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促进经济增长，反腐败抑制经济增长，只是一种假象。肯定腐败正面作用的观点忽视了一个重要变量，即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程度。腐败与特权当然是经济的腐蚀剂，其危害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造成社会分配不公，二是加大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后者对经济发展的伤害比前者更大。
腐败一词能够流行本身就是一个进步。在王权政治时代，天下是皇家的，而皇位是靠暴力获取并得以维护，老百姓被压榨到什么程度，取决于皇权统治的贪婪程度和皇权运行的效能，老百姓心里很难有一个腐败与否的标准来要求皇权。到皇朝自己内部乱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便不能维系统治，免不了最后吹灯拔蜡，走向垮台。
当百姓把腐败一词挂在嘴上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百姓有了合法性意识，把官员的巧取豪夺看作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于是不平则鸣，就把反腐败说得很响。老百姓在这个时代因腐败而生出“痛苦”来，的确表明了他们合法性意识的觉醒。
当下，我们自己和身边的人们的生活的确发生了变化，富裕日子不能装着看不见。但另一方面，部分官员的深度腐败让中国人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腐败加剧的背景下经济却能成长，难道腐败果真有利于经济增长么？
所谓腐败促进经济增长，反腐败抑制经济增长，只是一种假象。这种肯定腐败正面作用的观点忽视了一个重要变量，即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程度。腐败与特权当然是经济的腐蚀剂，其危害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造成社会分配不公，二是加大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后者对经济发展的伤害比前者更大。
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不发达国家一般对经济活动有较强的控制，在这种经济体制之下，具体可以看到这样几种情形：
一是革命意识形态对官员的约束力比较强，且社会贫富差别不大，则官员腐败程度较轻，经济在一定时期也能快速增长。中国上世纪50-60年代的某些时期就属于这种情形。
二是社会贫富差距已经增大，但革命意识形态对官员的约束力已经下降，这个时候官员的腐败便难以避免，官商勾结将成为普遍现象。这种情况下，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官府支持下短期内可以有较快增长。韩国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但韩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近几年为了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不得不展开反腐败运动。
三是台湾的例子。台湾有一个较为廉洁的政府，经济发展在总体上不比韩国逊色。这些例证都不能用来支持亨廷顿的论点。进一步分析，只要是国家垄断经济，就为官员的腐败创造了条件；这种情况下反腐败的成本也比较高，并容易显示出一种经济运行的僵化状态；此时反腐败产生的所谓经济停滞，实质上是在反腐败的同时没有铲除腐败发生的土壤，即没有变革官僚垄断经济而产生的结果。
之前听一位在日本有过经商经历的商人讲的一番话，便验证了这个道理。他说，在日本经商，可以一心一意地集中于企业管理，在国内则要用八成的经历放在应酬上，以至心身疲惫，无力管理企业。这位企业家所遭受的苦难，便是经济学家常说的一个现象：腐败造成了经济活动的极大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
可是，这种腐败居然没有阻挡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缘由也简单：相对巴基斯坦这类国家，中国的统一市场和基础设施，再加上有文化的廉价劳动力，所蕴藏的生产潜力太过于巨大，连腐败也难以抵挡。如果腐败根基不是如此深厚，中国的发展更将不得了。
然而，经济增长的积极要素和消极要素的力量对比不会一成不变。中国的统一市场以及“人口红利”与“土地红利”的边际报酬注定会下降，并且已经逐步消失。如果腐败与特权还在加剧，发展的品质出现恶变拐点，经济增长就会中止。不过我相信，在中国发展已经达到的这个平台上，治理腐败与特权也会比南亚、非洲国家来得容易一些，别看它们多有一部“民主宪法”。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党国英
(本文作者介绍：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