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市长、大同市前市长耿彦波:超级工程师

在其所在、所建造和所控制的城市,这是一位马克斯·韦伯所言之克里斯玛(Charisma)型人物:魅力非凡,能引起大众热诚的效忠和强烈的感情。

Who is it  大同市前市长,现任太原市市长

Who is it  大同市前市长,现任太原市市长

【文|舒泰峰 来源:2013年3月号《人物》】

2013年2月17日,正月初八,山西省大同市朔风凛冽,气温低至零下10多度。按当地民俗,这一天是游八仙的日子,人们会逛庙会和集市,求祛百病。不过游八仙不再是当日主题。早晨8点半,市民们已经聚集在10天前调任太原的市长耿彦波主持修复的东城墙下的和阳门广场,随后进入耿主持拓宽的御河西路,打出耿的大幅彩色头像和五星红旗,走向市政府方向。“耿彦波,回来!”有人领头喊口号,后面的人应声相随。“好市长,回来!”其间有人号召“给耿市长拜个年”,有几十位市民下跪。

从初三开始大同市民每日如此集会,已持续6天。多次参与集会的市民说,初三发起“万人签名”活动挽留市长,人数多达三五千。2月17日《人物》特约记者想和一位带头喊口号的男子聊聊,被他以“嗓子喊哑了”为由拒绝。但一时间,周边数十位市民主动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表达对耿彦波的看法,并请求记者帮他们把市长“请回来”。

得到一座城市

2008年2月,耿彦波履新大同。耿彦波早就谙熟大同的辉煌历史:北魏都城、辽金两代陪都、明清军事重镇的地位给大同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胡服骑射、白登之围、昭君出塞、土木堡之变等典故和故事均发源于此。城旁更有一座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为其煌煌明珠。

耿彦波赴任之初则是面对另一种历史包袱:大同,遭遇了“失去的20年”。随着最优质的侏罗纪煤接近枯竭,大同百业凋敝。当地人形容大同城市形象:“污水基本靠蒸发,垃圾基本靠风刮,游商基本没人抓,市容基本无人夸。”“来到大同府,一天四两土。”

耿彦波还清晰记得刚开始那几天触目惊心的调研印象:到达大同的第二天,市政府宣布对他的任命。3天后是春节,过了除夕耿彦波又上街。这座城市还很少有人认识他,他到处走,走遍了大街小巷。看完城区又去了数里之外的云冈石窟,他看到弥漫的烟尘,拥挤的道路,污染的河流,看到石窟大佛之上蒙满的煤尘。

“大同城区常住人口60万,其中16万户居住在低矮破旧、潮湿的平房杂院里,冬天最多时100多人排队上旱厕。”大同市建委一位负责人对《人物》记者讲述耿彦波初来时的状况。

当时由于家家户户靠烧煤取暖,大同空气严重污染。下水系统落后,导致一旦下雨,满城污水横流。法国一位专家去云冈石窟时路过大同,评价大同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城市”。

当地另一句自嘲是:“沾了煤的光,倒了煤的霉。”曾经号称“中华煤都”的大同受制于国家长期未放开煤炭价格,一直以计划经济的价格输出煤炭,并未因此富裕起来,反而在持续后退。1990年代后期,煤炭价格放开,“小煤窑大量冒出来,肥了一批煤老板,政府和老百姓并没有得到多少收益”。大同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侯同生说,这就是耿彦波主政大同时面临的城市建设和资源城市转型的双重困局。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大同人林晓惠说,大同的父母都会告诫自己的孩子要远离家乡,“因为这座城市看不到希望”。

但城市困局也给了耿彦波一个舞台,一个大破大立的机会。耿彦波曾对《人物》记者说:“只要在这个舞台上我就拼了命地干,我当县长就要当最好的县长,当市长就要当最好的市长。”

构想一座城市

过去5年,大同人也是将信将疑地看着这个异类市长推进他的疯狂构想。他渴望实现当年梁思成未完成的理想:按照当年梁思成对于北京“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思想整体改造大同,恢复一座古城,建设一座新城—以御河为界,西边是旧城,东边是新城,旧的复旧,新的更新,是为“一轴双城”。

按照这个规划,3.28平方公里的旧城区将全部恢复为明代古城的格局,完整重现其历史风貌和文化魅力。耿彦波对文物情有独钟,在灵石县当县长时他修缮开发了王家大院,在榆次县当书记时又修复了常家庄园,后来两地被并称为“晋中双宝”。

来大同之初,耿彦波登上明代大将徐达修建的城墙,发现虽然只剩下土墙,但70%左右的遗址还保留着。这让他找到了复建古城的灵感。

他认为大同无法再延续“一煤独大”的路子,必须寻求转型,而依托古城发展文化旅游是出路之一。大同有发展旅游的底子,但是上述文物都只是原貌的局部,且淹没在一群现代建筑之间。“外国的建筑以单体的雄伟取胜,中国古建筑靠群体取胜,靠无限的视觉空间来体现传统的美。故宫如果就留下个太和殿还叫故宫吗?”基于这个认识,耿彦波决定整体复建古城。

