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取得圆满成功，再次将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了美丽的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开讲啦》特邀“汉唐飞扬”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设计总负责人、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设计师–刘方磊开讲，带我们点亮“汉唐飞扬”这张“中国名片”。
从APEC到“一带一路” 用建筑语言表达中国文化
2014年APEC峰会，2016年G20杭州峰会，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及2017年9月即将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在这些国际盛会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建筑师刘方磊。
忆及这个已两次承办世界级领导人峰会的场所——“汉唐飞扬”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的产生过程，刘方磊坦言，将中国传统的曲线和屋檐转角与工业、金属以及国际语言相结合是他在探索的一种建筑新路线，这个理念也运用在了“汉唐飞扬”的设计过程中。他用A4纸不断地尝试长方形屋顶和正方形屋顶的可能，折出了九宫格。“九宫格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经典符号。我想把它当作一个可能性。”就这样，一个硬纸壳，折出来了让世人瞩目的建筑。同时他又结合了汉唐文化的精髓：开阔、深远、包容、多元。房子飞扬的屋角以“汉唐宫阙的仰天之式”成功竞标，完美地诠释了中国建筑之美。
走近历史和文化，用感性诠释理性
在2014年北京APEC峰会上，“汉唐飞扬”初次亮相，体现了中国北方文化的恢弘大气、华美光辉。由于APEC峰会的胜利举办，刘方磊团队赢得了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设计权，他将江南的文化作出大国风范，并成功转化到建筑中。从参与设计投标到开始施工建设，刘方磊遍访江南古镇，在设计时走访传统建筑，寻找传统文化，提取现代符号，将现代和传统有机结合，用感性方式诠释理性建筑，做到既不失去江南风韵，又不失大国风范。
让建筑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张名片
汉唐文化，江南文化，都被刘方磊成功融入到他的建筑中，成为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一个直观印象。刘方磊说过：“这个房子，给这两次重要的峰会提供了舞台，但是由于这两次峰会赋予了这房子的历史意义，所以是相互成就的。”建筑承载了历史，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期望，而刘方磊设计的这些建筑代表的是中国的形象，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张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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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1《开讲啦》刘方磊演讲视频及全文：用建筑讲述中国故事
大家好，我是刘方磊，今天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讲一讲我作为一个建筑师，非常真实的感受。因为我1989年入学天津大学，1994年毕业，毕业以后我来到了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至今我工作已经23年了。在这个略微漫长的时间里，也经历了坎坎坷坷，经历了期待与希望，因为建筑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实现的梦想。更多开讲啦精彩视频：www.yangfenzi.com/tag/kaijiangla
1、“汉唐飞扬”是如何产生的？
下面就跟大家交流一下，“汉唐飞扬”产生的过程。2014年11月11日，第22届APEC峰会在这里召开，2017年5月15日，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这里召开。我每次也都是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希望看到各国领导人，走在红地毯上，走在雨棚里，走进这个房子，在房子里开会。当我的空间能够成为这个会场，能够成为众国的舞台的时候，确实有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
