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驳“唱衰中国论”,我是“客观派”

很多人说我是“乐观派”,我更觉得我是“客观派”。我认为中国有潜力在2008年以后的20年里维持年均8%的增长速度,但只是“有潜力”,将潜力转化为发展实力,则必须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

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当时我们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指标,1978年的时候,我们只有155美元。世界上最贫穷的大陆是非洲,但当时非洲大陆这50几个国家的人均GDP数是491美元,所以我们比当时最贫穷的非洲国家的平均数的三分之一还低,但在过去这35年里,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达到9.8%, 这么高速的增长,持续这么长时间,可以说是人类经济史上独一无二的。在2013年,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800美元,比现在非洲国家的人均GDP的4倍还多。

有人觉得我们经济高速增长已经35年了,其他经济体在维持20年左右的高增长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降到7%以下,那是不是我们现在经济增长潜力也已经到了7%以下?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知道到经济高速增长的本质是什么。经济高速增长的本质是后发优势,让你能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比发达国家以更低的成本、更小的风险,来取得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可以高速增长的原因。

如果要看中国未来还有多少高速增长的潜力,不在于过去高速增长已经持续多长时间,而应该看我们与发达国家产业技术的差距还有多大。怎么去衡量一个国家跟发达国家产业技术的差距?我认为人均收入水平是一个很好的衡量指标。因为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实际上代表的是这个国家平均劳动生产力水平,平均劳动生产力水平反映的是这个国家的平均技术和产业水平。

2008年,我们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这相当于1951年时日本跟美国的对比,1967年时新加坡跟美国的对比,1975年时台湾跟美国的对比,1977年时韩国跟美国的对比。日本从1951年到1971年,维持20年平均每年9.2%的经济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开始,20年来平均每年经济增长8.6%;而台湾是8.3%,韩国是7.6%。这几个经济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懂得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增长,从而实现了20年来从7.6%到9.2%的经济增长率。他们利用这个后发优势可以实现如此增长,对我们来讲,他们的实现就代表我们的潜力。

根据对这些历史经济数据的比较,以及对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原因的分析,我认为,从2008年开始,我们应该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但有潜力不代表就一定能实现,要挖掘这一增长潜力,我们必须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必须真正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政策,如果能这样的话,我们有8%的潜力,实现7.5%左右的增长率是有可能的。

中国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持续17个季度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2014年1季度的增长率仅有7.4%,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从没有过的事情。对此,有国外机构趁机唱衰中国,国内也有人将其归结为国内的体制机制和增长模式所致。但是,像新加坡、韩国等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他们同样也是在2010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并且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自己的体制机制确实存在问题,但是造成中国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还是外部因素,也就是世界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

面对疲软的外部需求,中国经济要想增长更多还要依靠内需,也就是投资和消费。有人认为中国过去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要转变为依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是很危险的。消费固然很重要,但是要保证消费不断增长,其前提是收入需要不断增长,而收入不断增长则需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这需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同时也需要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以降低交易费用。但是,无论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还是基础设施完善都要依靠投资。如果仅仅是扩大消费而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提高、交易费用不降低,那只能靠储蓄维持一段时间,储蓄用完了只能靠借债,等到出现过度负债、需要还债的时候,危机就会来临。所以,我认为只有有效的投资为前提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

我认为,一个比较好的经济体系应该是“有效的市场”加“有为的政府”,二者缺一不可。

经济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才具有竞争力。这就要求有准确的价格信号来反映各种要素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这样企业就会利用价格比较便宜的要素来替代比较贵的要素,使得企业发展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在开放的市场中具有竞争优势。这种准确的价格信号只能在竞争的市场中才能获得,因此,必须要有“有效的市场”。

但是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是静态的资源配置,今年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明年未必还是。而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产业升级,都需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面临比后来者更多的风险,这是个尝试错误的过程,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许多企业就会有观望心态,不愿意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此政府必须为企业的试错提供激励。另外,创新和升级需要相应的人力资本的培养、金融制度安排和基础设施的改善,这都不是单个企业能够内化完成的,必须由“有为的政府”来协调不同企业家来同时做改进,或由政府来提供。

很多人说我是“乐观派”,我更觉得我是“客观派”。我认为中国有潜力在2008年以后的20年里维持年均8%的增长速度,但只是“有潜力”,将潜力转化为发展实力,则必须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我不仅强调政府的作用,我也强调市场的作用。

作者: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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