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实:官场中的道德分量

唐宪宗元和四年,是公元809年。唐宪宗即位以来,“以法制临下”,希望改变此前政治低迷状况。所谓低迷,当时最突出的一个说法是“姑息之政”:该坚持的原则不坚持,该反对的现象不反对,安史之乱以来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有了变本加厉的趋势。这一年的七月,杨凭案件爆发,史书评价说“当时翕然,谓纪纲复振”。

杨凭官为京兆尹,是首都的最高长官。此前,他担任地方长官,是江西观察使。当时的地方长官,犯法弄钱,稀松平常,中央的一贯做法是睁只眼闭只眼,只当作没看见。其实,这就是姑息之政的一部分。杨凭在地方上胡作非为,如今成了京兆尹,也显得气势不凡。长安永宁里有他的住宅,而他不仅建造了富丽堂皇的高级房舍,还广蓄“妓妾”,一个永宁里,出出进进都是他的美人。这虽然不犯法,但不管是朝廷还是社会,实在有碍观瞻。一个高级官员,吃相如此难看,社会议论纷纷,这是再自然不过的。

不知道是否与皇帝通过气,御史台的主管御史中丞李夷简决定拿杨凭祭旗,“乘众议,举劾前事”,正式弹劾杨凭。御史台是唐朝的一个执法机构,工作对象就是朝廷官员,直接受皇帝领导,很像古代的廉政公署。有一种说法是李夷简很久就盯上了杨凭,但如今时机才成熟。案件调查很彻底,杨凭当观察使时的属官都被抓来作证,杨凭的罪行都被一一查证出来,他终于大难临头了。据说李夷简希望置杨凭于死地,但因为皇帝及时出手,认为杨凭在京兆尹岗位上多有贡献,最后把杨凭贬官为贺州(今广西贺县东南)临贺县的县尉。而李夷简因为办案有功,受到了皇帝的嘉奖。

杨凭案件是个标志性事件,唐宪宗重振朝纲的决心鼓舞了久已萎靡的唐朝。

然而,本文不想讲反腐的故事。

官场上从来都不缺少此伏彼起的故事,杨凭从此一蹶不振,而他的这种经历,此前此后都有人在前仆后继。京兆尹,从三品,级别很高。尤其是首都的长官,平日里车水马龙,自然不在话下。现在,杨凭忽然贬官成遥远的县尉,连八品都不到,这一巨大的落差,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要说朋友就是亲戚,因为怕受到连累,一夜之间都忘记了杨凭。世态炎凉再一次展现它极其现实的面孔。

杨凭要离开长安,赶赴遥远的南国。最让他心痛的却不是贬官,谁都承认因果之间的必然联系。最失败的是友情,杨凭毕竟也帮过很多人,那些整天自称挚友的人,如今都在哪里?难道,这天底下竟然一个朋友都没有吗?没有一个人肯在自己最悲惨的时刻表达一下少许的安慰吗?杨凭内心的痛苦,如今只有他一人知道。

杨凭从长安出发,开始他漫长的贬官之路。出长安城,没有人送行。过秦川驿,没有人送行。过五松驿,还是没有人迎送。杨凭在想什么?是否想到了自己的“三观”?下面是故驿,杨凭放弃了一切幻想。再下一站,是蓝田驿,这里已经离开长安有很长一段距离了。然而,到了蓝田关下,谁也没有想到的一幕出现了:有人在关口摆下了酒席,专程为杨凭饯行。来人是徐晦,当初他考进士,正是杨凭推荐的。如今杨凭受难,徐晦不管别人如何,特意为杨凭饯行,专程前来话别,为的是对曾经的恩人有所报答。

杨凭离开了长安,没有人前往送行,但很多人内心都在纠结,作为朋友,送还是不送?利害多少,究竟怎样计算才合适?最终利益的考虑战胜了骨气,仕途的担忧战胜了良心。然而,大家的视觉、听觉始终没有放弃杨凭离开的脚步。于是,徐晦一人为杨凭送行的消息,立刻成了长安的重大新闻。徐晦如同一面高悬的明镜,照透了官场的唯利是图,让很多人内心的猥琐无处躲藏。置一系列的官场风险于不顾,徐晦独自去为一个朝廷的罪人送行,除了真正的勇士谁能如此?