这件事情招标是从2010年4月份开始的。我们的设计院与共和国同龄，一直以来设计了很多重要的国家大型的建筑，比如大家熟悉的人民大会堂，由于这个原因，我们院成为了入围单位。公司领导让我来做这个方案的主创。为了把设计和实践相结合，我到北京的众多建筑去看，它有那么多的历史遗存，北海、颐和园、故宫、景山，太多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我记得我12岁的时候，第一次来到了故宫的五凤楼，我那时就被它的优美曲线和屋檐转角感动了。其实中国《诗经》里有一句话，就很好地描述了中国的屋檐，它叫“如鸟斯革，如翚斯飞”，这是古人对中国大房子的一种美好的描写。汉唐建筑是我对这首诗，我认为是最贴切的。但是比较遗憾的是，中国的木构架建筑很多都遗失了，现存最早的木构架建筑是唐代的佛光寺大殿，在五台山。汉代现在仅留下陵墓和石阙。班固在《两都赋》，张衡在《二京赋》里，对未央宫和汉代建筑进行了铺陈的描写，但是这些已经淹没在黄土之中。而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也是跟这两个朝代密不可分。我一直在看中国传统的曲线和屋檐转角，希望有一天，我把它和工业文化，和金属，和国际语言相结合，探索出自己建筑的一种新的路线。北京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招标的时候，我把这个理念提给了我的团队，也获得了他们的认可和大力支持。2010年10月4日，国内投标开始的时候，一共四家，我们经过团队的努力，递交上了第一轮的方案，获得了专家评审第一名。
2、项目被宣布为国际招标，刘方磊在建筑上又做了哪些尝试？
但是风云变幻，还没来得及庆贺，这个项目又被宣布为要变成国际招标。这就意味着第一轮的成绩失去了意义，我需要重新开始。我重新审视第一轮方案，虽然尊重了地形地貌，虽然结合了中国的文化，但是创新度还是不够。如果再在这里继续地发展，很难有所突破，而四家境外的设计公司，他们擅长于国际语言，擅长于工业语言。我必须得在某些方面，能够跟它产生一个竞争力，我用A4纸不断地尝试长方形屋顶和正方形屋顶的可能。就像刚才聊到的，我把纸折来折去，折出了九宫格，九宫格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经典符号，我想把它当作一个可能性。
但是屋檐怎么办呢？还不够创新，大量地翻阅外国的建筑书和中国的古代建筑文献，寻找它结合的可能性。仿佛生活在两个平行的世界，一边是东方，一边是西方，一边是现代，一边是传统。终于有了两种想法，一种是从商周大屋来的俯地之式，充满对大地的尊重，一种是用汉唐宫阙的仰天之式，充满了对苍天的向往。对天地的尊重，也代表着我们对自然的敬意，对生态的神往，对生活的热爱。但是这两个方案如何取舍呢？我又一次踏上了雁栖湖核心岛，我望着蓝天，恰巧天空中有一群大雁飞过，一字型的，这使我醍醐灌顶，好像找到了答案，用汉唐宫阙的仰天之式。只有汉代唐代，它能有这样的心胸，开阔，深远，包容，多元。我将这个答案递交上去，在2010年10月8日，这个方案中标了。
我就一直在想，对于西方的文明，我们要敢于亮剑。因为在很长时间，很多重要的建筑，都由外国设计师来设计。他们的文明好像最近比较强势，但是我们需要找到自己传统的文化自信。用传统的文化和现代的文化相结合，我们有可能能够跟他产生博弈，或者能够战胜他们。
3、项目落地阶段仍有波折。“彻夜难眠，到凌晨四点的时候，可能突然想起了一个答案，就是还是尊重大地。”
这个方案中标以后，其实还有波折，这个核心岛的规划，后来定到了西北角。这就意味着我这个房子入口需要朝北，但是原本我是朝南的，南向迎宾和南向采光，以至于面向雁西湖的南面的水面，夏日凉风袭来。但是如果将南北同时开口，首层平面的功能将非常有问题，这其实是一个颠覆性的危机。彻夜难眠，到凌晨四点的时候，可能突然想起了一个答案，就是还是尊重大地。这个岛有一个自然地形，南北有高差，有六米的高差。我为何不利用这个地形的高差，将房子的一层北侧卧到土里边，二层从北侧进，一层从南侧进，这样南北两个大厅用两侧的扶梯连接，同时给人的活动带来方便，带来多种可能性，同时又减少了土方量，尊重了生态。虽然和中国传统建筑以往的格局不一样，但是这样的做法结合了山地建筑，结合了西方的生态建筑，同时南侧又不失其尊严，表现了大国风范，这个想法获得了认可，这个房子建成了。建筑师是一个空间和情境的设计者，它能够赋予空间以温度和情感。我很喜欢文化，我认为城市的文化非常重要，我们的时代永远是时间长河中的一个点，我们应该成为文化的传承者。
4、如何去捕捉江南的文化？如何把江南的文化做出大国风范？
由于2014年APEC峰会的胜利举办，我们赢得了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设计权，那这样我如何去捕捉江南的文化？如何把江南的文化做出大国风范？我需要把这些转化到我的建筑中。我又来到了西湖边，坐船到了小瀛洲，小瀛洲有个“我心相印亭”，它是看三潭映月最好的地方。三潭映月最美的时候，是这三个潭上，有一只孤鸟落在上面，非常地孤冷，仿佛寂寞沙洲冷，那种唯美非常酷。然后我的这些对现场的文化的研究，这并不是就建筑本身说建筑，我是希望通过周边的环境去深刻地理解这个地域的文化的神奇，不是在于具体的形，我是把它的神用到建筑里头。我被周边的建筑打动，我如何能让我的空间具备场所的力量，能够打动别人。G20的主会议厅，我把这个空间叫作“廿国共宇同坐轩”，廿国是中国二十的一个书面用语。我的入口叫“悦迎廿国”，这个悦呢又是江南的月亮门，打开的时候迎接远方的朋友。