这也暗合了学文出身的耿彦波的价值观。2009年,耿彦波刚被称为“造城市长”时就曾对《人物》记者阐述他的理念:“我们从‘五四’开始,就认为中国文化有劣根性,打倒孔家店;解放后批判《红楼梦》、《水浒传》,拆城墙,破四旧,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大规模推倒重来,建设性破坏。至今我们很多人没有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不少地方把文化遗产当作负担,道路这么窄,就把旧的拆了弄宽点;平房那么多,拆了建高楼。这是我们过去的一个基本思维模式。”

“耿市长这一届下来,古城的历史风貌已经基本按照预期出现在眼前。”4年后再次回访,大同市文物局一位负责人这样评价耿彦波的执行力。

耿彦波还营建了大云冈景区,将云冈石窟前的村庄搬迁,努力复原为郦道元《水经注》里对云冈石窟的描写“山堂水殿,烟寺相望”。

“神经病”

耿彦波很快将大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小区旁边的马路一条条拓宽加厚,严格区分机动车道、自行车道和人行车道,又增加了盲道;马路两旁种下丁香、榆叶梅、五角枫等名贵树种,换上了崭新的宫灯;原来环卫工人用大扫帚扫大街,暴土扬尘,现在配套了清洁车。

有市民评价,过去一条马路修两年,耿彦波一年修20条马路。并且,耿彦波修的路大不一样。“以前的路是头一年修好了来年就得重修,叫‘拉链马路’。现在的路,你看那质量,没的说!”一位出租车司机说。

5年间,大同总共修建了400多公里的道路和桥梁,超过了从大同到北京的距离。以前种树难活,耿彦波能种活。他的办法是:公开招标,种树款不一次给足,3年后树真正活了才结清。

“改革开放30年,不如老耿干3年”,大同人将这概括为“耿彦波速度”。

大同街边的清洁工和小摊主,经常是这个城市一天中最早见到市长的人——耿彦波每天早上五六点出门,在路边摊买下烧饼,边走边吃,步行至工地检察工程。他带着各部门几十号人走在街头,成为大同一景。他走路很快,随从不得不紧紧跟随,到了一个地方,随从会累得坐倒一片。深夜1点,还有人看到他在工地上,煮方便面充饥。大同人说:“见市长比见局长容易。”

由于总在工地,他脚上的那双皮鞋总是蒙着厚厚的尘土,一位市民说:“他的那双鞋可比我的脏多了!”但他并非完全不考虑干部的形象和体面。他在车上备一身西服,工地里出来在车里一换,就赴省城或北京开会。2012年在中央党校学习4个月期间,他每周末都赶回大同工作。

在大同人的记忆里,耿彦波常常在马路或工地现场办公。《人物》记者曾目睹,有市民拉着他的手,带他去看两栋楼之间的卫生死角。耿彦波当朝拍板:“这地方改做绿化。”

但对于市政府的官员来说,耿彦波不是好相处的,挨他骂是家常便饭。有些官员评价他“严厉”、“武断”、“独裁”、“无法共事”。“他会把一点小事情也上升到很高的高度,把人说得心惊肉跳。一个水管坏了,他说要是污水跑出去了,结冰了,人和车翻了怎么办?”

他甚至还会动手——一次有市民反映安置房存在质量问题,盛怒之下,他把工头按住,抓起一把沙子水泥塞入领口:“你良心坏了,老百姓的保命房都敢偷工减料。”

他亲自检查工程中一个放不平的井盖,发现问题当场返工并罚款。不少工头遭到他训斥:“这一次罚你20万,记住,给你个教训,如果第二次这样,罚款50万。”“记住,在大同如果偷工减料,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叫你血本无归。”

即使是耿彦波最激烈的批评者,也会承认其异于常人的精力和执着,并称其为“耿疯子”。长年以来,他平均每天睡眠不足5个小时,步行考察工程有时长达二三十公里。因为体力透支,5年来至少3次昏倒在现场。

妻子担心他的身体,对他身边的官员说,你们谁有本事让他一个月休息两天,“我感恩戴德”。《人物》记者问她如何评价自己的丈夫,她没及开口,眼眶已红,指着耿哽咽说“神经病”,“神经病”。

在熟悉他的人看来,耿彦波是一个富有人格魅力的全能型人物:能凭手感摸出沙子和水泥的比例是否得当;亲自提笔起草政府工作报告,作长篇脱稿演讲;吃饭时从上桌到离席所谈不离工作、不离项目;疾风暴雨般的工作作风之下又有细腻的文采风流,撰联作赋有古风。

遭遇文物部门的阻击并逃脱

大同复建古城在文物和建筑学界充满争议。一方面,他于2011年获得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评选的第四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该奖项第一次颁给一个官员。另一方面,一些学者批评他造假古董:“这种做法虽未直接破坏文物,好像还在恢复传统风貌或历史景象,但这样的规划建设往往会误导大众,混淆历史视听,不会带来真正的城市文化复兴。”

“耿疯子”为了加快推进工程违反了国家相关部门的审批程序,这在官场中,不啻于是拿自己的“乌纱帽”冒险。2009年8月21日,“云冈石窟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工程”,被国家文物局紧急叫停。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北京约见了耿彦波,召开调查处理专题会议,确认该工程违法。国家文物局调查组认为,人工湖、仿古商业一条街、窟前道路和广场等项目均在云冈石窟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未依法履行审批程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属于违法建设工程。

