案拿到手后,书就可以束之高阁了,而问题——我指的是那种因不断有人提出而获得生命力的问题,让一本书或一个故事四季常青。多年的阅读之后,我确信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不能回答的问题占全部问题总量的90%以上——幸好是个这么大的比例,不然,活着的意义还真成了问题。

三百年前的1714年,秘鲁,发生了一起垮桥事件——纯属意外,这座桥不是豆腐渣工程,是一座年头很久的绳索桥,桥上刚好有五个行人路过,无一幸免。桑顿·怀尔德据此写出了一本小说:《圣路易斯雷大桥》,它的发表成了美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才八九万字,不断有人读,有人讨论它,因为故事里的问题,是每个人在其生命中都要遇到的:怎么对待意外之死?怎么忍受一个有意外之死的世界的存在?

书中有一个人试图求解。他叫朱尼帕,是位方济各修士,亲眼目睹了垮桥事件的发生。然后,他着手去做一件事:探寻这五个人的过去,他想向自己证明,也向那些怀疑论者证明,有一只全能的、公义的上帝之手,让这五位看似素不相识的人,相遇在一起看似随机的死亡事件里。

这不是某些悬念小说喜欢制造的离奇故事,什么一辆被劫持的车上死难的人,原来都与凶手有着直接间接的联系等等;朱尼帕也不是福尔摩斯。他仅仅查到了——不如说是作者仅仅告诉我们——这么一些事实:埃斯特班是个孤儿,他哥哥的死曾给他很大的打击;皮奥叔叔上了年纪,传闻是一位女明星的父亲;堂娜玛丽亚和她的养女佩皮塔是一起过桥的;第五位死难者,女明星的儿子杰梅,当时则与皮奥叔叔一道。

“我们要么生于随机也死于随机,要么生于计划而死于计划”,朱尼帕修士如是说。这里的“计划”指的是上帝,不是“生于计划,死于随机”里的计生委。在天主教徒的世界观里,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都是上帝的旨意,而上帝自然是全知全能,是一位善与公正的父——他们本该恭信于此,终生不渝,可是,人世间有太多显失公正的死生祸福,让他们的信仰备受折磨。贝尔纳诺斯、莫里亚克、格雷厄姆·格林,这几位都被称作了不起的“天主教小说家”,他们无一正面歌颂过上帝的荣光,相反,他们善写、也乐于写人的作恶:格雷厄姆·格林写黑帮火并,莫里亚克写蚕食乡邻财产的骗子,恶人不仅存在,而且还常常不受惩罚,甚至得到善终。如此人间,是上帝想要的吗?

上帝信仰并未因此被连根拔起,它只是变得盘根错节了。朱尼帕也没有答案。塌桥事件的五个死者,没有了不起的人,也没有十恶不赦之徒,朱尼帕经年累月地调查,之后写下了五个人的情况,统计了他们各自的“好人指数”——给他们打分,判定他们对其他人的有益的程度。这就荒唐了。桑顿·怀尔德要20世纪的读者被荒唐感所震慑:去探询一个无法探询的秘密,陷自己于心灵之死。

死是绝对的意外,我们不能去探询它的根由;必须另辟途径来对待它:不再追问,而是设法安慰自己的悲伤。

早个一二百年,世上相信祈祷的力量的人比现在多出一倍,人们把大事托付给了上帝:生是上帝的安排,死也是上帝的安排,狗追猫,狼吃羊,橘子树上长几个橘子,都依上帝他老人家的指令而来。那时的人的安全感,与买了多少份保险、失业后能拿多少救济金无关;你只需要坚信,上帝的守护天使就翱翔在你的身边。后来,上帝被尼采们赶走了,杀死了,于是我们有了一种新办法:事先把把自己想象成一精一卵意外的产物,意外地来到世上,而世界也是充满危险,漆黑一片,每分每秒都要人性命。你做任何事情,意外都会降临:游泳会淹死,打橄榄球会撞破脾脏而死,擦伤可能引起破伤风致死,一股汽车尾气会在你的呼吸道里埋下致命的隐患,被蚊子咬一口,你就可能连日高烧,最后在呼吸机上苟延残喘。

还有别的办法吗?

皮奥叔叔、埃斯特班、杰梅,他们都是踽踽而行的凡人,堂娜玛丽亚和佩皮塔也一样,不过,在怀尔德的构思中,两个女人的故事别有不同。由于孤独,佩皮塔想去做修女。她给修道院院长写了封信,告诉她:我很孤独,我需要爱。她赶着去给堂娜玛丽亚做晚饭,一不留神把还没写完的信落在了桌上,她的养母读了信,在信里看到了佩皮塔对自己的爱。她被打动了,并告诉佩皮塔,她要开始新的人生。几天之后,彼此走出对方的阴影的母女二人结伴去利马,途中踏上了那座死亡之桥。

小说所含的爱的分量,向着这对母女的故事倾斜;她们彼此打开了内心隔阂,重焕对生活的美好感受。就在此刻,死亡降临,这种幸与不幸之间的急转,对她们而言格外痛苦,但事件的旁观者、评述者却会感到宽慰:我们会说,她们很幸福,在死前感觉到了爱。披头士唱道“All you need is love”。托尼·布莱尔首相在“9·11”事件之后,在向英国死难者致哀的悼词中引用了《圣路易斯雷大桥》末尾的两句话:

“但很快,我们也将死去,关于那五个人的所有记忆都将离开人世,我们自己也将在短暂地被爱之后遗忘。但这点爱已足够了;所有这些爱的冲动都回归于它们所发源的那个大爱之中。甚至记忆,对于爱而言都不是必需的。有一片生者的国度,还有一片死者的国度,衔接两者的桥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唯一的意义。”

有个朋友今天在微信里写了句:“我每次坐飞机前,总要跟在乎的人说说话”,后边是一串省略号。她是个认真的人,懂爱的人。正在觊觎太空移民的人类早就脱离了上帝的控制和庇护。当死亡真的发生在亲人头上,特别是毫无理由的意外之死,我们,几乎无一例外,会用“我们也将死去”来安慰他们以及自己;这句话仿佛是一个约定,告诉死者在那里等我,如同茨威格自杀前的遗言所说,死去的人只不过是“先走一步”罢了——但是,我们必须有底气说出后半句:“我们爱你(们)”。

凭着一本薄薄的《圣路易斯雷大桥》,怀尔德拿到了1928年的普利策奖。他曾在一封信里说,这部小说可以浓缩成两个问题:世界能降到一个人身上最大的厄运,以及人能赖以抵拒它的最后的手段,是什么?当一个人被迫承受太多,远远超出了他的承受限度时,该怎么办?他还曾预计,这本小说只能讨得极少数受过高端教育的、爱思考的人的注意,结果却行销至今。当承载生命的桥梁毫无征兆地接连垮塌,而坼裂之声随机地、四面八方地响起时,我们需要这本书的理由也就更不言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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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圣路易斯雷大桥》(美)桑顿·怀尔德

原作名: 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

作者:云也退,独立记者,书评人,译者,译有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E.萨义德《开端》,目前有望出版第一本个人作品,距离成为旅行作家只差一张返程机票。由于屡屡提前庆祝还未到来的自由,被视为一个尚可一救的文人和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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