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礼尚往来，客人来了，我们要用最好的来招待他们。“廿国共宇同坐轩”实际上是把江南园林的感觉做进去了，它周边是一种自然山水的模拟，我做了一些布艺是吸音的作用，环顾四周，仿佛人在一个画舫中开会，周边是湖光山色。中国古人就告诉我们，建筑是遮风避雨的地方，同时也要营建人类的精神家园，二十国领袖在此亲如一家，共同营建命运共同体，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我有这个核心信念，我被周边的建筑打动，它一定要具备一个场所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文学，来自历史，来自形态，来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与景之间的互动。建筑情景交融，人们在这个环境中融为一片，能够享受到空间的大美，时间的大美，这种美是其它艺术所不可比拟的。它是人类中最宏大，立于天地间的艺术品，是别人无法拿走的。
5、文化多元性非常复杂，它可能是从海上飘过来的，这些林林总总都给了我灵感。
今年下半年9月份，金砖国家峰会在厦门召开，对厦门同样我需要去探究它的文化背景，“三坊七巷”我去了三遍，在福州。泉州开元寺双塔，在那里头看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流文化。所以文化多元性非常复杂，它可能是从海上飘过来的，这些林林总总都给了我灵感。然后我也在这个场地内徘徊，去抓一把泥土带回北京，想去看一看这个土地的神韵，结果在机场的时候，被安检扣下了。但是我和这个泥土，有了一个接触，我获得了灵感，叫作“丹冠飞羽飘海丝”。厦门的市树是凤凰树，它是这样描写的，“花若丹凤之冠，叶如飞凰之羽”，非常浪漫。它长在厦门大学的周边，7月份开花，那是一个毕业的季节，也是一个离别的季节，它代表了人们之间的情感。所以这些也同时是“海上丝绸之路”，我把闽南的这种屋顶的形式融合进去，用现代的手法表现出来。
6、我们应该尊重自己的建筑，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注重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探索出自己建筑的一种新的路线，我一直有这个梦想。
这些项目都是我们对土地的尊重，对土地所产生文化的尊重。“一带一路”也是秉承着这种精神，它沿途对土地呵护，对土地的文化关爱，正如“汉唐飞扬”的两翼，飞向遥远的苍穹，一方水土一方情怀，一方天地一方乡愁。
人类的文明，是由各种文明组合而成的。世界所有的文明，他们的骄傲都是建筑，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也大多是建筑，这个建筑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属于全人类，所以叫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尊重自己的建筑，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注重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探索出自己建筑的一种新的路线，我一直有这个梦想，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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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27日举行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2017年度开学典礼上，紫金传媒智库主任、高级研究员，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周晓虹发表了题为《大学、同侪群体与现代性的建构》的年度讲演。
谈及人类文明，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包括大学在内的学校，和更为古老的制度——家庭，也许还有教会或庙堂一样，一直是人类文明传统的承继者，同时也是最古老的社会制度之一。像1968年在欧美青年运动狂飙突进之时担任风暴中心的法兰克福大学校长吕埃格教授所言：“大学的使命是研修和传递所有得到精心研究的精神领域的知识瑰宝”。虽然自19世纪之后，“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学增加了发现这一任务”，但是自人类历史上出现学校以来，“传递和解释过去的成就”就一直是其公认的基本功能。
学校这一社会系统的出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一开始都不是专门或独立的教育机构。在中国，最早的“学校”出现在西周，称之为“辟雍”，是奴隶主贵族读书、乡饮、骑射或祭祀之地；后来又先后被称之为庠、序、学、校、塾，《礼记》所谓“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在读书的同时，兼为习射和养老之地。唐代的办学达到鼎盛时期，其后因为科举制度的推动，学校机构日益发达。
