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都是人类的足迹！”面对时代的汹涌，19世纪末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如此感叹。
他的话让我想起另一个人。那是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来自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此人有“科学与哲学之祖”的美誉，乃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留下名字的思想家。他的感叹是：“到处都是神灵！”
2500年来，神灵隐退，人迹纷沓，两位哲学家的喟叹遥遥以对，相映成趣。
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除了南极，人类的足迹已遍布全球。如今，除了那些实在的脚印，在更深广的时空，人类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大到群星闪耀的银河，小至显微镜下的载玻片，无所不及。可以想象，没有人类的足迹，世界的面貌将大不一样，有一部分甚至根本不会存在。
但是不要忘了，一个人的行为往往只能在另一个人的行为中展开。没有人与人的合作，人类创造不出熙攘的市集；没有人与人的对抗，也开辟不了血腥的战场。更不要忘记，建造毒气室的与走进毒气室的，同属一个物种，那就是“人”。
通过有意图的行为，也就是行动，人参与了世界的创造，同时制造出难题，并试图自己来回答——这就是人类独有的荒谬境遇。“人-行动-世界”，这三者之间有着难以割裂的错综关系。它促使人在遭遇困境时不断地返回起点，去追索行为背后的逻辑。
人在如何行动？为何如此行动？应当怎样行动？从不同角度考察这些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知识门类。哲学的首要任务是理解人的意义；历史学考察人长期的行为轨迹；社会学研究人类互动的性质与根源；政治学探讨人与人之间支配与服从的关系；经济学关注资源的使用、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等人类行为；法学的兴趣在于人类行为准则的制订和实施；心理学则想通过研究人类心智处理的过程，来探究行为的内在机制。人类的不少知识往往都是从不同侧面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然而仅凭借常识我们也能明白，任何一个学科都无法给出完整的回答。
因为在真实世界当中，我们既不是从政治领域驶往社会领域的游客，也不是从情感领域空投到经济领域的伞兵，而是同时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心理乃至历史当中行动的实实在在的主体。我们也找不到一个外在于人类的立足点。任何与之相关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对研究对象——也就是对我们自身产生影响，从而使任何结论看上去都在不断地扭曲和变形。可以不夸张地讲，人类对自身行为的研究有点像“薛定谔的猫”（Erwin Schrodinger’s Cat），充满了不确定性。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关于人的行为讨论了千百年而无定论，难道现在会有什么新的洞见？这样的质疑不无道理。当我们试图探讨“人，为什么行动？”这一核心问题之时，必须充分意识到失败的可能。
更有人觉得，这个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人类的狂妄。神学家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说，过去的人把自己置于万物的秩序当中，通过理解世界的方式来理解自身。他含蓄地抱怨，如今出现这么多直接以人为对象的学科，说明“人不愿意适应世界和自然的秩序，而是想统治世界。”（《人是什么？》）我必须指出，这种责备不过是在重弹宿命论的老调，没有什么新意。如果人类按照他的意见把自己束缚在那种假想的秩序中，恐怕今天还在东非草原上与狒狒争夺领地。
