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人读书:第二只布谷

【一】

“Index”旧译“引得”。这个译名挺好,不仅照顾了原文的声音,还传达了意思:引至其所,寓目而得。当初创造这个译名的人,一定是有感于用引得查书的便利。现在,很多书可以用电脑检索,更比引得便利多了。比如《牛津英文词典》(OED)的电子版,它的种种功能,在搬书翻页的时代是根本无法想像的。我有一次键入了“cuckoo”——布谷鸟,想看看这个字在词典里出现了多少次。转眼就有了结果:四百二十九次。接着又键入了“the first cuckoo”——第一只布谷。结果是七次,其中有五次不是引文,而是用例的出处。《第一只布谷》是一本书,署名Kenneth Gregory,一九七八年出版。《牛津英文词典》选择用例,非常注重出处的代表性。出版如此晚近,却被引用了五次,这是一本什么书呢?问题无关紧要,然而印象深刻,长久挥之不去。前些时候,要出远门,有朋友送我一本旧书,说是可以在路上看看。我一看,封皮上印着The Second Cuckoo——《第二只布谷》,署名Kenneth Gregory。先前偶然碰到的问题,这下又偶然碰到了解答。原来《第一只布谷》是《泰晤士报》历年读者来信的汇编,我拿在手上的,是它的续集。出了续集,说明初编很受欢迎,可惜无由得见。然而一鸟在手,胜过二鸟在林,先看了再说。

(《第二只布谷》<The Second Cuckoo>著作封面)

出门在外,有这么一本书还真是宜人。读者来信一般不长,很多是“豆腐块”文章。同一件事情好几个人谈,把信集起来,冠上一个篇目,也就是一两页,一会儿就看完了。文字清楚流畅,用语通俗,须要查字典的时候不多。朱自清有一篇散文的题目叫《如面谈》,是明朝人的话,形容信写得好。这本书里收的信大都够得上这个称呼。比如有一组信的题目是《管风琴交响曲》,一共三封。头一封是一位叫理查兹的牧师写的。他要表扬自己教堂里的管风琴手,正文只有一段:

——“一九七三年,尼斯的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举行音乐会,有管风琴独奏。教堂的旁边是消防队。管风琴正演奏着巴赫,忽然响起了消防警报。管风琴手很机智,也很有本事。他调整了乐曲的调子,使之和警报同高。听众情不自禁,报以掌声。这虽然不是地道的巴赫,但是也很有意思。”

变调的时候,风琴手不可能跟听众打招呼,连看一眼的时间都没有。然而他们之间产生了非常愉快的交流,——演出就应该是交流。这样一个教堂里的风琴手,大概不是音乐界的名人,听众,也可能就是当地的居民。但是他们体现了一种优良的文化传统,一种事出意外,泰然处之的健康的态度。中国人对待意外,讲究的是“平常心”。他们所体现的是——幽默。信的日期是一九八二年五月一日。五天以后,另一位读者致信报社,也只写了一段。他说:

——“尼斯的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的音乐会或者管风琴独奏有可能再度遇到消防警报。作为应急措施,理查兹先生的琴手朋友不妨预先练好Parry的作品‘天赋的歌喉’。警报一响,不论原定是什么曲目,立刻更换(当然还是要转调)。”

“天赋的歌喉”的原文是“Blest Pair of Sirens”,取自弥尔顿的诗,也许还有旁的出处。曲子想必是英国人熟悉的,一听就会记起它的名称来。“警报”在英文里也叫“siren”。听到“siren”就演奏“siren”,这也是幽默。第三封信是五月八日写的,更短:

——“我是管风琴手,在本地的火葬场工作。最近有一次追悼会,指定的曲子是巴赫的‘羊儿可以放心地吃草了’。我如命演奏。事后一打听,死者生前的买卖是从新西兰进口羊肉。”

这样的读者来信,就像是几个互不相识的人一起坐火车,聊上几句,解闷。没有推心置腹的话,也不故作惊人之语,不过是拿几件平常的事随便说说。说完,彼此一笑,到站,各走各的。可是,平常的事情经他们一说,就显得挺有意思。这是因为他们对生活有兴趣,善于观察。意思是他们看出来的,是他们的发现。

【二】

有一些投诉是二次大战期间写的,批评战时的官僚主义。有一封信写于一九四零年,来自一位家庭主妇。她说:

——“飞机制造部急切地敦促英国妇女把家里所有的铝制品捐出来。今天上午,我打算买几个搪瓷的小炖锅,把原来用的铝锅替下来,献给国家。可是,我看见一个女的,买了四个一套的铝蒸锅,崭新的。一面叫家庭主妇把正在用着的铝制品交出来,一面又在商店里摆满了铝制品,谁都可以买。这有什么用呢?”