清末，开始兴办近代教育，在光绪二十八年即南京大学的源头——三江师范学堂建立的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中始称之为“学堂”；辛亥革命后1912－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新学制——《壬子学制》之时始称“学校”。
▲两江师范学堂旧影
在西方历史上，广义的“学校”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时代。那时，一些四处游历的智者和哲人来到雅典，依靠教导市民为生。其后，柏拉图在雅典近郊的树林中开办了后来延续了数百年的“柏拉图学园”。不过，这个学园并不以教授知识为主，它采用活泼的对话方式，注重参与者的相互探讨，与现代意义上的“沙龙”更为相似。
真正意义上的或狭义的具有“校制”的“学校”出现于中世纪，除了一部分法律学校和文科学校外，更多的是以教授宗教知识为主的教会学校，这些教会的附属品后来为最初的大学提供了雏型：建于1088年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和1292年的法国巴黎大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再往后，先是文艺复兴，后是启蒙运动，面向公众和社会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和大学的进步。尤其是启蒙运动计划的成功降低了神学的重要性，它推动了大学和教育的世俗化，宣布了经院哲学的结束，也使各门科学开始转到了经验主义和实际应用的方向上。
▲最早的现代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
一如社会学家库利所说家庭是“人性的养育所”，我们这里论述的学校尤其是大学不仅是传统的传递者，自现代以来它也成了“‘青年’的养成所”。
我们所以说学校是“青年”的“养成所”，是因为作为一种社会类别，而不单单是一种生理发展阶段，“青年”实际上是工业革命以来越来越普及并且越来越延长的现代学校教育的产物。
比如，在中国这样的传统农业社会中，一个刚刚进入生理发育期的十三四岁的孩子，明天就可能加入父母们的劳作队伍，在孩子和成人之间并没有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
在近代中国，“青年”的出现与近代教育形成的学生群体的不断壮大有关，1909年即废除“科举制度”不过4年，在新型学校中就读的学生已经达到156万，其中还有一部分就读的是以美英为参照的“寄宿学校”，留学人数也不断扩展，单单留学日本的就超过一万人。学生群体就是从这时开始脱离家庭和父母的制约，脱离原本早熟的人生，成为与社会有一定距离的所谓“青年”，并被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寄予了改造旧中国的期望。
显然，在工业社会尤其是后工业社会，正规学校教育时间的延长改变了我们定义“青春期”和“青年”的方式，不仅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即使在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发展中国家，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完成中等教育之后进入大学或学院继续他们的学业，由此延缓了向成人的工作和家庭角色过渡的时间。
改革开放之前，除了1966-1969四年间大学停招之外，连同94万工农兵大学生在内，24年间培养的大学生不过300余万人，只是现在一年招生数700余万人的一半。这说明，自1977年后，在受教育年限增长、大学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的同时，中国年轻人进入工作领域的时间也明显推后了。如此，越来越多的学校和越来越长的受教育年限，不仅制造出了越来越多的“青年”，也使“青年”的年龄上限不断提高。
▲六十年代中国大学师生
如果说学校通过将年轻人“拉出”家庭，在相当程度上瓦解了家庭传统，形成了自己越来越广泛的影响，那么在学校规模越来越大、年轻人越聚越多、包括电子媒介在内的沟通手段越来越多样化的今天，随着师生间交往在频数和支配性方面的下降，围绕学校形成但扩展到学校以外的同侪群体的影响力也在不断上升，并且毫无疑问反过来也在瓦解学校的旧有“传统”或建构新的传统。
这证实了希尔斯的想法，如果父母和教师的影响力下降，就必然导致“子女只能自己去规定标准；这意味着，他们接受的将是最有影响力的同代人的标准”。
1950年，美国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就敏锐地注意到：伴随着现代社会的越来越迅速的变迁，原先在青少年社会化中占有至尊地位的长辈，开始丧失他们至高无上的影响力，让位于现在越来越丰富多彩、形形色色的同侪群体（Peer Group）。为此，里斯曼指出，要解释现代社会的性格变动，就必须“强调同侪群体和学校在青少年性格形成中的作用，即使这有可能低估成年期经验对性格变动的影响”。
▲里斯曼：《孤独的人群》
