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做了个三峡暑期古诗文修学之旅的活动，忝为主持主讲人，有邀请嘉宾之责，于是我向他们推荐懂教育、能思考的范美忠兄。但朋友们也不是没有顾虑的，范美忠固然符合当嘉宾讲课的标准，博学求真，且名声不小，但似乎在家长当中有不少的负面影响。
于是前天我在自己的公共微信“冉氏艺文志”里重刊了2008年底所写的《我的朋友范美忠》，以作为何请范美忠讲课的开篇介绍。文章一发出来，就引起了微博、微信上关注我的朋友们的热议，赞同、反对、调和者都不少。甚至8月10日还引发了近来比较火的“澎湃新闻”对范美忠在六年后的一个专访——《时隔六年，范美忠的人生“跑”到了哪里？》。
当我正与一帮朋友，在一个微信群里讨论六年前“范跑跑事件”的主角范美忠时，忽然就在腾讯·大家上读到了女作家唐辛子《日本人喜欢欺负谁？》一文，看到了一种少有的与“范跑跑事件”相关的异域视角，颇有茅塞顿开之感。此文的大意是说，日本是个法治社会，日本人并不是一般意义的恃强凌弱，也不认可赢家通吃的原则，而是排斥那些异于自己行为和看法的人——作者列举了日本漫画家、作家弘兼宪史的“饭团志向”和日本农村传统惩罚制度的“村八分”来加以具体说明，说明日本重视合群而非特立独行的社会心理——并以在中国比较红的日本作家加藤嘉一几乎受到日媒和前辈的语言群殴来说明，像加藤嘉一这种人在日本被视作“不会阅读空气的家伙”。
我觉得这种对日本社会心理的观察，完全可以拿来解读“范跑跑事件”后范美忠在中国的遭遇。范美忠说了在不少中国人看来很出格的话，这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中国不做出头鸟的社会规训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社会心理基础，算得上是一个地道的“不会阅读空气的家伙”。中国千年来的孝道传统，使得人们一看范美忠说大地震来临时，连妈都不管自己要先逃跑，巴不得现身说法自己是“郭巨埋儿”一样的孝子，以便痛殴范之不孝。而在一些相对理智的人看来，如果说弃妈逃跑还算私德的话，那么没喊学生就逃跑了，实在是于职有亏，简直是个不合格的教师。于是许多人通过对范美忠的谩骂，完成了道德上的自我清污，在群体狂欢之中高大起来。更让不少人觉得火上浇油的是，范美忠事后的辩解，让无数的人更加不爽，视为狡辩，哪怕他后来有所歉意，仍然不依不饶。
范美忠的这些做法与说辞，不仅使不爱思考、习惯听信政治正确言辞者对其在语言上狂轰滥炸，而且由于范的言论与行为挑战了社会意识形态，从而使民间反对与批评的声音与官方形成了一种毋需费力的“合谋”，教育部们对范美忠的打压就是这种“合谋”的具体表现。几乎与此同时，王石让公司每个人在512大地震中只捐十元钱的倡议，也遭遇排山倒海的谩骂与讥讽。为什么人们一到灾难来临时，就显得特别不理智，肾上腺素分泌加速，道德大棒抡得特圆，下手也特狠呢？
一些批评者，就像灾后只会点蜡烛的人一样，只不过借批评范美忠以舒缓自己的道德焦虑罢了。倘若我们不从从众心理上分析为何那么多人跟风而没质量地批评范美忠，就会对人性的幽暗，没有深透的认知。中国大多数人自己处于道德洼地，常年曳尾于途，但一些人又尚存一点耻感，于是借范事件作为救命稻草，成功地在道德上自慰一把。在“我也是你们一伙的”的心理安全围栏里，以惩处一个人而尽情狂欢。前不久我刊发在《新周刊》上的《在中国脓疮上面抒情》一文，于此有透彻的分析。
那范跑跑事件应该如何思考呢？范美忠的职业伦理问题固然值得探讨（至少我还是认为老师不能先于学生逃跑），但你想过没有，他这一跑与有关部门倡导向赖宁学习这样的举动相比，哪一个对生命的漠视与伤害更大呢？
很多人在范美忠做出这件事后，就拿美国、日本教师要如何保护学生安全来作为批评的依据，我认为从抽象的角度上看，是没错的。这就像有些仅抽象地从公德、私德谈范跑跑事件的人一样，这些词句都可以从亚里斯多德“伦理学”特别是罗尔斯《正义论》里摘出来。的确，这种不看具体事件及发生环境时的抽象说辞，难以批驳。但正是这种不接地气的政治正确，再加上众口烁金与群情激昂的口水，与信息不对等，对当事人造成一种“官民合谋”的群体性高压与伤害。我做过一些询问和抽样调查，亲历灾难与否往往成为谈论范美忠事件的一个分水岭。这一点往往为论者所忽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政治正确往往是天然的答案，选择它是风险最低而收益最高的事。同时没有身历大灾难的人，往往很难体察受难幸存者的微妙心境，以及对彼时处境的切身体会。
