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网络间谍案的虚与实

【雷声天大的间谍案】

最近,有五个据说是中国军队网络战分队的人员在全球出了名,他们被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高调宣布为对美国公司等机构进行了间谍活动,他们通过因特网潜入美国公司及有关机构的网络,窃取有损于美国知识产权等公司财产的商业和科技机密。美国司法部、司法部分支机构和联邦调查局为此事高调举行了媒体发布会,而中国方面,一如既往地予以彻底否认,然后作为回击,暂停了中美网络安全的联合工作组对话。事情实际上已经闹大了。

 

(美国国安局的网络监控。东方IC/图)

公开宣布和指责其他国家进行间谍活动,这历来都很常见,但此次的事件由于时机和背景方面的原因却有不同寻常之处。因为就在本次媒体发布前两天,甚至在发布会进行的当口,中国的总参谋长房峰辉上将正在美国进行例行访问,他的美方接待人参联会主席邓普西上将予以特别热情的接待。在两总长联合举行的媒体发布会上,中方宣布了会谈的成果之一是在网络安全等方面达成了共识。这样就与美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作为形成了鲜明对照,无形中把中国放在了被媒体和全球眼球审判者的羞辱位置,因此势必引起人们对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观察。美方在媒体发布会上很详细列举了通缉的疑似中国军方人员名单,叙述了他们的具体行为。至此,这一间谍司法史上并无前例的跨国通缉网络间谍案,就成了一个中美需要处理的问题。

检讨此次美方的司法操作,与冷战期间或其他间谍案件还是有很大不同。首先,跨国的网络间谍通缉没有先例,因为这包含很复杂的国际司法问题:他国可能循此先例互相展开类似的间谍司法,那对于网络时代的国际法实践无疑会带来极大挑战,进一步可能对国际关系带来很大不确定性。其次,被通缉的人员在中国,而中方既然予以彻底否定,自然也不会有任何司法上的配合。这就使得本次雷声很大的通缉和起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国家公关行为,外交政策和国家意志的显示意义远大于实质的司法意义。

奥巴马政府及其下属的司法和执法部门当然对此心知肚明,那么,他们为何还要做这种可以预知效果模糊又得罪中国的事情呢?

再就中美网络安全的合作而言,这是2013年中国元首习近平与奥巴马在所谓“不打领带”(一种非正式的新颖的外交会晤形式,地点不选首都的官方外交场所)的工作会晤中达成的共识(这一共识本身也是当时中国对美国内部日益高涨的中国网络间谍活动指责声的回应),目前的专家级与官员级对话就是落实这一元首共识的产物。同时,中美总长与国防部长的年度互访也是中美战略对话机制的一部分。因此,随着中方暂停网络安全对话,实际上此一小小的公关性司法已经实质地影响到中美战略关系的稳定,同时也在美国朝野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战略负面情绪,所以,此中透露的美国对华基本政策的消息就格外值得分析。

【精心设计的的政策工具】

大多数中国公众在得知这一新闻时,头脑中的第一反应都是“斯诺顿”三个字。在斯诺顿事件的第二季之后,随着更翔实和具体的美国网络间谍活动曝光,特别是精彩程度超过007电影的对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细节,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后(这些案件在中国国内反而讳莫如深),美国此时指责中国进行网络间谍活动,很显然有些尴尬。即使从本次美方给出的有关细节看,网络窃密者技术之业余,做法之粗糙,以及美方掌握之彻底,也足以表明,正如在一般国防信息科技软硬体方面一样,美中的科技与应用水准实在不在一个数量级之上。而在民用和军民两用信息科技方面,美方在高端产品领域对华更几乎是纯输出国。因此,这一案件的披露和高调司法动作与其说是司法政策,倒不如说是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华国际政治政策的需要。

美方对斯诺顿背景自然很清楚,因此,本次他们很精心地选择了所谓商业和科技窃密,这首要的考虑自然是回避斯诺顿话语的难题,但除此之外,这种司法技术选择也是一种很精心的国内政治计算,而不是司法或情报业务本身的专业考量。商业窃密,也就是“中国人偷了我们的钱”的指控很容易获得美国内部公众的心理共鸣。长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成长,特别是对美经贸的高速增长,中美经济天平中方一端在迅猛下沉,这在美国公众引发的焦虑是显然的,这在美式民主的社会环境下,政府的这一选择无疑会回应这种焦虑的情绪。

前不久,有很耸人听闻的消息称,在2014年之内,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就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此前对这方面的估计一般认为要到2020年左右。奇怪的是,这类暧昧的消息在中美两国引发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公众会从传统的强国梦想角度予以欢呼,而美国公众、企业界及智库则把这种中美经济能力总量上的变化当做全球战略力量格局变化的严重指标。尽管这一历来流行的前瞻并未充分考虑中国经济成长的质量、产业形态与其引发的社会和环境等负面因素,但这些吸引眼球的数字本身确实说明,在美国致力于国际反恐战争十年之后,中美的总体国力比例确实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这种变化在美国公众情绪的中负面成果是,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增加,这在此前的各次中国企业兼并美国企业案,以及劳工标准等问题上,已经清晰体现。对中国产业与经济竞争力的担忧已经从公众和媒体的呼声变为国会山的政治议题。好莱坞影片中,过去不见身影的中国人日益作为反派人物登场。奥巴马政府必须对这些公众担忧予以回应。