在理斯曼的论述中，他人突破传统和自我，一步步成为人们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因素，而这个“他人”对青年一代而言最重要的现代组成就是Peer Group，即所谓同侪群体或同辈群体。
同侪群体是由地位相近，年龄、兴趣、爱好、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大体相同的人组成的一种非正式群体。在这里，尽管年龄是一种关键变量，社会经济地位、种族以及性别等差异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诸多社会学的研究都证实，在现代社会同侪群体对个人社会化的影响力日渐提高：不但美国和欧洲的高中生每周和同龄人在一起的时间要两倍于和父母或其他成年人，而且美国的青少年和同龄人在一起的时候情绪更好；同样，中国的孩子也更愿意将心里话告诉自己的同龄人，甚至在中国学生中，同侪群体在学业成就方面也有相当的同质性。
最早感悟到同侪群体的影响力并予以经验研究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西奥多·纽科姆。自1939年起，纽科姆费时数年，完成了有关美国贝宁顿女子学院女生的学院经验和社会政治态度关系的调查。
研究发现，在位于佛蒙特州的这所倡导进步主义的大学中，和同学即同侪群体的交往“使得那些来自保守主义家庭的女大学生们的政治和经济态度发生了改变”。具体说，刚刚进入大学时，那些和保守主义家庭联系密切的低年级学生偏向保守，但此后几年与同学即同侪群体交往的学院经历却使她们在政治倾向和个人生活风格上趋于自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伴随着工业化尤其是后工业化向全球各地的推进，形态各异的青少年同侪群体以及青年文化也开始遍布全球；从那以后，如艾森斯塔特所言，在美国以及欧洲等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的现代社会发展和社会运动都源起于形形色色的青年群体、同侪群体和青年运动，以及那被称之为青年文化的东西”，而大学或学院正是青年文化的孕育之地。
▲塔里克.阿里等：《1968年，反叛的年代》
从完全独立的意义上而言，在中国，姗姗来迟的青年文化出现于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年代，以及1992年后越来越强大的市场力量的塑造。不过，如果你够敏锐就能发现，1966年的狂飙突进的红卫兵运动和随后而至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实已经以中国的方式开始为后来出现的围绕同侪群体形成的青年文化奠定了基础。
不仅在这两场运动中，已经围绕“红卫兵”或“知青”这两个标志性称谓形成了具有鲜明的代际认同特点的同侪群体；而且在这两场运动中，已经开始形成青年亚文化的雏形，其最鲜明的标志就是“地下文学”和“知青文学”的出现。这两种特殊的文学体例显示了年轻一代独立思考的开端，并像潘鸣啸所言，使得他们在社会控制相对薄弱的农村获得了自己的表达空间。
▲潘鸣啸《失落的一代》
和他们的当过红卫兵和“知青”的父母一代相比，改革开放后长大的中国青年一代，真正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青年亚文化。与此相应，同侪群体的影响力也开始进一步上升。从这近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来看，造成同侪群体影响力上升的宏观制度背景有许多，其中包括：
（1）政治环境的宽松、大学教育的普及、职业选择的自由化和多样化为这40年中成长起来的70后、80后、90后甚至00后提供了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也为他们向包括父母在内的成人权威挑战提供了可能；
（2）社会流动的频繁和速率的提高，“异地就学－异地就业”和“离乡务工”两种社会流动模式的主流化，像金一虹教授所言，形成了青年群体在地理边界和旧有关系两方面的“脱域”性流动，并因此削弱了亲代对子代的控制，也使得在异乡甚至异国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年轻一代彼此间的影响力持续增长，形成了一种类似玛格丽特·米德所言的“并喻文化”——成长中的年轻人开始以他们捷足先登的同伴为楷模；
（3）在年长的孩子走向社会的同时，1980年代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那些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形单影只的未成年的独生子女们，即所谓teenagers，走出家庭寻求同龄群体的友爱、理解与温情，在那些双职工和父母外出打工的家庭，同伴即同侪群体甚至成为孩子们最主要的心理慰藉；
（4）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电子媒介的发展，使得年轻一代可以不再通过父母或教师这些传统的信息或知识来源，相互之间交换、分享或宣泄人生真谛、科学知识、生活窍门、情感领悟甚至社会愤懑；如此，在孩子们的社会化过程中，那些稍稍年长的或捷足先登的同学或同伴，代替了父母或老师成为孩子们主动认同的精神领袖或人生导师。
▲扎克伯格成为许多青年精神领袖
