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作诗:都是政府钱多惹的祸

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效果,又不讲节约。

为何每个朝代,走向繁荣后无可避免都要走向衰落?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或许有不同的答案。我的答案是:当经济走向繁荣后,政府就有钱了,政府有钱了,经济就该衰落了。

政府的钱,花出去一般是低效率的。弗里德曼说:“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效果,又不讲节约。”政府花钱,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效果,又不讲节约。所以我们看到,政府投资,广场、公路一定大过需要;政府投资高铁,一定修到高铁没有人坐为止。而且,一般来说政府投资价高质次。政府投资公路,过两年就要修补、重铺。这也正是各城市尘土飞扬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更重要的却是,政府钱太多,人们就会把精力用在非生产性的财富攫取上——从政府那里搞到钱,而不是用在生产性的财富创造上——发明创造,降低成本。社会就会蜕变成“权力技术”型社会,而不是进化为科学技术型社会。我们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是创新型国家,区别在于是科学技术创新型国家还是“权力技术”创新型国家。中国无疑已经是创新型国家了,只不过中国是“权力技术”创新国家罢了。中国的税赋太高了。大家不用看数字,那数字也不可信。大家看看中国公务员的数字,看看中国的官民比例,看看三公消费的规模。大家也不用看这些,单单看千军万马都想考公务员就知道中国税赋怎么样了。

中国三十年经济繁荣,起点可不是财政丰裕,而是囊中羞涩;不是大家热衷于考公务员,而是下海经商。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的问题,不是财政拮据,而恰恰是政府钱多做得太多了。

所以,我给中国经济开的偏方是:减税与简税。不仅仅是减税,还要简税——简化税制。税制复杂,那么官员和企业就可以上下其手,人们还会把精力用在非生产性的财富攫取上,而不是用在生产性的财富创造上。你不想搞什么猫腻的话,就不要把税制搞得那么复杂嘛。

减税说起来简单,其实很不简单。比如,你公务员的规模不减下来,税收怎么能减下来?又如,你经济社会以一种高成本的方式运作,也不可能减下来。减税,不是简单的经济政策的调整,实际上已经是改革了,甚至是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决不可能简单做得到的。

我们的社会是以一种高成本的方式在运作。可是你经济社会不可能永远以一种高成本的方式运作吧?个人不能,家庭不能,企业不能,社会也不可能。你不可能永远依靠高增长来维护社会稳定。你过去能高成本运作,是因为有高增长做支撑,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告别8%以上的高增长时代了。因此不改革,不能把运行成本降下来,中国经济注定将失去竞争力。

原文发表于《乐居周刊》;

作者:谢作诗,美国大唐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浙江财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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