他事后承认其中有错误,但更多的是为自己辩解:“如果先报批,批来批去,恐怕几年下来还开不了工。就像我们旁边朔州的应县木塔,眼看越来越倾斜,但论证了10年就是没定下保护方案。”

“文物局的领导很强硬地说,要是工程不停就摘掉云冈石窟‘世界遗产’的牌子。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因为在我作为大同市长的时候把这个丢掉了这就严重了,这个责任太大了。当时我跟他们开玩笑说,这个工程不能停,要停了我就从这楼跳下去。”

“我一路遇到很多风波,有人说,看,这下可栽了吧。很多规划都是我定的,包括云冈石窟,都是按我的意见定的,我完全承担责任。”耿彦波说。

传言开始在大同城风起。有人说,云冈石窟可能被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组织除名;有人说在建的工程可能被全部拆除;还有人说,市长也许会被贬或调任。

大同的民众听到消息,自发聚集在市中心广场,发起万人签名声援耿彦波的行动。

参加签名的,从白领到出租车司机、下岗职工,各色人等都有。这是大同市民第一次组织对耿彦波的集体签名请愿。那个时候,大多数大同人已经开始接受耿彦波,并选择支持他们的市长。其后,耿彦波“多番陈情”获得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的理解,涉险过关,签名活动才告一段落。

对于大同市民来说,争议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大同退休工程师范培德说:“耿市长不但让城市变漂亮了,还唤醒了大同人的文化自觉和自豪感。”一位民警也表示附和,以前根本不敢主动邀请外地朋友去大同旅游,怕丢面子,“现在可以大胆邀请朋友,因为有东西可以炫耀一下了”。

2013年春节,复古的城墙第一次举办了灯展,在零下十几度的夜晚,仍有不少市民登上城墙,东城墙上,南城墙下,观灯,拍照。冷风中,有人夸赞起耿彦波的政绩:“以前过年哪有什么地方可逛啊。”

铁腕筹款

耿彦波给大同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带来阵痛。他因此在一部分人中受到狂热追捧,同时不见容于另一部分人。

大多数大同官员都会惊讶于他的不近人情,他们从未见过一个官员如此敢于突破官场的种种规则。耿彦波曾表示,大同城建预计耗资500亿元。为了造城,耿将大同所有可用的财力都集于自己手中,他宣布每年财政拨给各单位的经费平均缩减20%,而且5年不给公务员涨工资。接到上面涨薪的通知,他扔到一边,“谁也不要跟我提涨工资的事情”。他还将各单位的“小金库”收缴,直接触动各部门的利益。以公安局收缴的罚款为例,以前会返还一部分,现在全部上交,一分钱不留。

他将集中的财力全部投入城建,并亲自上阵砍价。大同要购买400辆公交车,厂商开出最优惠的价格也在四五十万元一辆。耿彦波对经理说,大同需要你们支持一下,能不能35万一辆,厂商没见过亲自砍价的市长,最后竟然成交。央视某栏目做一集宣传片要价80万,他亲自找关系砍到了60万。“想在耿市长那里挣点钱太难了。”一位大企业负责人说。

更大的争议体现在拆迁上。大同改造涉及数量庞大的房屋拆迁,5年间已经动迁4万余户。拆迁改善了平房住户的居住条件,但由于采用拆一平方米还一平方米的安置方案,并且不给装修补偿,一些困难家庭也因拆迁更致贫困。采访中亦有房屋条件较好或刚装修的家庭对耿彦波大拆大建的做法不满,斥其“急功近利,好大喜功”。

白幼莲一家于2010年被拆迁,拆迁的前一夜,政府提供了一套过渡房让她搬家。搬家到一半时,工人说太晚了,明早再搬。等第二天早上白幼莲回去时,发现后墙出现一个大洞,家里被偷窃一空,当场晕厥。老伴将她送到别的地方安顿下来,再回去看时,房子已经被夷为平地。两年多来,她一直为此申诉,要求政府多给些补偿,并三次找到耿彦波。政府分两次给了她两万元补偿,但仍不足以弥补损失。面对《人物》记者,刚过70岁,已一头白发的白幼莲说出了一个连女儿都不知道的秘密,在失窃的物品中有她收藏的两张“文革”时期“祖国江山一片红”的邮票,“一大一小两张,大的前几年就值十几万,现在不知道又涨了多少。”

由于一直没有钱置换房子,白家两年多来一直住在政府免费提供的一套毛坯房里,地面铺着硬纸板,厕所也没有安装门。还有一部分市民租住在城中村,政府每个月给几百块租房补贴,居住条件艰苦。

耿彦波对拆迁的要求极严,要求凡是列入规划拆迁范围的,必须拆迁,称这是原则性。在坚持原则性的前提下,不搞“一刀切”,但要“切一刀”。耿因此获得了“耿拆拆”、“耿指倒”的绰号。

由于拆迁得罪人,曾有传言,开发商要联合起来出钱买耿彦波一条腿。他说:“我没害过人,有什么好怕的?”倒是对拆迁户,他必须拿出恩威并施的办法。早期的西大街拆迁是典型案例。在多次沟通无效后,政府实行了强拆,当时动用武警封锁现场,拆迁人员破门而入,把人抬出来,一辆车一个人,拉了就走。耿彦波则在旁边的云冈建国酒店楼上看着拆迁的全过程。“但是他也妥协,车子绕一圈之后都开到了酒店,市长亲自向拆迁户解释,请求配合。拆迁户仍然不答应,耿彦波就一个个问有什么困难,然后给予一定的补偿。”一位亲历者说,“他是要通过这件事情告诉大家,拆迁是动真格的。”