而今盛行宿命论的全新版本，叫做“基因决定论”。信奉这一观念的人认为，基因决定了一切，人类的命运和未来都镌刻在DNA长链上。社会学家马尔托（Theresa Marteau）在《麻烦的双螺旋》里讲了不少信奉者的心酸故事。其中几位女性在得知自己的遗传病家族史之后，都出于预防的目的切除了乳房。她们中间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当她们以为，一个基因的畸变必然导致过早的死亡，我能理解那种深深的恐惧。可是遭遇相似的大多数人没有选择如此激烈的处理方法，正说明基因左右的是健康，而不是行为。
马拉多纳（DiegoMaradona）如果出生在亚马逊雨林的原始部族，可能更擅长爬树和游泳，而不是足球。在科比(KobeBryant)的身上，我们永远找不到一个决定投篮命中率的基因。就连身高这么一个简单的人体性状，也不受单一基因控制，还涉及到消化、吸收等生理因素，以及食物供给、体育运动等环境条件。所以，任何严肃的科学家都不得不承认，在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HGP）与人类行为这一最复杂最微妙的人类性状之间，横亘着天堑般的沟壑，需要更多的事实来填补。
也许有人会说，事情没有那么复杂。瞧，我想抬起手臂，手臂就扬了起来，就这么简单。也许另一个举起手臂的人会提出更直接的理由：“我情不自禁。”这类凭直觉得出的结论或许有道理。因为无论是“想”，还是“情”，都源自人类的大脑，以及大脑产生的情感和意识。这些事物构成了学者们常说的“心灵”或“心智”，也就是英文中的“mind”。但是问题是，你所“想”的与我所“想”的真的是同一种东西吗？既然每个人的心灵都封闭在坚硬的颅腔中，那么我们在推己及人的时候会不会只是一厢情愿？
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R.Searle）指出：“对于任何人来说，心灵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都是一望即知的。”但是，把心灵的运作视为人类生活的全部则分明是夸张了。理解心灵可以作为理解人类行为的一个不错的起点，而不应将此视为整个奥秘的谜底，那样做所得甚少，只是印证潘能伯格的抱怨而已。理解人类自身，仍是为了理解世界，这需要自信，也需要谦逊。就像大卫·休谟（David Hume）所说，纵然我们从人性的探讨中收获甚微，也可以为人类少有的几种安全无害的快乐多增一种。
不过从文艺复兴时期算起，近现代以来，人类对自身的探讨并不像谦逊的休谟说的那样意义低微。譬如休谟本人，他表现出来的自信就比此前的任何思想家都强烈。他在著作中宣布，自己已经发现了人性恒常而普遍的原则，以及人类行为有规则的动机。这一发现使他在道德哲学领域做出的贡献堪与自然哲学领域的牛顿相比。因为“关于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牢固的基础。”任何学科，即便是数学或物理，只要它们存在于人类的认知范围以内，某种程度上都得依靠“人的科学”。（《人性论》）
很难说休谟是否为人类做出了像牛顿那么大的贡献，不过他的确开启了人类研究的新方向。休谟指出，长期以来，人类研究可以通过两个途径达成。一个途径是把人当作“理性的存在物”，着重探求人性的根源。譬如情感的源泉、道德的基础等等。另一个途径则是把人看作“天生的行动者”，侧重研究人在行动中表现出的特质。例如德行、情趣、规范等等。前一途径偏重于抽象内省，后者的研究工具主要是经验观察。休谟认为这两个途径各有优点，都能给人以“快乐、教训和知识。”但是很明显，他自己更倾向于后者，而对内省式的心灵探究缺乏信心。他在《人性论》的导论中宣称，既然“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坚实基础，那么这门科学本身的唯一坚实基础必须立足于经验和观察之上。所以后世的思想史家伯林（Isaiah Berlin）评价说，休谟的这一观点使他成为有史以来英国最伟大和最革命的哲学家。
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观察人类行为，从而建立“关于人的经验科学”，这是休谟为哲学提供的崭新开端。依靠观察与经验，而不是原则或理性，这使得休谟的观点不仅大异先贤，也与启蒙时代的其他哲学家拉开了距离。他的观念显著地改变了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面貌，并在哲学的土壤里埋下了社会学、心理学以及人类学的种子。
百年之后，威廉·詹姆斯在《彻底的经验主义》中专门强调了他与休谟的精神联系。可以肯定，作为学科创始人之一，他对经验观察的重视正是促使心理学发展成一门行为科学的主要推力。那么，从詹姆斯观察到的人类足迹中，我们能发现什么呢？
作者：西闪，独立作家，书评人。著有随笔集《思想光谱》。
来源：腾讯《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