在现代社会中，同侪群体的崛起，或者说这个特殊的“他人”能够成为年轻一代自身的精神偶像和认同对象，除了现代社会的宏观变动之外，还有着深刻而细腻的人格与社会心理基础——即认同或社会认同的力量。
谈及认同，有两个重要的环节是不能忽视的：
首先，在由生理年龄相似而组成的同侪群体中，认同或群体认同这样一种心理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如果说，一个人在青春期之前其个体认同就像是还未被编织在一起的一块块碎布，那么到了青春期结束的时候，这些碎布将会被织成一整块对于个体而言独一无二的布料。这些“碎布”拼织的过程，所以会发生于青春期阶段，除了个人的生理和神经系统的日臻成熟外，也与此时年轻人开始脱离父母接触他人或社会有关。换言之，正是地位的不稳定性或过渡性，使得他们前所未有地急切寻求认同尤其是群体认同。
接下来第二个环节是，认同这样一种单纯的心理性力量，是如何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从而使同侪群体能够取代父母和教师，成为年轻一代的行为榜样或人生标杆的？对此最简单的回答可以借助于社会心理学家泰费尔的“微群体实验”。
在实验中，对群体成员身份的意识是产生群体行为的最低条件。换言之，那怕没有先期的互动关系，只要被试单纯地知觉到分类时，就会分给自己的群体更多的资源和正向的评价。这种知觉上的分类，会让我们主观上知觉到自己与他人共属，从而产生一种认同感。这说明，主观的群体认同会产生客观的行为后果。
回到我们讨论的议题，年轻一代正是基于这种主观的代际认同，意识到了彼此间的相似性和一致性，意识到了彼此间共同的兴趣、偏好和利益，意识到了他们与其他群体尤其是成人群体之间的心理隔膜和现实差异，并最终形成了更能够制约他们的意识和行动的同侪群体及其亚文化。这与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所描述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有着极大的相似性：那就是一如“觉悟”这种主观的意识在工人阶级的客观“存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青年同侪群体的形成过程中，“认同”同样举足轻重。
进一步，最为重要的是，这种相互间的认同，以及与包括父母和教师在内的成人群体的疏离，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来说都是工业化或现代化的结果。因为正是工业化或现代化，才使得年轻一代走出家庭，走入学校或社会，并有可能以“群体”的方式共同思考和共同行动。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同侪群体或代际认同，本身也是一种现代性，是现代社会与生物性的个人生理成熟阶段相互作用的结果。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至此，我们通过对大学的意义及大学生活中同侪群体的重要性的讨论，触及到了现代性及其建构问题。
所谓modernity即现代性，恐怕是最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乃至艺术实践中使用最为频繁的概念，但也是最莫衷一是的概念。但无论如何理解，鉴于现代性出自西方社会从农耕文明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我们也可以将其大致理解为因人类历史进程或传统的断裂而产生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以及与此相应的思维习惯与行为逻辑。
从宏观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而言，现代性标志着新的世界体系的形成，世俗化社会的确立，世界性的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与之相应的以科层制为代表的现代行政组织和法律体系的运行；
而从微观的思维习惯和行为逻辑而言，现代性则意味着以启蒙主义的理性原则建立起了对社会历史和人本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由于货币经济的发展既导致了社会生活中的“事本性”原则，也导致了人际关系的计算性；由于神秘性的破除既剔除了社会生活中的巫魅因素，也导致了对人的控制及其对人性的忽视。
基于我们所讨论的题域的局限性，在这里我们对现代性及其建构的触摸将聚焦于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思维习惯和行为逻辑。不是我们不关心制度或结构，只是因为相比而言在以往的讨论中人格和心理受到了相对的忽视，而我们赞同罗伯特·贝拉的观点：现代或现代性不应只被视为“一种政治或经济体系的形式，而且也是一种精神现象或一种心态”。
重视心态或精神世界的观点并非仅是西方世界的独语，1992年，具有先知般敏悟的费孝通先生就意识到剧烈的社会转型在改变中国社会的历史命运的同时，也会带来对原有社会秩序的猛烈冲击，甚至带来了“更为迫切的心态秩序的危机”。由此，这位当时已年逾80的老人认定，我们“必须建立的新秩序不仅需要一个能够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态格局，而且还需要一个所有人均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
