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马:女性独立三重门——“见父亲、见夫君、见子女”

王家卫的《一代宗师》里,宫二诉说练武之人的三重境界: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宫二这样一位民国女性有此践行,实属难得。

但宫二毕竟是幸运的。民国至今,大部分女性根本达不到“见自己”,她们人生的三大课题是“见父亲、见夫君、见子女”。

【在“见自己”之前】

春节伊始,一则广告在荧屏地毯式播放,年迈的外婆“垂死病中惊坐起”三度逼婚,高学历外孙女愧疚表示“今年一定要结婚,就算是为了外婆”,毅然决然走进某相亲网站的实体店。这则广告很快遭到网友铺天盖地的抵制,但广告主拒不道歉。

春节硝烟未散,情人节来临。北京一家高端玫瑰花品牌,在情人节之前就几次三番预告库存售罄。一朵玫瑰卖出999元,大众匪夷所思,情侣趋之若鹜,只因为它主打“一生只送一人”,男士购买需注册,收花者姓名毕生不能更改,许多女孩就要这“一生唯一”的名额。

三八妇女节,源于国际女权运动的节日,在中国莫名变成了“洗脚节”。诸如“妈妈,洗脚”之类的煽情公益广告历来是央视的拿手好戏,宣扬母爱的无悔付出,也是基本腔调:“等你长大了妈就幸福了/等你结婚了妈就幸福了/等你有孩子了妈就幸福了”。

三则广告相连,很容易发现当代女性的处境——传统的“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从未祛魅,只是变了形式存在。“婚姻和家庭”依然是社会衡量女性价值的主要标准。

活在千年道德桎梏和凶猛消费主义夹缝之间的女性,常常左顾右盼、踟蹰不前。如果说她们“父为子纲”尚有叛逆意识,对“夫为妻纲”和“子为母纲”的反抗,则常被湮没在“真爱”和“母性”的温馨粉饰中。

在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女性:生于小城市,毕业后留在家乡,借助关系进入“体制内”工作,25岁之前嫁给一个在政府或银行工作的男人,早早生孩子,因为“28岁后生娃身材恢复不好”。工作闲散、生活安逸,热衷代购奶粉,育儿话题,以为“这就是人生”。假若同学聚会,会自然地问旁人:“结婚了吗?”

你身边一定也有这样的女性:她们毕业于重点大学,在一线城市打拼。她们有姿色但不绝美,有能力但没背景,中等偏高工资,时常被父母念叨“回家考公务员吧”。她们渴望安定又向往自由,期盼婚姻又害怕束缚。即便曾经海外留学,每逢年节亦会遭遇逼婚。巨大的价值观冲突足以让这些受精神分裂。假若同学聚会,多半会哀叹“好累,感觉不会再爱了”。

前者甘于平庸,后者不甘平庸,但她们共同的苦闷是:找不到自己。

【民国婚恋观的镜鉴】

五四运动,中国女性扔掉裹脚布,走出闺阁,探索独立之路。

学者郭于华认为,“民国女性的处境和改革开放以来这30多年的处境很像”,的确,两个时代给女性提供了相似的资源:商业繁荣、海外留学潮流兴起,女性接受新媒介和思想更为快捷,“一夫多妻制”存废游移不定,避孕和生育技术的进步……民国女性和当今女性,都是“在混乱中成长”的群体,价值观的激荡和变革,集中体现为参差多态的婚恋抉择。

杰出的民国女性中,不乏抱持先锋婚恋观念的实践者。比如终身未婚的吕碧城;和胡也频、冯雪峰在西湖边实行“一妻多夫”制的丁玲;为了支持丈夫梅兰芳的事业而选择绝育的王明华……民国女性在婚恋乃至生育观念上的激进之举,若放在今日,未必能得到公众舆论更多的宽容。

回溯历史,今天的女性,是否比民国更进步、更自由?——真不见得。无论是“生完孩子这辈子就到头了”的悲观论调,还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犬儒主义,本质上,女性依然没有脱离对男性、对权力的依附。

