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去台湾开一个学术会议。餐桌上与一位新加坡女学者相邻，初次相识，难免没话找话说，比如打听你研究什么领域之类。当听说她从事女性主义研究时，我带点讨好地半开玩笑地说：我也算是女性主义者哈。
而她并不像我预想的那样被讨好或哈哈了事，而是绷着脸说：你确认你是真的才好哦，很多男的都说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她的脸扭到了一边。
说真的我有点儿郁闷，有点儿热脸贴了那啥的感觉。这件事给我印象深刻，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常常反省：我算是一名真的女性主义者吗？后来问题又慢慢变成了：我要成为一名男的女性主义者吗？
最初说到女性主义者，动机很简单。从小就觉得大男子主义不是桩好事，在家里我妈也是叱咤风云的角色。在北大上戴锦华老师的女性研究课，教室坐得满满的，有次我数了数，有173名女生，连我在内只有3名男生。老戴（那时还没人叫戴爷）第一节课结束时说了一句：上了这门课，女生回去对自己好一点，男生回去对女朋友好一点。
在我观察到的男性学者里，除去那些真的是大男子的（这样的人也不少），对女性主义（注意，这个词儿feminist也译成女权主义，但女权主义被认为是对女性主义的污名化，所以凡使用“女权主义”的人，无论男女，大概都不是女性主义者）抱有好感的，多半是在意识层面的认同——尤其是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多少都接受五四诸子的反复教诲，如周作人所说的“小孩的委屈与女人的委屈，——这实在是人类文明上的大缺陷，大污点。从上古直到现在，还没有补偿的机缘”（ 《小孩的委屈》），或像胡适所说：“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种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慈幼的问题》）
身为男性，这种心态有点像美国白人知识分子面对印第安人或黑人，又或者德国知识分子面对犹太人，又或者聂赫留朵夫面对农奴，有一种忍不住要替自己祖先谢罪的冲动。但身处男权社会，帮着女性说话，其实是一种反熵的现象（反熵这词儿我不太懂，不过王小波反复科普过，就是说投入得多而释放出来的能量少，也就是“费力不讨好”的物理学表达，这里引用表示致敬），别说在社会上，就是在学界，自觉不自觉的歧视女性的行为、词汇到处都是。还记得一个段子，1999年“五•八”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北京开过一个主要是学者的讨论会，群情激奋，但很快就变成男权中心大批判，因为一位知名学者上来就说“中国这次决不能表现得像个娘儿们似的”，又有人说“政府应该像个男人”，这个把一些女性学者彻底惹毛了……
再说，就算认同女性主义，你投靠哪个山头呢？女性主义的分支可太多了，粗略地通俗地分，就有“有牙的”和“没牙的”两种。有牙的那种，你想投靠都没门儿，人那态度，借用陈村《鲜花和》里的一句对白：“谁还会羡慕你们的阳具，告诉你，那个臭蛋就是你们的原罪！”——这话是用来反弗洛伊德的（老弗认为发现自己没有阳具是小女孩内心的大恐惧），推着推着就变成对男权社会的反转，比如主张“女尊男卑”，像仇女主义一样仇男主义，最轻的也是轻蔑地拒绝男性的输诚：你们没有月经不曾生育无法哺乳，你们有什么女性体验？你们有什么资格谈论女性？
开头我不是很理解这种姿态，尤其在学理上。比如新时期以来我们一直反对之前的“题材决定论”，不能说写工农兵的作品才是好作品，我们要使用文学的标准，可是这一条到了女性文学这儿怎么就失效了呢？难道因为历史上女性苦难深重，只要是写女性体验的作品就只能褒奖不能批评吗？我对这种“逢女必捧”的文学批评不太以为然，但也不太敢说。
在社会实践层面，坚持女性主义就更为艰难。今年有几个教授，姓罗的姓陈的姓于的，因为对女性读博士有訾议，被骂得狗血淋头。这没问题，他们摆出一副同情女性的面孔，其实还是在歧视女性。但我眼见过更复杂的问题。曾有一位女性考上了某知名学者的博士生，但她先生要出国服务三年，而且不相信两地分居，提出要么弃学一起出国，要么离婚。她很矛盾，去征询未来导师的意见。这位学者私下说：我能怎么办？难道劝她离婚？——或许更好的选择是听其自主，而她确实是很想念博士，可是谁敢帮她计算这个选择的成败得失？所以，类似女性读博士这种事，旁人只需言明利弊后果，不必鼓励也不必劝退，最终的决定还是要自己下注。
我也曾愤愤于男权社会对高知女性（也就意味着主体意识强、难以控制）的妖魔化。读了肉唐僧《被劫持的私生活》（这是在报答他夸奖《民国了》吗），对这个问题有一点新的认知。这本书里说，母系氏族社会绵延了八九万年，到现在泸沽湖等地还有残留，而人类进入父权社会才区区六千余年，因此男性的文化基因里还留着对强大女性的恐惧——哦耶，这样就完全能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把女博士说成“第三种人”了。
现在该来说说我的选择了：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快与不以为然，我还会选择尽量成为一名男的女性主义者。不是因为想要讨好女性群体，不是为了占据道德制高点，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当然更不是因为娶了一位女博士要在今天讨好她。在我看来，“为什么成为一名男的女性主义者”，与“如何成为一名男的女性主义者”，有着同一个答案：反本质主义。
就女性主义而言，反本质主义，意味着不承认除去生理特性之外，所有社会化的性别指认，“男人应该如何如何”，“女人应该怎样怎样”，都是社会内化的结果，“有没有男人味/女人味”，都是歧视性的表达——这种歧视可真是无处不在，有人鄙视伪娘，有人瞧不上女汉子。可是，谁有权规定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女人又应该是什么样？为什么每个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本心与喜好塑造、表达自己，而是遵从男权社会的主流判断？你认为男女有别，天经地义，我更相信参差多态，方是幸福的本源。
在当下的男权社会中，女性是显然的弱势群体，不仅仅是地位、资源、权力上的弱势，还是知识、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弱势。我不只一次听见优秀的男性们说出“女人嘛，能有多大出息”，也目睹无数女性接受这种形塑，心甘情愿承担家务与生育的重任，没有酬劳，也没有升职，更缺乏荣耀。那是不是应该掉转过来，让男的来当背后的人？也不是。在反本质主义看来，男女双方没有谁天然地、绝对地应当承担某项共同的责任，他们的分工应当是一个单独的协商、磨合过程，请从你的词典里，把“女人就该……男人就该……”这样的短语去掉。
我在读本科时很有狂气，说过一句大话。我说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并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冲突，终极冲突还是性别之间的战争。
二十年后，我的认知并无大异，但立场已经不同。我看见这场性别战争在家庭，在公司，在东莞，在几乎所有的领域如火如荼，我看见起义与镇压的硝烟弥漫在线上与线下，我看见多少人自觉不自觉地闭上眼睛，盲目地大声指责他人……在这个三十年一遇的中西合璧的情人节，我希望：世界和平。
作者：杨早，知名文化学者，作品有《野史记》等，正编《话题》系列丛书。
来源：腾讯《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