官员和政府部门的房子他也照拆不误,规划局和国土局的违章建筑一律拆除,还有一次拆迁项目涉及某位副市长,遭遇抵制,后来同样夷为平地。

耿彦波将“拆迁风险”列为大同城建三大风险之首(另外两大风险是资金风险和建筑风险),强调以“公平公正”、“惠民政策最大化”减少拆迁中遇到的阻力。他曾引用一首农谚勉励自己要任劳任怨:“做天难做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行人望晴农望雨,采桑娘子望阴天。”

耿彦波拿季节变化激励自己坚持就有希望:“我觉得城市建设是春天挨骂,夏天就好一点,秋天就有收获。但是你能不能熬过春天和夏天呢?你不能光等着秋天收获,有因有果啊。”

还有最后一个敌人:任期

“我觉得,我一生的价值在于事功。”这样的表述让人很容易想起耿彦波曾经熟读也一心效仿的古代政治家,从孔子到王阳明、曾国藩,“他们做到了‘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虽久不废。”这位中文系出身的市长自称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年轻时能够背诵整本《论语》,“目前,文化方面的书籍我还在大量地看”。

他内心中有着强烈的士大夫情结,并对仕途有着清醒的自知。4年来,在与《人物》记者的多次长谈中,他几次谈到,作为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能官至市长、厅局级,已经没有什么好不满意的了。

55岁的耿彦波离退休年龄也只有一届任期的时间,仕途上已很难有什么追求,他更渴望造福一方,倾尽全力将大同打造成一个城建经典。

耿彦波私下是个斯文内敛的人,平时说话声音都小,有时候身边的官员得凑到他身边去听。但一到工作场合他常常一下子火爆起来。他说,搞城建搞得自己性格都变了,“就跟带兵打仗一样,说骂就得骂,由不得你。我为什么爱看《亮剑》,他那种精神,逃走了就枪毙了你,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全军覆没,那是生与死的关系,没有那么多选择,哪有那么多思想工作可以做。城建也一样,工程你不弄好,不打不骂就不过关”。

“我从来不做甩手长官,那是聪明人玩的游戏。”不干事的干部,不管级别多高,他撇在一边。有人提醒他注意平衡,他说,注意平衡就干不了事。他为官员们定下几条规矩:事不过夜,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激进的行事风格自然会激起地方官民两界的反弹,早先在榆次任职时,他便收到过威胁信、子弹和花圈,但最终多数老百姓说他是好官。

利益受到触犯的官员群体自然不会接纳他,早期耿彦波经常对底下干部训话“谁干得不好就撤职”,官场私下对他的指摘并不少见。“加上市长并没有用人权,干得不好也免不了人家,他很无奈,说白了他手里没几个人,能替他独当一面的屈指可数。所以他不得不这么累。”一位当地政界人士说。

但5年来,耿又确实带动了一批真正想干事的干部跟他玩命干。一些当地官员在《人物》记者面前并不讳言对耿彦波的崇拜。“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耿身边的一位官员说耿彦波不好迎来送往,更厌恶官场的潜规则,不会用利益来收买人心,更不允许手下的官员用那些潜规则来讨好他。

“跟着他不是当官而是受罪受苦,但是心甘情愿。”“耿身边一位大同官员说,“他是为工作骂你,不是为没给他送礼、没给吃骂你。”

“从骂声中我总结了人生的很多东西。你不要想着一干好事大家都说你好,一说不好不敢干了。很多干部过不了这个关—我替你们干好事,你凭什么骂我,想不通,就不干了。”耿彦波说自己宁愿受一时骂争千秋名:“作为一个官员,你不干事,你走了以后呢?老百姓骂你懒官、庸官,甚至贪官,那就得挨千秋骂。逃得了一时骂,逃不了千秋骂。”

能否留下“事功”,才是他真正在乎的。此前,他担任榆次市委书记和太原市副市长时,其构建的城市规划都在未完成时便被调离,不少工程烂尾。5年前,他在调任大同前向省委请命:“希望能让我在大同起码干满一届。”

一届5年,对于城市改造来说,太短。耿彦波在与时间赛跑,他的紧迫感尽人皆知。他说:“只要我身体行,只要身体的底线允许,我就向极限冲刺。”“我没有时间等待,所以拆迁不可以等待。”

外界最为关心的正是,耿彦波调离后,继任者是否会继续完成他的古城改造计划。2009年,他对《人物》记者说:“后任一般都不愿意在前任的阴影下生活”,因此“这几年冲过去也就过去了,冲不过去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市民感恩戴德

2月7日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耿彦波要调离大同。不久前,他的妻子刚从太原挂职大同国税局。2月3日,《大同日报》刊登了一则干部考察公示,称确定耿彦波为市委书记人选考察对象。一位调令下发后曾和耿彦波长谈的朋友告诉《人物》记者,耿彦波本人也是在2月6日才知悉省委决定,第二日便被要求到位。

