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香久:年俗四章——烤把子、风秧歌、年戏、一日县令

小时候盼着过年,并不全是因为过年才可以穿新衣服,吃白面馒头,更是因为过年时有平常享受不到的那份快乐。

“烤把子”

大年三十晚上“烤把子”,把年节的欢乐推向了高潮。

“烤把子”,是北方乡村的“火把节”,这种风俗,从古代一直延续下来。

何香久:年俗四章——烤把子、风秧歌、年戏、一日县令

“烤把子”的主要特点是全民参与,所以人人都很重视。从大年三十一早,人们就开始做准备了———各家各户把家里的烧柴挑选好,弄到临街的胡同口。所挑选的一般都是“长柴”和耐烧的“硬”柴禾,比如高粱秆、玉米秸、红荆条、棉花柴之类。那时,乡村烧柴也奇缺,这些柴禾平时是舍不得烧的,但到了“烤把子”那一天,乡亲们却乐于倾其所有,把积攒了一年的好柴禾贡献出来。

“烤把子”的第一道程序是扎“把子”,每个胡同扎一个,在村街两侧一字排开。这很有竞赛的意味。看上去这“把子”只是一座上细下粗的柴塔,可真正扎得好并非易事,首先这座柴塔的内部结构就很有讲究,燃烧要耐时,没经验的人扎出的“把子”一点火很快就烧完了,还有的烧到一半就散了架,这都会被人耻笑,整个胡同都没面子。所以扎“把子”是个技术活儿,要靠经验丰富的人完成。有专项技术的人在这一天特别受到尊重。

我的几个本家长辈都是扎“把子”的高手,他们扎出的“把子”底座结实,塔身正直,层级分明,往地上一立就像个工艺品。更重要的是塔中有玄妙机关,燃烧到一个阶段,不时会有一束束“起花”从塔里飞出,冲向夜空,一时火龙啸叫,火蛇腾跃,煞是壮观。

入夜时分,一座座“把子”在村街上耸立起来,人们围拢在周围安静地等候着。一声“点火”令,几十座“把子”同时点燃,火光冲天。

“烤把子”时,女人们都穿上了一年中最漂亮的衣服,平时邋遢的男人们也都把自己收拾得齐齐整整,添置不起新衣裳的,至少要换一条新布扎腰带或买一顶新帽子。小丫头们头上戴着花,姑娘把写对联用的红纸濡湿,在两颊涂出一层薄薄的红晕。

我家族中长辈并不秘其术,把“把子”中巧置烟花的技巧传给了很多把式,所以全村的“把子”燃烧时都出现了火龙飞舞的壮观景象。

随着“把子”点燃,孩子们围在四周跳着、嬉闹着,人们互相道着吉祥的祝福。在外地工作回家过年的人,不敢趾高气扬,尽量回避谈自己得意的事情,谦恭地给乡亲发着纸烟。火光照亮一张张脸,老人们脸上的皱纹也变得生动。人们绕着“把子”,念着:烤烤手,一辈子不犯愁。烤烤腚,一辈子不生病。

“把子”燃到底部,轰然堕下,四周一座座礼花筒子,焰火相伴燃起,又是一片火龙腾跃,欢乐达到峰巅。

各家男人奋勇上前,把余烬拢进自家的胶泥火盆,小心地捧着,拿到家里,让不能出门的老人们烤一烤火,让小孩子把玉米粒放进火盆里崩玉米花,尽其所能把欢乐延续得更绵长一些。

除夕“烤把子”,是一个睦邻、祈福的盛会。

风秧歌

风秧歌通常被称作“疯秧歌”。因为这种秧歌的表现方式非常特别,刚健优美,泼辣风趣,动作夸张而激烈,很有一种疯劲。据资料记载,它原流传于安徽凤阳一带,原名“凤阳歌”,清朝末年传入沧州一带,融合了当地汉族民间舞蹈、音乐特点,形成了一种具有粗犷、泼辣、风趣、欢腾等特点的舞蹈。

沧州东部地区的风秧歌又称“地秧歌”,以此有别于高跷和旱船,动作有开胸、蹲跳,三道弯、射雁跳、盘腿跳、摆步、掏腿,起伏跌宕。跳秧歌的人每人手里拿一段三尺长竹竿,竹竿以彩色丝线缠绕,两端各串以铜钱两枚,舞动时哗然作响,用脚腾空踢起,翻飞旋转,扣人心弦。

