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高管大幅降薪是自毁长城吗?

“如果你问我应该给央企高管多少薪酬,与私企相同的职位相比,我会说可能应该打点折扣,比如降低30%,但降薪70%实在太多了。”国际人才专家费罗迪认为,胜任央企职位比在私营企业工作更难:“除了拥有在私企工作的所有管理技能,你还必须具备政治技巧和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

费罗迪是国际知名的人才专家,在顶级跨国猎头亿康先达公司(Egon Zehnder International)担任合伙人及资深顾问。  
费罗迪是国际知名的人才专家,在顶级跨国猎头亿康先达公司(Egon Zehnder International)担任合伙人及资深顾问。

“我不认为中国央企高管如此大幅降薪是一个明智的举动。央企在中国经济中地位如此之高,占据的市场份额如此之大,他们的高管有什么理由少拿薪水呢?”费罗迪(Claudio Fernandez Araoz)谈到中国央企高管大幅降薪时如是说。

费罗迪是国际知名的人才专家,在顶级跨国猎头亿康先达公司(Egon Zehnder International)担任合伙人及资深顾问。他深谙中国市场,曾与腾讯、华为等企业合作。每年费罗迪会在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人才管理的企业高管课程,对不同国家人才市场均有涉猎。

“一百年前,阿根廷也是全球人均年收入排名前十的国家,前途无量;但一个世纪过去了,阿根廷公共部门与私营企业的领导者们却并不称职,于是把整个国家带到了今天的窘境。”费罗迪表示:“新加坡与牙买加过去的发展对比就很能说明问题。”

1965年,新加坡与牙买加的国情基本一致:同为亚热带岛国,国土面积与人口相当,都刚从英殖民地解放,经济环境一样孱弱,连人均年收入也几乎相同。然而,50年之后的新加坡却成为了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人均年收入超过6万美元,排名全球第四;牙买加的情况与50年前相比则几乎没有变化,人均年收入只有7000美元,排名全球101位。

“新加坡不存在自然资源优势,他们的成功也与政治体制无关。”费罗迪认为:“新加坡的成功是因为他们不断吸引、培养、投资他们最优秀的人才,在公共和私营部门都是如此。”

新加坡独立后的首任总理李光耀曾对内阁官员表示:新加坡必须让一部分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进入政府工作。而衡量优秀的标准,不仅是学术成绩,还包括想象力、领导力、执行力、性格、动力。“新加坡政府为优秀学生设立奖学金,送他们去牛津、剑桥及美国一流名校深造,他们学成归来即进入公共部门工作。”费罗迪表示。

新加坡很快组建了一个精英政府,并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一开始,新加坡公共部门雇员的收入并不高,但当这些优秀人才做出一定成绩之后,政府便开始给他们大幅加薪。现在新加坡的优秀大学毕业生进入公共部门工作,所得薪水与进入麦肯锡或其他投行的薪水能够持平。”

即便与薪酬极高的企业高层相比也是如此——某些公共部门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可达到新加坡排名前50上市公司CEO薪酬中位数的70%。“当然了,这些人都十分优秀,工作也非常出色。”费罗迪说道。

对于中国央企高管的降薪潮,费罗迪认为,胜任央企职位比在私营企业工作更难:“除了拥有在私企工作的所有管理技能,你还必须具备政治技巧和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关键是,这些政治技巧和软技能在私企中也变得愈发重要。如果薪酬一直这么低,几年之后央企高管可能都走光了。”

“如果你问我应该给央企高管多少薪酬,与私企相同的职位相比,我会说可能应该打点折扣,比如降低30%,但降薪70%实在太多了。”费罗迪表示:“如果不得不对高管降薪,央企就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人才评估体系,让内部的高潜力年轻人升职,给他们学习的机会。虽然他们的薪酬变少了,但获得锻炼的机会变多了。短期内,这么做可以解决人才流失的问题;但央企们必须迅速行动,否则人才很快就会转投薪酬更高的私营企业。”

“再重申一遍我的观点,金钱不是最重要的人才激励手段,能够激励最优秀人才的是挑战和学习的机会。中国不缺乏这样的机会,但与此同时,人才也需要感受到自己是被公平对待的。”费罗迪笑着说:“这些会某种程度体现在薪酬上,如果人才感到自己被不公平对待,就很难留住他们。”

文/新浪财经纽约站记者、评论员 孙思远

(本文作者介绍:华尔街的媒体人,供职于新浪财经纽约站。互联网金融千人会(IFC1000)华尔街分会执行秘书长。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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