翌日中午,大同官员在耿彦波经常开会的云冈建国酒店前举行了简单的送别,耿彦波没有说什么,但流下了眼泪。泪别的照片随后被传到了百度“爱我大同吧”和“大同吧”里。

“大同成就耿彦波,彦波造就新大同。”这是春节期间大同市民集会时请愿者喊出的一句口号。这个城市寄托了耿彦波的城建梦想。但他没有时间来完成了。

外界质疑大同这几年经济没有发展,大同市民范培德回应说:“家有梧桐树,不愁凤凰来。现在梧桐树已经有了,凤凰也正在来,但耿市长却突然走了。”这一两年,已有两个双千亿的项目在大同落地,效益留在了未来。另一项积极的变化是,5年间,大同环境的全国排名上升了81位。还在2009年的时候,大同坊间就流传一种担忧,“一是担忧耿市长累垮了,二是担忧耿市长被突然调走了”。

大同改造未竟,非耿所愿,亦非大同人所愿。耿彦波力挽城市颓势的努力,以及其白加黑、5+2的工作方式,让人们从排斥他到亲近他。“5年前,我的大同朋友说起他总是代之以不屑的‘耿拆拆’,5年后,在朋友口中,‘耿拆拆’已变成了‘老耿’。”一位山西人撰文纪念耿彦波时写道。

除了感情上难以接受耿离开外,还有现实因素的考量:大同改造计划规模宏大,牵涉甚广,居民安置、工程款支付、资金后续等大量问题亟待解决。人们担心城建前功尽弃,债务无法偿还。

“耿彦波离任时欠债百亿”的新闻被广泛传播。2013年元旦时,大同政界一位接近耿彦波的人士向《人物》记者透露,大同贷款约110亿,还债并无压力。耿彦波此前已在豫东新区储备了3万亩地,道路和绿化都已做好,一亩地拍卖至少为200万,3万亩就是600亿,“这是经过国务院批准的”。

面对连日不散的民众聚集,大同新任代市长承诺“新官理旧账”,保证已经开工的工程继续推行,但大同人并未彻底放心。“已经开工的有了保障,但是那些规划中还没有开工的复建项目还干不干?”一位市民说。

与集体请愿的大同人也知道耿彦波去太原属于重用,但是他们仍然不解:“为什么不就地重用,把他提拔成大同市委书记,让他把工程干完?”一位市民说:“这个年过得糟心。”

还住在毛坯房的白幼莲则顾不上政治,她生怕耿彦波一走拆迁户安置政策有变,紧急向亲戚朋友借了13万,又贷了5万高利贷,选了两套安置房。

在官方的劝说和告诫下,市民们的请愿渐渐偃旗息鼓,还在坚持的市民很可能只能起到反作用。耿彦波曾告诉《人物》记者一段经历,他有一次回到榆次,“老百姓打横幅欢迎我,以后没敢再回去,怕继任者工作不好做”。

2月3日,为了让耿彦波有一双看上去干净的新鞋,惠民西城小区的居民,每人出一块钱,给耿彦波买了一双皮鞋和一双鞋垫。坊间将市长的调离归结到这件事上,“送鞋是让人走,不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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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彦波,男,汉族,1958年11月生,山西和顺人,1976年8月参加工作,198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任山西省太原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耿彦波

1976.08—1978.08,和顺县委通讯组干事
1978.08—1981.08,晋中地区团委干事
1981.08—1983.07,晋中地区对台办干事
1983.07—1985.07,山西大学中文系(专科)学习
1985.07—1987.06,晋中地委办公室干事
1987.06—1990.02,晋中地委办公室副科长
1990.02—1991.11,晋中地委办公室信息科科长
1991.11—1993.04,晋中地委办公室副主任
1993.04—1995.03,灵石县委副书记
1995.03—2000.03,灵石县委副书记、县长(其间:1994.08-1996.12,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涉外经济专业学习;1996.10-1998.07,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课程班学习)
2000.03—2000.05,榆次市委书记
2000.05—2003.06,晋中市榆次区委书记
2003.06—2004.02,晋中市委常委、榆次区委书记
2004.02—2006.06,山西省政府副秘书长兼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
2006.06—2008.02,太原市委常委、副市长
2008.02—2008.07,大同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2008.07—2013.02,大同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2006.10-2008.09,长江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学习;2012.09-2013.01,中央党校第33期中青班学习)
2013.02—2013.04,太原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2013.04—,太原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十一届山西省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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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sponses

  1. 耿彦波十问说道:

    耿公十问:

    第一问,是挨一时骂还是挨千秋骂?—“宁挨一时骂,不挨千秋骂。”“作为一个官员,你不干事,你走了以后呢?老百姓骂你懒官、庸官,甚至贪官,那就得挨千秋骂。逃得了一时骂,逃不了千秋骂。”“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大家永远说好,平平静静的,你肯定当不好这个领导,好领导都是在骂声中,由骂到不骂的过程。”“作为一个政策制定者,只能坚持大多数原则,人有各种各样的,有善良的,不善良的,有好人,有不太好的人,有讲道理的,有不那么讲道理的,所以不可能百分百拥护你。让大多数人满意就抓住了执政的基本核心问题,当然目标是让大家都满意。”“我觉得城市建设是春天挨骂,夏天就好一点,秋天就有收获。”“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历史会证明我今天做的是正确的。决定一件事情正确与否,时间是最伟大的评判师。”“拆迁是纠正过去的错误。”“在拆迁工作中,我们要始终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阳光原则,坚决做到‘一碗水端平’,‘一把尺子量到底’。”“拆迁谁、改变谁、造福谁。”“大拆大变化,小拆小变化,不拆不变化。”