不是说教师的职业伦理不需要讨论，不是说未成人保护法不应该贯彻，而是说为什么媒体也好，批评者也好，都不讨论如下话题：为何“范跑跑”事件后，教育部门才于2008年6月26日匆忙公布修改后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首次明确列入“保护学生安全”。教育部门彼时的机窍与失职在哪里，难道明眼人一看就不明白吗？
更加值得深长思之的是，《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出来后，有人做过调查，老师对此反感反对的不少。这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呢？也没有人真正地思考。一来老师自然觉得自己所得全是画饼充饥的道德紧箍咒——“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以至于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等——而没得到相应的金钱上的补偿和人格上的尊重；二来教师与学生一样根本没有受过安全教育，更不用说常规性的安全训练，你让老师在紧急情况下如何得体地处置突发情况？仅仅是让老师去牺牲去卖命，就能保护孩子的生命安全了吗？仅仅颁布一个类似于精神原子弹的职业道德规范，没有真正的可操作性，就能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实际难题吗？三是教育部门像许多官方机构一样，自身的公信力持续下降，又何谈其能号令而行之有效呢？我想这才是老师们对此类“命令”深感厌恶的原因。
国外的学校安全教育，从学校安全环境的创设，到对安全教育实施者教师的训练，再到安全教育的受益者及传递者——也是未来公民和父母之学生的安全教育，再到曾经受过安全教育的家长，以及全社会的监督与支持，还有各方面立法的保障，使得安全教育成为了一种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全民教育。不特如此，美国由于爆发了像911那样的恐怖袭击，对人的身心安全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于是在学校教育中除了重视身体安全教育外，还特别重视情感安全教育，给孩子以拥抱、微笑、安慰，以减少灾难给学生带来的心灵创伤。至于交通安全等方面的教育，不少国家甚至是从幼儿园就开始着手，其安全意识的教育可谓深入包括学生在内的全民之心。
除却谩骂、暴力语言群殴、人身攻击外，绝大多数的批评都忘记了批评范美忠的目的是什么。因为许多批评者只不过是在发泄自己的情绪，还有就是奉送毫无用处、自以为是、充满虚伪的道德精神原子弹。我当然不能说所有不以解决学校安全教育为目的的，对范美忠逃跑事件的批评都是耍流氓，但我们是否想过范美忠为何要逃跑呢？如果你的房子足够坚固，让所有人都觉得那是安全之地，范美忠为何要跑呢？如果你对范美忠等所有老师进行过真正的安全教育，而学生的安全教育也同步实施，大家都训练有素，那么范美忠为何要跑呢？可惜这不是那些对范美忠吐尽唾沫者所乐于思考的。
六年过去了，那些只批评范美忠逃跑的人，可曾想过现在的学校是否比过去坚固一些，老师是否得到切实的安全训练，学生是否得到切实的安全教育？这可能不是那些徒逞口舌之快的人，所乐意去了解的。如今我们也有些学校安全教育法规，以及相关的安全教育教材的编写乃至教学，但离真正具体的安全实践和深入学生的安全教育还有多远？
如果你批评范美忠的目的，是为了让学校安全环境特别是建筑质量得到改善，并在安全教育上起而行之——应该有NGO组织参与对老师与学生的安全教育训练——那么我认为你批评范美忠就不是徒逞口舌之快，也非搭毫不费力的道德便车，搞虚伪的道德表演，否则真的很难逃脱这样的指责。
2014年8月9日至11日于成都
（注：本文发表时略有删节）
作者：冉云飞，作家，任职于《四川文学》，著有《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