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我们为什么看不惯王思聪们?

若人们没有一种过富裕日子的追求,想着简单地生活,例如仅蔽体果腹即可,社会可能是另一种景观。莫要以为大家一起过简朴的生活,社会就和谐。

我们为什么看不惯中国土豪
我们为什么看不惯中国土豪

当下中国时不时会有挖苦有钱人的流行语。只要有钱,一律是土豪。苹果公司的一款手机的颜色,被称为土豪金,其实那颜色很是朴素悦目。最新的流行语是“有钱任性”。有媒体报道,一位富人嫁女,记不得在婚礼上有什么花样,总之是几十万的花费刹那间就灰飞烟灭。于是,便有钱不多的朋友慨然叹道,拿这些钱去解决穷人的某种燃眉之急会多好啊!

希望富人拿钱帮助穷人,自然是有道理的;但希望富人花钱一点也不任性,总惦记着穷人,自己过一种高度克制的生活,不仅是空想,且如果真成为现实,也对社会发展不利。

人的向富欲望或矢志守贫,都可以达到惊人的程度。

若人们没有一种过富裕日子的追求,想着简单地生活,例如仅蔽体果腹即可,社会可能是另一种景观。莫要以为大家一起过简朴的生活,社会就和谐。

道理其实简单:每个家庭过一种男耕女织的生活,经济规模便不需要太大;这种情形下现代农业技术手段,例如化肥、农药、农机等,当然不存在,因为这些东西都需要在大规模生产条件下才能便宜地生产出来。像样的男耕女织生活需要“三十亩土地一头牛”。按武媚娘时代的计量标准,就是约20亩土地一头牛。按历史资料,中国最多也就养活4亿人口,且除过达官贵人,一般人家包括普通地主,也就有个温饱的生活。

笔者曾访问过华北平原一地主出身人家,被访者说他的父亲即当年的地主本人,也就在过年时能吃麦面馒头。更有甚者,这种农耕文明之下并非人人都安贫乐道。有人要过得比别人好一些,就觊觎他人的资源,他们不会靠市场交换聚敛财富,会靠暴力掠夺。为了增强掠夺的力量,一伙人结盟对付另一伙人。于是,就有了机构试图维持秩序,例如,有了政府,有了教会;政府与教会有地域性,地域之间还是冲突。

进一步说,男耕女织的妙曼,是文人想象出来的。因资源高度紧张,又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供普遍的交换体系生成,平等意识是不会有的。人们处于普遍的依附状态。最紧密的依附体是宗法体系。这种社会貌似安定和谐,其实是刀光剑影,人们无自由可言,只有强制与服从。

现在换一个场景—–一个有钱可任性的场景。如若有一个非暴力的通道,让一些向往财富又有精力折腾,去通过市场的渠道实现梦想,其实是一件好事。这些人当然不会安贫乐道,其中一部分也喜欢显摆;即使要做个慈善,调门也会提的老高。还有的人可能调门不高,但一定会打造一种身份,一种圈子的归属感。总之要区别于穷人。说句戏虐的话,他们的共性是追逐财富、折腾不止。往好听说,这叫肩负使命,志向高远。

无论如何,社会进步与他们不可分开。道理也简单。要发大财,就得积极进取,就要把企业整大,要追求专业化。于是,一些技术就得到开发应用,工具就得以发明,产品也就变得便宜。这当然也给穷人带来好处。这就如同当年的“大哥大”是老板一族的显摆,到现在,有谁人的手机不比“大哥大”的功能强大?若把一部分人变为富人的通道给堵死,穷人的日子更会水深火热。

由市场通道成就富人,还有更多的好处。因为普遍的分工与普遍的交易,契约精神会逐渐形成,产权保护、专利保护制度也会发育起来,一个法治社会就有了基础。社会分工发育成熟以后,宗法关系会衰弱,公权与私权的边界相对清晰起来,人们有了私权领域的自由,也有了公权领域的妥协。人们甚至发明了公共事务的票决机制以及防止公权滥用的制衡机制。这一整套的制度发明,不仅对富人有利,更对穷人有利。

市场化的广度与深度还与和平有关。欧盟大概是目前世界上国家间市场纽带最强大的地区,有谁会相信,欧盟国家内部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这个区域历史上爆发过数不清的战争。目前,世界上大小战争最多的地方,是市场分割严重、部落化程度高社会。

总体看,人类幸亏了商人,有了一部分对财富孜孜以求的人,要不,人类还完全处在黑暗之中。商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了希望,有了光明。有商业背景的富人,在市场风云中摔打成长起来,很值得敬重。

按当下的知识话语权,上面的分析会受到质疑。商业化的社会有贫富差距。进一步看,因为商业管理最终是出资人说了算,或者说是所谓“资本统治劳动”,就好像富人与穷人在权利上也不平等。人们还会在商业社会抓出一大把案例,证明“为富不仁”不虚。这种背景下的穷人是不是比农耕文明下的人更不幸福?很多人会这样想。但我看这个想法不靠谱。非经济强制要比市场强制可怕得多。这个不用费力证明。只要看看当今时代人口跨区域、跨国流动的方向,就可以知道,哪里的市场化水平高,人们就奔向哪里。

一些文化朋友出于怀旧,对这种趋势心下戚戚,很愿意人们守在家乡,远离铜臭弥漫的城市。其实呢,文化朋友去了传统乡村,难免是过客,并不会真正成为传统乡村关系中的一个节点;如果要他们过男耕女织的生活,十有八九不肯去;即使去了,也撑不了多久。

当然,穷人过穷,既不人道,又还是一个公共性问题,也是一个富人要面对的问题。所以,开明的富商不仅会愿意当好纳税人、支持政府帮助穷人,还会自己搞些慈善活动。对穷人最好的帮助,是让他们有就业机会,让他们的孩子享受社会平均水平的教育。对失去就业能力的穷人,也要资助他们过一种足以保障健康的生活。这一切,还要依赖于社会更富裕。

文/党国英

(本文作者介绍: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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