    第二问,是留遗产还是留遗憾?—“多留遗产,不留遗憾。”“物质的东西我给了你我就没有了,文化是吃不穷用不尽的。文化是昨天的辉煌、今天的财富和明天的希望。保护不好我们就是不肖子孙。 ”“你有的我将来会有,但我有的你永远没有。”“文化名城,古韵新章。一轴双城,无限风光。传统与现代齐飞,人文共生态一体。”“规划是财富,历史是永恒,文化是灵魂,人本是根本,管理是水平。”“规划就是规则,规则就是规矩,规矩就是规范。规划是一个城市不败的基础,是一个城市最大的财富和资源。”

    第三问,我们是追求一流,还是甘居下游?—“我当县长就要当最好的县长,当市长就要当最好的市长,这是我的职责。”“市长只有一个,我当了别人就不能当。我经常拷问自己,在市长这个位置上,你是不是做得最好的?”“一流是个国际标准,不能关起门来搞一流。所以我们要一流的规划、一流的设计师、一流的工程队。”“在大同的土地上日本人、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澳大利亚人各设计一个,就是说在大同这块土地上完全可以把城市建设得更漂亮一些,做得更好。请他们设计,我们可以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吸取他们的智慧来创造今天的辉煌。”“创造一流必须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君子不重则不威。干事,要干大事,当创业者。创一流怎么创?首先要立志,第二是修养品格,第三是能力提升,第四是把握机遇。”

    第四问,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还是要办多少事就要找多少钱?—“我的观点是,按照计划经济眼光看,城建是个无底洞。按照市场经济眼光看,城市是个产业。”“不该花的,多花一万块钱都不行;该花的,花一个亿也不算多!”“土地是资源,也是资本,土地整理好了,生态环境也搞好了,土地成为熟地必然升值,土地升值的好处就给了政府。”

    第五问,是要做官还是要做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报国尽匹夫之志耳,富贵不过身外浮云。”“做官有限制,事业无止境。 ”“我感觉,我一生的价值在于事功,来到大同既是大同的机会,也是我个人的机会,我觉得人生有幸。所以我着急。当然,我不能把自己消灭,只要我身体行,只要身体的底线允许,我就向极限冲刺,挑战极限。”“在大同工作虽然累,但我的内心是快乐的,因为这是我喜欢的事业。”“我把大同作为人生事业最后的全部,梦想做成一个国际概念的历史名城和现代新区,以双城并美争世界一席之地。与这个梦想相比,什么官都不想做。”

    第六问,是躬身入局还是在局外呐喊?—“我们提倡的‘现场一线工作法’、‘事无巨细、事不过夜、事必躬亲的三事精神’以及‘神到行到眼到手到口到的五到工作法’,都是基本作风的培养,只要形成这样的工作作风,我们就能够无往而不胜。”“问题在一线中解决,工作在一线中创造,干部在一线中考察。”“我们是一线工作者,一年99%的时间都在工作第一线,1%的时间在办公室。”“我从来不做甩手长官,那是聪明人玩的游戏。人家会当官,抓大放小,就把事情做好了。但是我坚持一份辛苦一份财。”“大家千万不能入了会当官的那一流,不要相信什么‘甩手掌柜’。什么事情都是从辛苦来的,都是长期劳心、劳力的结果。”“三分匠人,七分主人。”“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贰。”

    第七问,对待工作是简单化还是复杂化?—“我提倡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直奔主题。不要一开会,一要解决问题,一安排一些事情,有些领导就要求拿方案,我就说拿什么方案,现在定了,马上干了就完了,拿什么方案呢。很简单的事情,非要拿个方案,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在工作方式上,我说了三句话:第一句叫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不要开那么多的会。第二句话是全面的问题片面化,我们应该全面的看问题,但是你一定要有片面,要有重点。第三句话,重点问题绝对化。绝对化好不好?但是在工作上,重点工程一定要紧紧抓住不放,就是要把他绝对化,就是要集中财力、物力把它重点突破,突破了才能带动全面,千万不能面面俱到。”

    第八问,是挺然而行还是左顾右盼?— “‘三名一强’是市委、市政府的集体决策。这个决策是代表了大同市人民意愿的,符合大同人民的长远利益,或者叫大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改革开放以来大同错失了一个又一个机遇,今天再不能错失了,不然会被历史淘汰。”“历史文化名城复兴是大同最后一次机遇,今天历史的责任落在我们头上,我们要担当起来。”“我没有时间等待,所以拆迁不可以等待。”“要有多大的困难,我是一根筋念到底,一件事抓住头,遇到困难往前走,其实胜利就是前头那一下子。我想说,要做一件事情,曾国藩讲挺经,能不能挺得住,要挺然而行,不要左顾右盼,不要患得患失。”

