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政治失败是根本原因

纪念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

  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政治破产具有灾难性后果。这种后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晚清的政治失败,在世界近代史上也算是一朵奇葩。一个王朝的政治失败,对于王公贵族们来说,最糟糕的结局就是政权更替,他们至少可以做到衣食无忧;带给整个民族的,却是长达数十年的深重苦难,国运溃败,连起码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胁。

随着历史的演进,中日甲午战争对东亚乃至世界的深远影响逐渐显露。这是一场双方国运之争,也是双方现代化进程的高考。战败后的中国,洋务运动彻底失败,王朝自我救赎的努力就此中断,自上而下的变革已不可能,走上了彻底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战胜后的日本,挟战胜之威,借巨额赔款之力,渐次完成国家宪政改革,臣民化为国民,脱亚入欧,获世界强国俱乐部门票,从此成为世界“一等公民”。与赌博成功相伴的,军国主义在日本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并最终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至今,军国主义的幽灵依然在影响着中日关系。

在这一场国运之争中,满清王朝表现出的失败,从战略到战术,从战场到外交,从国民认知到作战意志,从决策体系到执行层面,无不体现出与对手巨大的差距,对手的成功恰好反衬出满清的失败。这失败,从双方实力的表面统计数据上看,本不应该有如此巨大的反差,甚至出乎所有观察家的预测,然而还是败了。这失败,根源就是政治的失败。从价值观到操作层面的全面失败。

应该说,1894年之前的2-30年,是满清实行变革最好的时机。1894年,中国依然有着排名世界第一的GDP;左宗棠的湘军已平定西北,逼迫沙俄不敢越雷池一步;中法战争虽然海战失利,却在越南战场战胜法国;以北洋海军建设为代表的洋务运动达到高潮,一度被称为世界第八、亚洲第一舰队,并远赴日本进行威慑性访问。然而,政治上的颟顸意味着彻底的政治失败,最终毁掉了这一切有利的条件。

在中枢,当日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完成中央权力的大一统,并以此为前提,形成了完整的大陆政策观念,以及完整的对于中国的战略战术规划。在这时候,满清的中央权力依然处于分崩离析之中。若隐若现的西太后并不完全满足于“颐和园换权力”的王朝式交权,志大才疏的光绪帝急于完整掌握权力,两个权力中心之间形成了紧张的博弈关系。文官系统里,满汉大臣的权力转移,封疆大吏逐渐掌握地方权力,自命清流的言官代表各自集团相互攻击,正处于狗咬狗一嘴毛的激烈之中。

这种中枢政治的混乱,自然而然使得决策层,看不到中日之争的重大战略意义,而对手则对此了然于胸,并做了几十年的精心准备。我们翻阅历史,这种政治上的巨大差距导致了最终战场上的失败,甚至到了中央与地方各自为政的局面,连一个像样的指挥部都没有。海战由李鸿章的北洋海军独立支撑,南洋舰队连打个酱油都算不上;陆战则由各地方武装自行指挥,组织之混乱,可见一斑。如何能面对战略战术明确,赌上全部国运的对手?

这种中枢的混乱也影响到官员队伍,价值观混乱,以私人欲望为追求,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甚至连王朝的观念都没有,有的只是上下级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派系门阀争斗。牙山之败后的叶志超,居然被委任为平壤总指挥,而后狂奔500公里,可谓一溃千里。就这么个人,还反复重用。即使是在甲午海战中表现英勇的北洋舰队官兵,也存在大量贪墨公帑,吃空饷,纪律松弛,甚至发生了海军提督丁汝昌和“济远”管带方伯谦竞争一妓的丑闻。更有甚者,定远、镇远两艘巨舰威慑性访问日本期间,驻日使馆竟然安排两舰将领集体嫖娼。这样的军队,哪怕在战场上表现再英勇,也不能挽回起点的差距。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我们纪念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是要以古为鉴,绝不重走失败的老路。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清明,是整个国家民族最大的制度优势;政治失败,带来的不仅是战争的失败,还有随之而来的全社会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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