民国那些探索“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的杰出女性,在对“父女”、“夫妻”、“亲子”三重关系上,都做出了可贵的探索,或可为今日镜鉴。

【一重门:见父亲】

父亲往往决定女性的起点,也寄托了女性对异性的最初想象。古语言“女儿要富养”,“富养”不仅为女儿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更是要破除父权的专制主义,真正在父女之间建构起精神的关爱。

遗憾的是,民国大多数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都是被“穷养”的。被家族视为“不祥”的萧红,一生逃不开对男性的崇拜和依赖,被一个男性抛弃、凌辱之后必须找到下一个男性做依靠,为此不惜被凌辱虐待,最终贫病交加地死去。

“世事洞明”的才女张爱玲,幼年无法得到父亲的保护,遭致冷落虐待。于是在她的精神世界里,集合了憎父、怨父、恋父的复杂情感。她总是不自觉选择年长的男性作为伴侣,并不自觉地担当一个保护男性、资助男性的圣母角色——从胡兰成到她后来的美国丈夫赖雅,莫不如此。

“富养”的林徽因如何?随父亲游历欧洲,为林徽因奠定了一生见识的基础。藉由父亲,她认识了在她一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两位男性:徐志摩和梁思成。但林徽因与父亲之间缺少世俗的温度。自小耳濡目染父亲对母亲的冷落,让这份父女之爱蒙上了雾霾。于是,她处理婚姻和爱情的态度理智而聪明,有了很多因“父爱不满”形成的气息:自恋、暴躁、情绪化,从“送给冰心一坛子山西老陈醋”的典故中即可见一斑。

【二重门:见丈夫】

民国不乏才子佳人。受新思想冲击,女性更勇敢地追求爱情,并将爱情作为改变命运的手段。但战火激荡的年代,女性的婚姻面临着比以往更严酷的两个课题:背叛和死亡。

逃婚私奔的大家闺秀蒋碧薇,陪丈夫徐悲鸿在法国追寻艺术,却遭遇了他的背叛。异国他乡,势单力薄,蒋碧薇只能通过歇斯底里的哭闹、撒泼来挽回局势,却将徐悲鸿越推越远。

郁达夫原配孙荃则隐忍得多。当郁达夫宣布要与王映霞同居时,孙荃身边尚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幼儿。为了顾全郁达夫的名声,孙荃含泪默认了他和王映霞的婚姻事实,独自抚育三个孩子。

张学良的原配于凤至可说是孙荃升级版。于凤至颇具商业头脑,投资地产,经济高度独立,在政界也颇具地位。她仍然恪守封建社会的正房道德,从不责怪用情不专的丈夫,对情敌赵四小姐,嘘寒问暖,从无怨言。

孙荃去世时自豪地说:“回忆我的一生,我是会心安理得地升入天堂的。” 活在“好女人”符号里的她,最终只能如殿堂中圣母像般冰冷。同样,晚年于凤迫于政治势力和张学良签署离婚协议,甚至未能满足与张学良合葬的愿望。

“与其在崖头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也许,率性的蒋碧薇,活得更性情洒脱。尽管她一生纠结于徐悲鸿、张道蕃之间,进退维谷,但至少勇敢追随了本能,破除了“从一而终”的执念。

【三重门:见子女】

传统观念里,忍辱负重是美德,相夫教子是天职。无论孙荃还是于凤至,都践行着作为女人的“美德“和”天职“。尤其是教子,拷问着女性作为母亲的意义。

颠沛流离中,孙荃自力更生,硬是把三个孩子都拉扯大,还都接受了高等教育。20世纪40年代末,她得知郁达夫已经去世,下半生都投身于郁达夫作品的出版事业中。

于凤至更甚,除了自己的孩子,对赵四小姐的孩子也视如己出。张学良被幽禁,她说服赵四小姐返回上海抚养幼子张闾琳,自己留下照顾张学良。疲累交加中,她罹患乳腺疾病,不得不去治疗,从此失去了和张学良见面的机会 。