    第九问,是坚持到底还是半途而废?—“踏石留印,抓铁有痕。”“我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我们干起来最后让说,我们要看结果,不要在过程中争第一,我们要从长远考虑。”“古今天下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忙就是营养,忙中得到丰富的人生营养,人忙是件好事。”“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要作为人生的理想,努力往前走,收获是另外的事,跟自己没有关系。尽人事而听天命,这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做一个负责的人,就是要耐冷、耐苦、耐劳、耐闲。”

    第十问,是追求完美还是放弃妥协?—“好就是省!”“在城市建设中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追求完美,城市建设就是一个创造美的过程,在创造美的过程中我们要追求完美,城市的完美是个系统。过去我们经常在修路后有个感觉就是路修了之后,城市没有变化呢,原因就是由于我们没有追求完美,我们没有作为一个系统来考虑。”“我们在城市建设中是追求完美的,不能在遇到困难就放弃你的坚持,放弃对完美的追求,但是城市建设是个遗憾的艺术,我们追求完美(往往)还得不到完美,所以就有‘取法乎其上,得乎其中;取法乎其中,得乎其下’。”

  2. 真实世界的达康书记:他当市长的日常被拍成纪录片,获得了金马奖!说道:

    关于这个享有“中国市长”称号的国际形象代言人,有人赞赏他的大刀阔斧、坚决果敢;也有人指责他劳民伤财、离任后剩余的工程难以为继。

    世界华人周刊专栏作者:张老六

    《人民的名义》完美收官,相较于主角侯亮平,没有过硬的背景却能横冲直撞办案的“青天”人设,农民出身的达康书记步步小心如履薄冰的一面更能诠释官场现象,令人唏嘘不已。

    故而每每看到达康书记化险为夷、政绩又深受上级肯定时,喜欢他的观众便不由自主地强化代入感:他痛斥“胸怀宇宙”的孙连城推责任耍无赖时,观众拍手称快;他治理环境污染的超前思想被沙书记肯定时,观众颇感自豪;眼见妻子被拘捕,他竟能放下男儿那点的矜贵,客观地支持了侯局长 ,观众暗自叹道,做人当如李达康!

    “位卑未泯济民志,权重不移公仆心”,李达康把当官当作一种责任,一种义务,一种负担。

    只是,试问又有几个官员能真正做到如此个性鲜明,于公慎独慎微,于私绝情寡义?

    窃以为,这样的官员在现实社会中根本不存在,没想到却被事实打脸,纪录片电影《大同》(英文名Chinese Mayor)的主人公耿彥波,就是真实世界中的李达康。

    他的日常被拍成纪录片,2015年2月10日,该片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第四台首次播出,耿彥波因此成为国际上的“中国市长”,同年,该片获第52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影片在豆瓣评分高达9.1。

    耿彦波,山西省和顺县人,祖上数代皆为农民。陋室多明娟,困苦出英雄,从小觉得“做官如果做到县长就已经很大了”的耿彥波,在37岁时当上了灵石县委副书记。

    他当了“大官”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对一座晋商大院进行修缮开发,就是“五岳归来不看山,王家归来不看院”的王家大院,如今早已声名大噪。

    但王家大院除了带给他掌声,还有子弹、花圈以及寄给中央信访局的投诉信件。

    这使耿彥波有些惴惴不安,可一想到王家大院每年给山西省带来3000万的财政收入,他又守住初心,笃定前行了。

    他第二次大刀阔斧地拆迁和改建,修复了被称为“儒商世家”的常家庄园,这座宅院建筑群与王家大院并称为“晋中双宝”,连年游人如织。

    有了这两项漂亮的成绩,耿彥波在城建上开始发挥惊人的野心,有其作品《大同赋》为证:”文化名城,古韵新章。一轴双城,无限风光。传统与现代齐飞,人文共生态一体。创优发展环境,集聚天下英才,建非常之功;打造产业园区,吸纳八方投资,立不朽之业。”

    诗中的文化名城,是山西省大同市,明朝时期最重要的要塞之一,有着厚重的历史底蕴,它曾是两汉要塞、北魏京华、辽金陪都、明清重镇,以及后来的中华煤都。

    但煤都沾了煤的光,也倒了煤的霉,“十年前,大同的天就像扣了个黑锅盖,一年见不上几天太阳,那时天灰地黑,浅色衣服不能穿,道路尘土飞扬,窗户缝贴上胶布家里依然一天一层灰。”这是大同市民共同的回忆。

    开采煤矿还带来地下水渗漏、地表塌陷、环境污染,以及最严重的资源枯竭等负面效应。

    2008年出任大同市市长的耿彥波,面对煤都光环背后日趋衰败的景象,感到忧心忡忡,大同的煤炭产业是以煤炭资源而产生的,但如果哪一天煤炭枯竭,那建立在煤炭基础上的产业就会崩塌。

    不能再坐以待毙了,一个激进大胆的建设计划在他脑中形成:拆迁大量旧屋甚至新屋,“一轴双城,分开发展;古今兼顾,新旧两利”,要以拆掉三千栋房子、迁走50万户人家的代价,换取“建设一座文化古城”的理想。