风秧歌伴奏的乐器只有三种:大鼓、云锣和钹。一般大鼓是一面,云锣两个,一大一小,钹若干副。我们村的鼓方圆有名,为了制造这面大鼓,要把一头大犍牛养上三五年,喝净水,吃精料,不让它下地干活,夏天专门有人为它驱赶牛虻蚊虫,皮上不能有个虫叮的细孔。幔鼓时要搭一间专门的屋子,牛皮幔上去,得有十几条壮汉“踩鼓”。踩鼓的人通身精赤,只在腰中系一条红布长腰带,前头打个对花结。他们由领号的人带领,唱着号子踏着节拍,在鼓上转着圈腾挪跳跃。鼓幔好了,一对系着红绸的鼓槌交到鼓手的手里。鼓槌落下,如金声玉振,又如雷霆万钧,窗纸顿时震得炸裂。

人们七手八脚拆掉鼓棚,把大鼓抬到街口。新幔成的大鼓牛皮上还带着新鲜的血丝,金灿灿的铜铆钉十分耀眼,好闻的桐油味弥漫在空气里,人们争相夸赞着:好鼓!

这面鼓的鼓手六叔五短身材,膀大腰圆,孔武有力。秧歌的所有套路,全由着他的鼓点变幻。敲到尽兴,六叔索性脱了棉袄,赤着上身,两条红绸在他手翻飞,他的光头上冒着白色热气,那白气竟然一缕一缕的,在离他头部二三尺高的地方盘绕。

领钹的大发哥是个瘦如狼毫的细高挑,想不到的是一副十二斤重的头号大钹在他手里竟然轻如葵叶,他随着鼓点把一副铜钹舞得上下翻飞,时而抛向空中,如飞碟旋转;时而从胯下横出,似金蟾跃背,让人眼花缭乱,喝彩声不断。

秧歌队里的核心人物是傻老婆和傻老汉、傻小子外加一个傻丫头。装疯卖傻、插科打诨,制造出许多笑料。这些都没有台本,一切全是即兴。有趣的是,扮演傻老汉的宋家伯伯在平时是个出名的老蔫儿,为人木讷,他老婆说他“三针扎不出血来,三脚踹不出屁来”,一天说不了三句话,笑的时候也咬紧了牙关。可一扭起风秧歌,立马变了个人,变得开朗、放犷、风趣。春节一过,不扭秧歌了,又立马变回那个寡言少趣的老蔫儿。

风秧歌一扭就是大半天,到了饭时,随便揭开谁家锅,抓两个馒头揣在怀里,一边吃一边扭。那些日子家家锅里不空,给秧歌队的人热着干粮。

风秧歌的魔力实在是太大了。它让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疯”起来,陶然忘我,沉浸在另一种心境中。在那个境界里,仿佛人世间的一切烦恼、困苦都不复存在,他们尽情地释放着自己的天性与本真。更多春节过年习俗:www.yangfenzi.com/tag/chunjie

现在风秧歌队更壮大,搞美丽乡村建设,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风秧歌自然是一道最美的风景,秧歌队有了统一服装,杏黄色包头,杏黄色锦绣镶边对襟袄,灯笼裤,齐齐整整。饰演傻老汉的是宋伯的儿子大运哥,他是非遗的传承人。和他爹一样,大运哥也是个三脚踢不出一个响屁的老蔫儿。但一戴上扭秧歌的毡帽就变了一个人,比他爹当年还放犷、风趣。

秧歌队出了名,经常到周围村庄演出,有一次在某村,扭到一大款家门前,大款摆了个茶案,干鲜果品一应俱全,还暗中给大运哥塞了个挺厚的红包,要留秧歌队在他家门前小广场多扭一会。大运哥在老板的媳妇怀里掏了一把,大家一阵哄笑。他媳妇脸红了一阵,回到屋里,觉得衣襟里鼓鼓的,掏出来一看,是一个装了钱的信封,心下好不诧异。

年戏

我们村早年就有个戏班子,这个戏班子基本上接近专业水准,有专业化水准的名角、琴师、鼓手,专业演出团队的全套行头,光戏箱就有八个。八个戏箱上都有白漆写的字:大杨村河北梆子剧社。

可这个戏班又确确实实是业余的,演员全部是村民,每年只演出三场,一场是八月十五,唱两个晚上,一场是过年,从大年三十一直唱到正月初七。第三场是正月十三到正月十七,因为这一场离年节较近,还算是年戏。

唱年戏是最隆重的事,每到年戏开场,村上像赶大集一样热闹,家家户户接亲戚———出嫁多年的姑太太要回娘家听戏,刚对了象的小伙子趁机把没过门的媳妇接过来,连“住熟”带看戏。年戏十三天,除了白场还加夜场,每一场的戏目都不重复。有《打渔杀家》《穆柯寨》《打金枝》《大登殿》等等,还演过新戏《夺印》《朝阳沟》,歌剧《血泪仇》,好戏连台,给人们留下极深的印象。乡亲们说,“说书唱戏劝人方”,那个年代人们所受到的传统教育,有很多来自听书观戏。

