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洋务与王闿运的笑话

李鸿章甲午战前的认知水准,已不亚于日后的维新、立宪派人物

甲午之败,其直接原因,如前所述,即清廷在庙算与战备两个层面,均落后于日本甚多。然若论深层因素,则不得不检讨晚清30余年“洋务运动”之成色。

所谓“洋务运动”,乃是清廷高层受列强东来之刺激,而采取的一种革新应对措施。其基本内涵,如李鸿章在1864年所言:“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①。在此后的三十年里,李氏一直是西方军事技术的忠实信徒兼重要购买商。当然,李氏的认知也一直在变化。譬如,13年后,他已明白,“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土所及。”②北洋海军留洋管带群体、天津水师学堂等等,即是这种认知下的产物。

军事之外,李氏亦观察到西方列强疆土狭小,但“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反观中国,疆域辽阔,却“积弱患贫”。究其根源,李氏早年认为乃在“煤铁二端”,但稍后亦有深入改观,转而意识到,“欲自强,必先裕饷源;欲裕饷源,莫如振商务”。③这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士农工商”认知模式。李氏曾拟扶植绅商购置机器创办织布局,上奏称:“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④,亦显然已将工商业视作清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

至于政体,李氏至晚在1870年代末已抛弃了“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的观念。1877年,郭嵩焘曾致函李氏,详细赞赏西方的“议政”体制,李氏的回应是:“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其详。”⑤

综上,不难粗略窥见,洋务运动虽以“师夷长技”为核心,然其代表性人物李鸿章,当日的认知水准,并不亚于日后鼓吹维新、立宪一类人物。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起自西方的近代文明,乃是一种有机统一的整体,粗糙地讲——李鸿章办洋务,虽仅从军事技术及军事工业入手,然军事工业,势必关联重工业、机器制造业,后两者又势必关联铁路、开矿等条件,上述种种又势必需要革新教育制度,来提供人才支持;而欲革新教育制度,又关系到科举兴废等根本性的政治改革问题。李氏致力于“洋务运动”三十余年,其认知深入到上述程度,并不奇怪。

李鸿章在辛丑议和会场
李鸿章在辛丑议和会场

但类似王闿运这般,妄想用孔老规劝列强改邪归正者,才是主流

但可悲的是,李氏无力使其认知,与其实践同步。1860年代设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朝堂之上即责难之声四起,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说什么“(西学)疆臣行之则可,皇上行之则不可”……李氏与曾国藩合谋推动幼童留洋,亦被迫于1881年中途撤回,归国幼童更被视作“思想犯”,受到朝廷的严格监控。⑥

至于轮船招商局,李氏感叹:作为商业竞争对手的“西人尚无异词,华人偏增多口”;而最重要、也最要命的铁路建设,进展最艰,李氏自1860年代即开始提议筹划,却屡被朝廷以打压舟车运输、夺小民生计、便利敌军深入国境等由驳回,李氏亦屡被言官们扣帽子谓:“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廷谋也”、“无非肥己进身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也”……

实干者的认知日复一日愈趋前进,讲谈者的阻力也日复一日愈趋强大,乃至于荒唐之境。1876年,郭嵩焘赴英担任公使。启程前,经学大师王闿运谆谆嘱托,望其用孔、老的政治思想,规劝英国走上正道——“(该国)海岛荒远,自禹墨之后,更无一经书文儒照耀其地。……诚得通人,开其蔽误,告以圣道,然后教之以人世之大法,与切己之先务,因其技巧,以课农桑,则炮无所施,船无往来,崇本抑末,商贾不行,老死不相往来,而天下太平,则诚不虚此行。”⑦

王闿运之言,今人视之,实属笑话。然在当日,却几乎是举国知识分子之共识。以李鸿章等一、二疆臣,欲兴商业、修铁路,其难度可想而知矣。及至甲午惨败,反思前尘,始惊觉:清国以30余倍日本之疆域,10余倍日本之人口,国运攸关之役,竟只能筹集到不足3千万两白银军费;反观日本之军费预算,却高达1亿6千万两——“崇本抑末,商贾不行”的理想,承载的竟是如此残酷的现实。而全国仅300多公里铁路的后果是:空有百万陆军,却无法集中调遣,不得不接受被17万日军以多打少的尴尬之局,更无法在日军疾疫泛滥之际,以持久抵抗挽回败局。反观日本,战前其国内铁路已长达3200多公里,故在兵员、物资的补给调配上游刃有余。

论者恒谓:甲午一役,洋务破产。然真正该破产而未破产者,乃是国人如王闿运辈的世界观。观翁同龢辈,战后虽不得不承认“西学不可不讲”,却又高八度强调“圣贤义理之学犹不可忘”,即可知天下事非至抽心一烂,不足以当头棒喝乖谬之人心。

西方媒体绘制的甲午清、日陆战
西方媒体绘制的甲午清、日陆战

注释:

①《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原函》,收录于《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②《复郭筠仙星使》,收录于《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七》。③《议复梅启照条陈折》,收录于《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九》。④《试办织布局折》,收录于《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三》。⑤《复郭筠仙星使》,收录于《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七》。⑥谌旭彬:《思想犯:留美幼童回撤事件始末》。⑦王闿运:《致郭兵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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