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地铁涨价多少谁说了算

一直以来,北京地铁都以低廉的票价闻名,不管多远,都是2元通票。在低廉票价的背后,是巨额补贴的负担。正如北京副市长李士祥所说:“现在坐400米和最多坐88公里都是2块钱,这不符合财政规律,也不符合价值规律。”正因为如此,地铁涨价的提议与争论从未停止。今年年初,李士祥表示,地铁调价征求意见稿将于四五月份出台,最终政策年内将出台,涨价已是板上钉钉,剩下的问题是,到底怎么涨,涨多少?

首先,是单一票制还是计程票制?

有人认为,计程票制会在管理上给软硬件带来很大挑战,且地铁票务系统软件升级费用高。乘地铁路程越远的人群对地铁的依赖程度高,计程票制会增加这部分人的乘车成本。所以,综合考虑,应该保留现行的单一票制,但票价可以稍微提升一点,比如由2元增至3元。

首先,票务系统升级,是一个边际成本非常小得事情,简单地说,最初制定票价,升级软硬件,员工适应,的确需要花一定成本,但是,后期的维持成本基本上和单一票制一样,可谓一次升级,终身解决,而且,即便是初期升级费用,比起地铁的营收也是九牛一毛。

实际上,强调单一票制,稍微提升票价的意见,无非是在留恋过去的2元时代坐20公里的福利,退让一步,3元钱坐20公里也不错,但如果是计程票价的话,20公里,显然不止3元钱。

不过,实行单一票制,仅稍微上调价格,比如上调到3元,很可能是不够的,毕竟2元通票的恶果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北京地铁的高负荷运行。如果单一票制下,票价上涨得更多,比如四五元,实际上就是短途乘客帮长途乘客承担一部分车费。这虽然有些不公平,但也能起到抑制短途、优惠长途的作用,考虑到地铁的功能本来就更偏向于城市内长途运送乘客,所以,也有一定合理性。

所以,单一票制注定是缺乏公平的,而是否能有效的达到目的,则取决于其价格水平。从这个角度看,计程票制则非常公平,坐的长的多花钱,坐的短的少花钱。正是因为这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在目前的5套地铁调价方案中,“按里程分段计价方式”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

但是,地铁票价调整,还需要达到抑制短途旅客的作用,而与里程呈固定比例关系的票价制度不一定能实现这个功能,所以,还需对计程票制做进一步的调整

那么,该怎么来设计计程票制呢?

一种意见认为,乘坐小于3站时,按原价4元,乘车距离越长越便宜,最低打五折,维持2元的票价。这样可让短途乘客改乘地面公交。

其实,这样的观点,还是留恋2元通票的时代,试图把两元坐到底的福利保留下来,仅仅驱赶短途旅客到地面公交。不过,背离成本的定价机制肯定会产生其他副作用。这种定价方式虽然驱赶了短途旅客,但是却会刺激本来并不必要的城市长途出行,而且,还会吸引那些本来能分流到其他交通工具的长途出行需求。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很成熟的方案,即总价的递远递增,与每公里价格的递远递减。

总价递远递增是从成本的角度考虑,乘坐的里程越长,成本增加,票价也增加。递远递减,是从地铁倾向于长途出行的功能出发,也是从销售的规律出发,乘坐距离越长,每公里的单价就减少一些。以广州和深圳现行的轨道票价为例,起步4公里以内2元;4至12公里范围内每递增4公里加1元;12至24公里范围内每递增6公里加1元;24公里以后,每递增8公里加1元。

其实,这些问题并不难分析,也不难回答,但为什么在北京讨论起来却如此艰难。

首先,是信息透明与科学决策的问题。李士祥曾表示,地铁票价调整涉及两三千万人的利益,不是我们坐在屋里定一个数,拍拍脑袋就行了。地铁调价将会“开门定价”,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广泛听取各界的意见。但是,开门定价,并不是简单地请一群人来坐而论道,拍拍脑袋。不管是业内精英,还是普通市民,或者社会舆论,离开了具体数据,谁也无法给出好的意见。

所以,北京市包括地铁在内的交通状况到底如何,地铁到底超载多少,人流流向到底是怎么分布,数量为多少,长短途乘客的地域与时间上又是如何分布的,这些问题,如果没有调查就应该进行调查研究,调查了之后,要简单明了地向社会公开。只有有了这些真实的情况,才能有科学的定价,有了科学的定价,开门定价才能名副其实。

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是,地铁票价的问题,本来是一个地方人民的选择问题。更精确地说,是一个涉及到纳税与福利的公共选择问题:是多纳税、多享受福利;还是少纳税、少享受福利;或者,消减了一项福利之后,节约下来的这笔钱又该花在哪个领域。

具体来说,如果票价涨了,那么原本补贴的财政支出就节约下来了,这就意味着北京政府要回答一系列问题:这是否意味着减税,如果不能减税,这一部分财政支出将会被开支在什么地方,开支多少。实际上,回答这些问题,就必然涉及地铁成本核算,政府补贴的金额。

当这些问题都会答了之后,地铁调价的问题,就变为税负与福利的选择,或者变为福利分配的选择,不同的利益群体自然呈现出现,公共讨论、公共选择就有了利益的对立方,而在利益对立方的争论中,一切细节,一切阴暗之处都会被拿出来接受大众的审视,从而到达良好的公共治理。

遗憾的是,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被回答,甚至被忽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百姓的理所当然的直觉就是:涨价之后,税负不变,节约下的税也不知道花在哪里,甚至可能变为出国考察的经费、变为公款吃喝饭局上的茅台。于是,关于地铁是否涨价的选择就不再是一个公共选择、不再是围绕不同群体公共利益的博弈,而“地铁涨价”与茅台之间的选择,变为了老百姓保卫仅有的福利的斗争。于是,整个公共治理也就失效了。

(原标题:《地铁涨价中的公共选择为何失效》)

作者: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经济之声《财经名人堂》特约评论员,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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