相较于孙荃、于凤至的母仪天下,萧红、张爱玲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反生育”倾向。“民国四大才女”中, 萧红一生认为孩子是她的负累,张爱玲则乐于在作品中展现母爱的畸态。她甚至可以因为男人一句话把孩子流产。庐隐先后爱上并试图托付终身的几位男性,都无法承担家庭的责任,让这位名噪一时的才女深深被柴米油盐所累,最终死于难产。

她们的人生都难以称得上幸福。

那么,对“见父亲、见夫君、见儿女”这三种关系上,有没有哪位民国女性的处理方式足够理性和智慧,最终得以“见自己”,抵达“众生”和“天地”?

【“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的女人】

张大千的女弟子、国画家方召麐是一个样本。

鹤马:女性独立三重门——“见父亲、见夫君、见子女”

1914年出生于无锡世家的方召麐,自幼学画。11岁时,因战乱,她遭遇幼年丧父,亲眼目睹父亲被子弹射中。此后她性格益发坚强。23岁留学伦敦,婚后与丈夫历经十年战乱逃难,终定居香港。不久,丈夫却因医疗事故身亡,遗幼龄子女八人。

中年丧夫对于一个女人的打击之巨大,难以想象。但方召麐没有一直沉浸在痛苦中,她打理丈夫留下的进出口贸易公司,抚养孩子。但不论多忙,她都坚持凌晨四点起床画画,并拜师岭南派名家赵少昂。

四十岁时,方召麐毅然申请再度留学牛津大学,婆婆让她带走8个孩子,意在让方召麐断了这条心。但她用2年时间缓冲,克尽艰难,终于成行。在英国安顿后,陆续将几个孩子接到伦敦求学。艰难时期,她为出版商画贺卡换取生活费,长子则放学后拎着水桶擦车赚钱。

方召麐从不刻意教育子女,而是将自己的人生信条写成画的题跋,给孩子看。最终,八个子女性格独立,各有所成,在香港社会有“方氏一门八杰”之称。次女陈方安生是香港首位华人布政司,后为政务司司长。四子方顺生则任联合国即时传译部部长。

教子之外,方召麐亦不放弃自己。1953年,她拜师张大千,于美国西海岸“可以居”随侍一年,潜心研习画艺,形成独特的方氏艺术风格,终成一代国画大家。晚年的方召麐功勋卓著:作品被大英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并在世界各地展出。她本人获得日本东京富士美术馆最高荣誉奖,以及港大和日本创价大学的名誉博士。戴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子大婚,伦敦大学送的礼物是她的“磐石图”;李嘉诚,霍英东等香港上流社会人士以收藏她的作品为荣。

从37岁丧夫到92岁逝世,方召麐后半生却并未再婚。曾有人问过她为何不曾再嫁,她笑着说:“追我的人很多呀,可是我不能嫁给他们。结了婚就得给他们做饭,哪有时间画画?”

另一个值得打量的样本,是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

经历了丈夫背叛、丧子之痛后,张幼仪被徐家父母认为养女,成为徐氏家族的掌门人。她创办了上海第一家时装公司——云裳时装公司,不久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独当一面,才干突出。

1931年,徐志摩坠机身亡,合法妻子陆小曼无力操持。张幼仪冷静果断地处理了后事。

1949年,张幼仪移居香港。邻居苏医生向她求婚,张幼仪有些踌躇,给远在美国的儿子阿欢写信征求意见。阿欢回信道:“母职已尽,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1953年,张幼仪和苏医生举行婚礼,共同生活二十年。1988年,她逝世于纽约,墓碑上刻下“苏张幼仪”4个字。

出生于封建大家庭,张幼仪曾是最正宗的“大家闺秀”。年幼时,她听话;婚后,她隐忍;被弃,她承担。但最终,张幼仪通过经济自由在社会立足,从而自由地选择配偶、获得儿女的尊重。

正如她在回忆录里说,“我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要依靠任何人,而要靠自己的两只脚站起来。”

什么支持一个女性真正成为自己?

答案在风中飘荡,却又如此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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