还有一封信是一位先生写的,也是一九四零年:

——“政府号召公众养猪有好几个月了。我养了一头猪。养够了时候,我就按照食品部的屠宰许可证上说的,联系好一家咸肉厂,请他们代为杀猪、腌肉。我把猪送到了厂里,附带一张供个人消费的屠宰许可证。可是我现在又收到地方食品局的一封信(许可证也是他们发的)。信上说,咸肉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替我腌制咸肉。死猪必须在屠宰的次日由我领回。”

我家就是两口人。我们不可能吃掉一整头猪。腌肉,我们没有本事,也没有家伙。我们无权卖肉。可是如果吃不下,让肉烂了,同样是违反规定。就是这么一头猪的事,也得政府审批。在如此食品短缺的时候,这是讲道理还是愚昧?

《第二只布谷》成书的时候,二次大战已经过去快四十年了,但书里却收了很多当年的读者来信。六十岁以上的英国人,看一遍这些信,会唤醒记忆,在心里重复他们经历过的事情。年轻一点的,也可以从中获得教科书里没有的知识。譬如“俾斯麦”号军舰,很多人都知道它是当时的先进战船,是德国海军的主力。为了消灭它,英国投入了整个近海舰队,打了好几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六十年代的英国电影《击沉“俾斯麦”!》,不少人看过。《第二只布谷》收了一封关于“俾斯麦”号的信。信里说:

——“跟踪追击“俾斯麦”号,海军的组织计划好,水手素质高,是一大战绩,于国有功,值得庆贺。但是,BBC在今晚的节目里描述“俾斯麦”号的官兵随船沉没的惨痛景象,以为英国听众之娱。此举所满足的,是由战争引起的残忍,其本质就像是为了取悦听众而报道斗牛,还要报道牛在垂死挣扎时的痛苦。”

关于此次海战,我所听到的BBC报道,不论在今晚还是以前,全然没有提及“俾斯麦”号上的官兵坚持作战,直至最后一刻的英雄气概。德国军舰“斯贝伯爵”号怯懦不前,我们的报道对之表示轻蔑。如果敌人的军舰表现勇敢,我们难道不能在报道中表示敬意吗?BBC今晚关于“俾斯麦”号的报道趣味低下,品格不高。

信的日期是一九四一年六月九日,离开海战结束不到两个星期,离开德国对英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空袭也就是两个月。《第二只布谷》的读者中肯定有人在这封信见报的时候就读过。当时如果有人就这封信和它所批评的BBC的新闻报道调查民意,恐怕是后者更得人心。而今天的读者,不论是重读还是初见,可能都会赞成信里的意见。时间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得人心的未必就是真理。写信的人有理敢说,《泰晤士报》也敢于登载。这是言论自由的好处。

这封信我看了好几遍,因为它所引起的感想,我以前就有过,可是一时又想不起是因为什么事了。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想起来了。是叶圣陶的日记,见于《我与四川》。日记只是很短的一段,要参照它的“语境”才能读出意思来。因而可以先看收进同书的一封信。信是叶圣陶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日从乐山写给上海亲友的。乐山是他逃难入川,暂且安家的地方。写信的时候,他刚刚中断了出差,从成都赶回乐山。信的正文如下:

——“昨日敌人狂炸乐山,诸翁今日见报,必然大惊。今敢告慰,弟家老幼破后门逃出,火已及于前间,在机枪扫射下趋至江滨,雇舟至昌群兄家作难民。身体皆安好,精神亦不异常。所有衣物器用书籍悉付一炬。乐山城内已炸去三分之二,死伤甚众。武大尚无恙,死同学十馀人。弟昨日下午四时在成都闻信,即大不安,念我家向持不逃主义,必然凶多吉少,若归去成孑然一身,将何以为生。一夜无眠,如在迷梦中。今日请郭厅长送我们回家,以三百七十元雇一汽车,疾驰而归。知人身均安,感极而涕,天已太厚我矣。……本欲打电报,而电报不通,只得寄信。较场坝逃出之人甚少,三四人相抱而烧死者比比皆是,我家真是万幸。馀且再谈,重新来过就是了。”

对日本,作者有一万条怨恨的理由,有一万条理由希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下面是他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的日记片段:

——“…… 报载美国飞机炸日本东京一带,丢燃烧弹。此在日本为第一次遭炸,诚大快人心。然日本民众无辜,亦必有死伤流离之痛,宜哀矜而勿喜也。”

《第二只布谷》里所收的关于“二战”的读者来信,还有几封是很有特点的。有一封写于一九四五年六月,战争快要结束了。写信的克拉布先生,按中国的说法,是烈属。他说:

——“我的儿子,中士飞行员林赛•克拉布,服役于第一百十一飞行中队。一九四二年,他在法国北部上空为轰炸机护航,遭遇强敌,在作战时牺牲,葬在加来港附近的碧蘅(Pihen)。碧蘅教区的神甫曾给我来过一封信,谨附上其中一段的译文:‘您儿子的坟墓完好无损,有人细心维护。德国人为他举行了庄严的葬礼,有军乐,还有仪仗。这是他们以前从未做过的。他们甚至还献了一个精美的花圈,对他的英勇作战表示敬意。”

我国军人的勇敢受到敌方如此的敬重,令人欣慰。

另一封信写于一九四七年,战争已经结束很久了。编者给它加了一个题目——“德国来信”:

——“ 我恳请贵报帮助。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间关押在Heydekrug、Bankau、和Moosburg地方的集中营的英国和美国战俘中或许还有人记得我。请代我向他们转达最亲切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祝愿他们过一个光明、愉快的新年。我希望他们都回到了家,而且都健康安好。”

写信的是前德国军官,集中营主管。《泰晤士报》把信扣了一阵才登,也许是有所顾忌吧。以上两封信虽然短,读了却教人浮想联翩。克拉布中士一定是死得非常壮烈,壮烈得连德国人都佩服。集中营的主管,任职期间想必是比较人道,没有虐待战俘。要不然他不会希望有人记得他。可是他们究竟干了什么呢?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要不是报纸登了这两封信,他们连一点痕迹都留不下来。这样的信,也不是任何报纸都会登的。

再一封信写于一九四二年:

——“我在牛津的一个便餐店当经理。最近国内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正在形成。我见到了一个突出的例子。前几天,一位美国黑人士兵来到我们店里,惶惑不安地拿出一封信来给我看。信是他的长官写的,上面说:‘皮特是美国陆军士兵,间或有必要在外面就餐。但是他有好几次吃不上饭。如果您能照顾他,我不胜感谢。’”

我们尽力“照顾”了他,这自不必说。可是我仍然觉得羞愧。在这个国家,就连走失的狗都有专门的组织予以“照顾”,而一个世界公民,一个正在为这个世界的自由和平等作战的人,竟然要为了一餐饭如此丧失尊严。如果其他的顾客反对黑人在店里用餐,我会毫不犹豫地叫他们全部离开。

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我的看法,不然的话,英国人乐施好客的名声就会受到怀疑。顺便说一句,那位士兵为了表示谢意,往小费匣子里放了两倍于常例的钱。

从信里的语气看,美国黑人士兵在英国受到歧视,是当时的普遍现象。英、美两国的有色人种今天的地位远非昔日可比,这是历史的进步,其中就有这封信的功劳。写信的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但是他有正义感,有同情心。更重要的是,他明白“匹夫有责”的道理。

(未完)

(注:本文原刊于吕大年代表作《替人读书》,此著作可看作英国文学专家吕大年的读书笔记,全书介绍了大多数读者不能直接接触到的英国作品,如本文选摘的《第二只布谷》系英国《泰晤士报》历年读者来信汇编而成。)

作者:吕大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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