朝廷的一个重大案件,如今却成就了一个小人物的英雄本色。

人心,毕竟还有一定分量,在政治利益与人格良心的天平之间,并不总是前者压倒一切。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人物权德舆决定去见徐晦。权德舆此时的身份,有两种说法,一是前宰相,一是宰相,仔细阅读权德舆传,他当宰相应该是两年之后。没有问题的是,权德舆是位重要人物。权德舆本来与杨凭关系密切,但是当杨凭贬官离开的时候,他应该就是内心天人作战、但最终不敢行动的人。权德舆对徐晦说:你为杨凭送行,确实值得称道,但你没有担心受到连累吗?看来,权德舆在复述自己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徐晦回答得很平实:当初杨公对我有知遇之恩,所以要去送行。假如他日相公也落难,怎么可能不相送呢?史书记述道,听了徐晦的话,权德舆“大惭”,即大感惭愧。为什么他会惭愧?自然是因为权德舆明白了自己的懦弱。也许,正是因为权德舆怀有这样的心理,作为补偿,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所到之处,无不竭力夸赞徐晦。

或许正是因为权德舆这样的言辞太多,一时之间,朝廷内外都飘扬着对徐晦的赞美之声。而最戏剧性的一幕也终于上演。时间过了没几天,杨凭案件的发动者,御史中丞李夷简忽然上奏给皇帝,推荐徐晦当监察御史,而皇帝也没有犹豫就批准了。徐晦当时的官职,不过是一个九品县尉,一夜之间忽然晋升为六品的监察御史。这里,最重要的不是品级,而是职位,监察御史是重要的中央官员,一定是皇帝批准才会上任的。到御史台报到的那天,徐晦去见李夷简,问道:没有经过正式的官方渠道,您却在千万人中选拔了我,这是为什么啊?李夷简回答很直接:你没有辜负杨凭,怎么会辜负国家呢?

徐晦后来当过中书舍人,退休的时候是礼部尚书,仕途还是不错的,而一贯的作风就是耿直。

官场是实用主义的天下,不管是上级下级,还是办公室同事,晋升的竞争随时随地存在,不势力没眼色,随时都可能被扫地出门,或永世不得翻身。这是铁律,谁犯谁死。所以,良心或者德行,在官场中的状况必然很凄惨。杨凭官场失败,孤独地走向贬地,没人敢送,这是官场常态。这时徐晦出现了,他是一个官场异数,一句同情朝廷罪犯的说法,就可以让徐晦永无出头之日。对此,徐晦不会没有设想,只不过在内心的斗争中,良心一面最终占据上风,在仕途凄凉和内心安宁之间,他决定选择后者。于是,他如同一位勇士,因为满怀道德感,他拥有了“虽千万人我往矣”的气概。

很多人判断,徐晦的悲剧会如约而至。

拥有道德感的徐晦遭遇悲剧,就是道德的悲剧,而道德的悲剧,是悲惨世界的日常剧目。

可喜的是,这样的悲剧最终并未发生。权德舆、李夷简还有宪宗皇帝,他们共同努力,避免了悲剧的发生。他们,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是迫于压力吗?还是他们的内心,道德感原本就没有熄灭?

如果,在徐晦面前,权德舆并没有惭愧之感;如果,李夷简固执地认为徐晦在跟自己做对?如果,宪宗皇帝认为徐晦不支持自己的重振朝纲?那么,徐晦的故事必然会以悲剧结束,因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决定小人物徐晦的命运。

徐晦的故事发生之时距唐朝的灭亡(公元907年)还有整整的一百年。唐朝的政治家,元和时代的政治家,他们的道德感还在政治行为中发挥作用,他们依然明白,鼓励符合道德的行为有利于政治利益,尤其从长远的角度看。所以,他们没有意气用事,没有大搞唯我独尊、权力至上,他们十分潇洒地向道德让步。

到了很久以后我们才明白,正是他们这类行为,为唐朝的存在又争取了百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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