就现代人格或心理特征而言，英格尔斯和史密斯的有关六个发展中国家的那项著名研究提出，尽管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中，但现代性强的人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等方面却具有十分相似的特征。这些能够显现人的现代性的心理特征主要表现在12个方面：
（1）乐于接受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2）准备迎接社会的变革；
（3）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不同的意见和看法；
（4）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
（5）有强烈的个人效能感；
（6）有计划性；
（7）尊重知识；
（8）可依赖性和信任感；
（9）重视专门技术，有愿意根据技术水平高低来领取不同报酬的心理基础；
（10）对教育的内容和传统的智慧敢于挑战；
（11）相互了解、尊重和自尊；
（12）了解生产及其过程。
我们认为，同父母或教师这些年长一代的影响相比，今天的年轻一代尤其是大学生彼此间形成的同侪群体对他们自身的现代性建构可能更为重要。不错，孩子们是进入校园来接受教授们的指导的，但这仅就文化和知识的传承而言是正确的，但对现代人格和社会心理的养成而言则未必尽然。这是因为：
（1）青年一代是中国的未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显然首先必须铸就能够堪与时代比肩同时超越年长一代的年轻一代，就像100多年前梁启超所言：“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2）尽管英格尔斯说过，一个人的现代性“在成年之后也能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还是认为，青春期是锻造价值观的重要时期，因为这一时期的社会化为一个人的成长做好了自然铺垫。因此可以认为同年长一代相比，年轻一代与时代更为贴切，他们本身也体现了更多的现代性。
（3）除了上述两点，更需要强调的是，一个真正能够支撑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现代价值体系和社会心理的建构，需要通过不断的反思、交流和吸收，而历史终将证明，年轻一代及其同侪群体才能够完成这一时代重任。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同侪群体所以能够成为建构年轻一代之现代性的载体，在于其相互间的影响和互动最易触发彼此间的反思或反省。我们说这种反思或反省所以重要，是因为缺乏这种反观自照，就会继续沉溺于对原有文化或行为模式缺憾的浑然不觉和孤芳自赏之中，当然就不会产生重建的愿望或渴求。
同侪群体间的高度认同，决定了他们对来自他人的回应最为敏感，也最易接受，决定了他们对那些触及最敏感的自我形象和自尊心问题的内在因素具有客观反省和定性的能力；如果说现代人的一个重要标志即在于能够对自我加以持续不断的分析，那么同侪群体便是你最佳的“镜中自我”，它保证了高度认同的另一方能够借此作出有效的自我矫正。
同侪群体所以能够成为建构年轻一代之现代性的载体，也在于其相互间的交流或沟通最为便捷和有效。交流或曰沟通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人所共知，没有交流，任何技术和发明不会扩展开来；没有交流，也不会有盛唐时之中国；没有交流，同样不会导致近代以来传统中国的最后崩溃，一个朝向现代的新中国的出现；没有交流甚至不会有人类社会，一如齐美尔所言，持续稳定的交流或互动，是人类社会形成的基本条件。
交流不仅能够交换物品、交换信息、交换价值观念，而且交流能够为人们的反思提供比较的可能。同侪群体间的交流是后来者向捷足先登者学习的最佳途径，它不仅能够增进同侪间的理解、情感和认同，而且更能够通过对他人的了解，为自身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的改变提供契机。
同侪群体所以能够成为建构年轻一代之现代性的载体，还在于其相互间的吸收或借鉴没有根本性的障碍，它保证了在每一个不起眼的孩子后面都有可能站着一个个紧密联系的同侪群体，他们不仅能够同舟共济，而且能够成为子代“反哺”父母或师长的知识“蓄水池”或“扩展内存”。
几年前，当我在撰写《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一书时，就注意到同学尤其是大学同学已经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同侪群体，并且正在成为塑造年轻一代的重要的社会化力量。由此，大学在由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传授知识的同时，也一定能够通过年轻一代彼此间的影响和对年长一代的“文化反哺”，体现出其创造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