这样一个戏班子,当然十里八村都来延请,可是无论出价多高,戏班子都不出村,所以周边村上有“卖了宅子地,请不来杨村的戏”的说法。周边村子请不去戏班子,只好到我们村来看戏。年戏一开台,四邻八村的乡亲们就来了,杨村人总会把最好的位置留给他们。

村里戏班子也出名角,头牌名角要数青衣张叔,扮相好,嗓音柔美,唱《大登殿》,一声“金牌调来银牌宣”,满场子喝“好”,声如雷震,活脱脱是个“梆子版”的梅兰芳。张叔当年也是有许多戏迷的,他唱红了,就让县里的剧团给挖走了。

张叔的弟弟也成了村里戏班的名角,他一表人才,演小生加全武行,在《血泪仇》里演过男主角,年轻姑娘们为之大流鼻血。有个姑娘成了他的戏迷,终成眷属。后来他也被县剧团挖走,县剧团解体,回乡务农,再不登台。现在已儿孙满堂。

村里的戏班子早就解体了。前些年最后一位老戏骨辞世,留下遗言,用一套戏装做他的装殓衣裳。

听说最近有热心人发愿,撺掇着把戏班子再攒起来,把年戏再唱起来,响应者甚夥。果真能成功,那就又有精彩的年戏看了。

一日县令

每到大年三十这一天,渤海岸边的这个小村庄还会有一件重要的事件发生。

这一天,街口小广场会出现一座戏台,戏台是土坯垒的,上面用苇席搭了顶棚。台子正中是一个县官办案的公座,上头挂着“明镜高悬”匾额。台右立个牌牌,写着“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个字,这个牌牌就代表了官衙的“戒石”。看上去,这个戏台很像旧时一个县衙的公堂。

村民齐聚台下,几通锣鼓之后,三班衙役簇拥着一个穿戏装带官帽的县官出场,落座后,惊木一拍,升堂。

如果你以为这是在演戏,那就错了。

对于这个百户小村来说,今天是“县令”当值,剖别邪正的重大日子。

大约从几百年前的明代中期,小村就有了这样一个风俗:每年进入腊月,全体村民推选出一位“县令”,让他在大年三十这一天行施一天职权,召开村民大会,对全村这一年的善人善事进行旌表,这一年谁做了什么坏事,同样也会受到责罚,该打板子的就一定打板子,决不姑息。所推选的“县令”,必须是村民所公认的品行端方、正派无私又刚直敢言之人。“县令”的权威至高无上,他在这一天行使赏罚之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阻挠,在旧时,“县令”升堂时,村民可以投递诉状,“县令”审断判决,后来这个程序就没有了。行使过公权的“县令”,第二天复归于平民,但被他责罚过的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他进报复。如果实施了报复,则会受到下一任“县令”的严惩。

这像是一台戏,却是假戏真做;这像是一个仪式,却体现着乡村特殊的政治伦理;这像是一个游戏,却庄严无比,让你生不出半点亵渎之念。

我问村里老人们,为什么这样一个没人知道的小村,却保留下来如此独一无二的年俗?为什么要推选出一个“县令”而不是别的什么官职?村里人说,这个风俗是古时传下来的,几百年了,这个村庄地处偏僻,村民多少辈子没见过官府的人,大概觉得“县令”是最大的、最有权威的官了。

村民们还说,这个“一日县令”确实对村风的清正产生了重大的作用,一直以来,小村没有人因犯罪进班房,也极少出现过盗窃、斗殴事件。据说在抗战时期,这个村子没有一个人当汉奸,如果有人当了汉奸,就不会只是打板子的事了,“一日县令”在那个年代甚至掌握着生杀之权。如果谁在大年三十这一天被“县令”打了板子,不但这个年过不好,一年中都会灰头灰脸,在众人面前矮了三分。虽说新社会不再打板子,但当众被揭了癞痢疮疤,也是件十分丢面子的事。而被推举为“县令”的人,因为秉持了公道,则成为全村最受尊敬的人。

我曾跟很多研究乡村政治、乡村文化的学者和我的作家朋友谈过这件事,我说:就这个素材,大可以写论文、写小说、写电视剧。因为,它所提供的文化思考和社会学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民俗的层面。

作者:何香久,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文史馆馆员,文学创作一级
本文刊登于《中国政协》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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