与此同时,中国在对美的政策方面虽然不时展现合作的意图,但也出现了大量的美国颇为担忧的趋势,在这些趋势中,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动向是一方面,而在周边因海洋主权问题上采取的强硬姿态是主要的原因。不无巧合的是,本次美方公布案件几乎同步时间,中国作为东道主和主席国正在上海高调举行亚洲相互协作与互信措施高峰会议(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简称CICA),本次会议的突出印象是,中国与俄罗斯显示了准同盟的姿态。从会议上中俄领导人的发言看,这一合作的国际政治含义针对合作美国单极超级大国地位,这已经呼之欲出。再加上南海问题中国的强硬声音,在不引发全面中美外交和战略口水战的前提下,对于奥巴马政府来说,要向中国显示执行亚太战略的意志和决心,及保持美国在亚太领导地位的现实与潜在实力,这一间谍案无疑是很好的工具。

熟悉冷战间谍史的人们应该知道,在日常的各国专业间谍活动之外,高调抓捕和公布间谍案,从来都是国际政治政策的可控手段。间谍案的雷声背后是各国内部政治与国际政治政策动力的变动。因此,美国军方与司法部门在微妙的同步时间进行这种效果南辕北辙的政策作为,与其说是美国内部军民及军政部门缺乏协调的结果,倒不如说是奥巴马政府有意设计的精巧内外政策平衡工具,奥巴马政府不愿意轻易破坏中美安全与战略对话的大局,但也不得不对华发出微妙而清晰的严厉政策信号。

【间谍案背后的对华战略】

近十多年来,在中国国内的媒体和网络上,一般来说,无论美国直接针对中国,或在中国邻近地区采取什么政策作为,都会被毫不迟疑地解读为美国围堵和遏制中国的所谓大战略。这种冷战式的解读自美国投入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以来日盛一日。然而,观察美国对华基本政策需要注意两个基本事实:其一,相比上世纪90年代初到1999年炸馆事件发生的十年,美国投入反恐战争的十多年,实际上是中美关系相对比较稳定的时段,特别是随着奥巴马政府把结束战争作为主要施政目标,中美之间除经贸关系有天文数字的膨胀,高层往来和对话交流有了历史性的进展,元首会晤和军事安全交流已经升级为包括经贸、安全和外交一揽子的“中美战略对话”并且以年度的形式机制化。

在中美交流方式上,美国充分考虑了中国力量成长的现实及中国执政集团的心理需要,并予以诸多象征性的善意表示,比如,2011年起,美国接受了中国关于“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提法,而此前美方对此是不予理会的。2013年,中方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模糊概念,美方也给予了相当友好的回应。就在间谍案沸沸扬扬之际,不仅中美防长会晤继续举行,美方还特意释放了一个信号,今年中国军舰将继续参加美国与其亚太盟友和伙伴举办的“2014年度环太军演”。这些与间谍案相反的信号标志了一件事:美方虽然面临严肃的处理中国崛起的战略性和历史性课题,其内部对华战略猜忌和担忧上升,但并未从冷战结束以来的对华战略模糊中彻底走出,也没有决心对华展开楚河汉界似的新冷战。

2011年,美国经过多年酝酿和内部沟通,终于通过新版《国家军事战略》(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11),这份在美国战略决策历史上很罕见的文件副标题为《重新界定美国的全球军事领导力》(Redefining America’s Military Leadership)。这份文件的基本精神是结束反恐战争这种非传统军事任务,将国家军事投资转向应对中国为代表的新军事权力。紧接着,2012年美国国防部为落实新战略推出了题为《维护全球领导权:21世纪防务的优先任务》的新版《防务战略指南》(Defense Strategic Guidence:Sustaining 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the 21th Cebtury,2012)。在这些文件中,以及其后的配套政策发言中,像今天国人耳熟能详的“战略再平衡”(Strategic Rebalance、“反区域阻塞和反反介入(A2/AD)、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缩写ASB)及重返亚太等理念都陆续出现。与此相对的是,美国加强了整合和升级亚太传统军事盟国体系的活动。

然而,正如以上简述,在这一对华战略防范意识增强的同时,中美军事安全和战略对话的氛围也在改善。换言之,这些对华防范措施本是两国缺乏稳定的战略互信的表现,美国防止中国成为将美国逐出西太平洋力量,同时也利用这些力量准备和调整试图影响和塑造中国力量的未来走向。这正反两方面的举措确实不无矛盾,体现国际政治上典型的安全两难(Security Dilemma),但总的来说,远谈不到冷战或对华遏制。因为,美国朝野深知,中国的成长和发展对美国包含的危险是未来的,是可能管理的,而机会和利益却是现实的和立即的。所以,其总体战略思维与具体政策都需要小心翼翼地建筑在微妙的平衡基础之上。

这是本次从总长热情会晤到间谍案高调登场的凌乱戏码的背景和脚本。正如历史上一再显示的情形那样,秩序主导的大国对于新兴权力并不一定构成零和的对抗关系,至于猜忌和担忧会否导致最后走向对抗和对决,这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均衡,但更取决于双方的政策互动与对话。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本次的网络间谍案美国以此种方式处理,也可以说,还是给两国的善意战略交流和对话留下了巨大的余地,因为实践中不具备可行性的司法高调,更多的是意在释放某种含蓄的警告而已,这种虚张的压力远不足以摧毁保持对话和交流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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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据新华网报道,美国司法部5月19日宣布以所谓网络窃密为由起诉5名中国军官。对此,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言人公布了美国攻击中国网络的最新数据,并表示美国才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网络窃密者,也是中国网络的头号攻击国。

作者:赵楚,军事战略学者,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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