    有过改造经验的耿彥波深知搞城建如同带兵打仗,他必须充分展示他的干事气魄和指挥能力。

    随着耿彦波的一声令下,除了老旧斑驳的院墻,连刚建不久的新房也被挖土机无情地推倒,灰霾和噪声霎时充斥了大半个城市。

    可将城市里三分之一的房子拆除,岂是一朝一夕的事?房屋一座座倒塌,困难也接踵而来。

    首当其冲的就是拆迁区的居民:有自建房因手续不齐全,房子被拆掉后连住处都没有的;有刚建的私产房,却和平房区的搬迁户被扔到了同一个安置区的;有和警察发生肢体冲突而受伤,生死未卜的;有财物在强拆中被毁,自己和家人还遭遇了拳打脚踢的。

    老妪端坐在挖掘机前,用身体与器械对峙,女子挡在压路机前,一副视死如归的架势,哭喊声和叫骂声回荡在整个拆迁区。

    愤怒的市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耿拆拆”,拆迁迫使他们居无定所,有人用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讽刺他: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拆迁现场因种种原因进度缓慢,耿彥波毫不客气地给出具体期限,要求拆迁大队必须7天内完成工程,“七天内拿不下来,我就全面接收了,不是让你干不干的问题”。(笔者注:《人民的名义》中,李达康对孙连城等人说:“大风厂的厂房一个星期必须拆除,拆除不了,我跟市委拆你们的乌纱帽!”)

    工地上,有妇女拿着医院的X光片跌跌撞撞地来到耿彦波面前,哭着说自己身体不好,没别的要求,希望能在活着的时候住上新房。

    耿彦波见状有些心软,询问她现在的住房情况后,便授意负责人做好她的安置,没想到的是,妇人又说,新房要离女儿的单位近一点。

    一名老太太,在第一次拦截了耿彥波之后,得了一套房,没多久,她拿着残疾证又找上门来,说六楼太高上不去,那套留给儿子住,要求再多分一套房。

    面对这些市侩村民,耿彦波态度十分明确,同情归同情,规矩是规矩,但是不能要挟政府,“我是同情弱者的,你不要在此挑战政府”。

    但是现实中的问题太多太多,耿彥波渐渐感到力不从心。他这边努力地推动项目,而有些官员却在推卸责任。

    一次大会又提及拆迁,耿彦波责问工作进度落后片区的乡领导,对方的回答很简单:乡里头现在就没有能力去落实这些东西。那人说完两手一摊,笑了笑。

    没想到耿彥波在大会上竟丝毫没有给他留情面,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你赶紧写辞职报告,赶紧换个能办的人”。(笔者注:《人民的名义》李达康在会议上说:这笔钱给大家一个星期的时间,钱不到位,主动辞职!)

    除了官员不配合,工程质量也出了问题,验收时发现偷工减料证据确凿,耿彥波怒不可遏,厉声斥责工程承建方。

    在场的众人面色凝重,负责人表示会重新返工,却被耿彦波断然回绝。他已经对这群人失去了信任,工程出了问题,监管也有漏洞,“这是你们的权利么,谁用的工地么!”

    站在既得利益的角度考虑,很多人还是想继续维持合作关系,耿彦波却拂袖而去:“我要对我的资金负责任,这不是钱的问题。”

    城市的转型,除了改建还需要引入资金,为了接待一个来大同考察的新能源公司的领导,耿彥波天没亮就到机场接人,他想尽办法吸引这个投资项目落地,在接待酒店一待就到半夜。

    万分担心的妻子打了无数通电话,都没得到回应,气得不顾阻挠地冲到会议现场,“他已连着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她啜泣着,“不要活了,都死了算了。”

    晨光熹微中,巍峨的城楼和狭窄的街道被镀上一层亮色,耿彥波心中大气磅礴的古城与眼前残砖断瓦的废墟有些格格不入,“帐前滴尽英雄泪,楚歌四起,乌骓漫嘶”,他看似号令千军却是单枪匹马。

    很多人不理解他对大同文化产业的执着,修城墻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增加就业。“我感到一个城市,它永恒的生命力就是文化,有文化的城市,才是个永恒的城市”,他明白这个道理,并且在为之努力。

    掩映在葱郁树木间的五龙壁,融合四个朝代(辽代的技术,金代的大殿,明代的泥塑,清代的壁画)精华的华严寺,黛瓦青壁、檐角飞翘的城楼……耿彥波期待着这些古建筑物再次焕发生机,使得大同从煤炭向文化产业转型,给新建的古城带来真正的底蕴。

    拆迁工作进入了尾声,正当耿彥波信心满满准备大展拳脚时,一纸调令把他调到太原,“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这是耿彦波常说的话,可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离去如此突然。

    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让所有人措手不及,剩下一半的工程怎么办?还有因动工欠下的600亿元债务怎么办?

    大同市数万人自发游行请愿,恳请“耿市长回来”。但调任已经成了定局,耿彥波坐在车里,看着车窗外送别的人群和尚未完成的工程,涕泪交加,他心中或许有不舍,有不甘,有遗憾。

    关于这个享有“中国市长”称号的国际形象代言人,有人赞赏他的大刀阔斧、坚决果敢;也有人指责他劳民伤财、离任后剩余的工程难以为继。

    无论是哪一种,当初的断壁残垣如今早已繁华一片,当人们穿行在厚厚的城墙间,感受着浓厚的古城文化气息,是否能体会拆迁体制中的弊端与阻碍,大同市在发展中的疼痛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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