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看芮成钢,想傅斯年

大概谁看了这题目都会一怔,这哪儿跟哪儿啊。是啊,我也是旁观对芮成钢的各种热议时,突然想到的。

芮成钢出事后,之前各种有关他的报道、段子都被翻出来,到处是对这个人的鄙夷不屑之声。有人戏言:连郭美美被抓,都有人怜香惜玉,芮成钢出事,连句好话都听不见,这是什么人品?

(据财新记者7月12日下午多方核实的消息,央视财经频道副总监李勇、知名主持人芮成钢和一名制片人,7月11日下午被检方带走。此事不亚于一个省部级高官落马,这个周末,整个舆论场都在为他沸腾。)

芮成钢混成这么众叛亲离,肯定有其自身的人品问题。我也不认识芮,这方面没什么发言权。只是见到许多人都在引钱理群先生的一段话,来印证芮成钢“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的普泛性: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这段话流传很广,而且很切中某些教育与社会之弊:我们传授的,是各种高等知识,我们培养的,是看似优秀、实则乡愿的“精英”。窃以为,鲁迅的概括更精准:“做戏的虚无党。”唯利己,故不将任何公共价值放在眼里心上,唯精致,故通晓如何做戏,如何配合。揣着明白装糊涂,又将糊涂装扮成万分明白,到最后说不定自我催眠,入戏太深,真就信了。

犹有可说者,是钱老师这段话,时间点不是很清晰。“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在他们大学毕业时,便已培养成型,抑或大学只是埋下了发芽的种子?这些人与权力的关系,是权力适逢其欲,还是权力本身有腐蚀性?

媒体也好,个人也罢,甚至某些历史研究者,知人论世,都很容易有“倒放电影”的倾向。“倒放电影”即由今推往,因为这个人这件事的下场,倒推至一切的开端,找出种种蛛丝马迹,以验证“果不其然”的效应。中国人喜欢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小时偷针,大时偷金”,一切都写在金陵十二钗那本册子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省事得很。

可是很多事情,都是可以两面讲的。比如芮成钢今日被带走,则他对台里人员傲慢,经常不接电话也成了罪状。如果芮是像崔永元那样离台出走,那这事也可以被解读为特立独行,不同流合污——虽说公道自在人心,但人心又隔了肚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再容易不过,细事不足断其大节,历史上亦有无数教训。

芮成钢此人,过去我从未在意,目下为什么犯事,我亦不清楚。只是看了许多的“起底”、“制造”之后,就想到了傅斯年。

傅斯年之前在北大的事迹,我们且不说。他是“五四运动”的游行总指挥。虽然那是一场失去控制的街头运动,并非傅斯年设想的和平请愿。但傅斯年等人借助学生运动声名大噪,却是事实。1920年,上海大资本家穆藕初出资十万大洋,指定资助五位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众的北大学生出国留学,而且给他们的月费比一般的公费留学生要高。段锡朋、罗家伦、康白情、周炳琳、汪敬熙入选,被时人拟为1905年的“五大臣出洋”。傅斯年为什么没能与列?因为他已经考上了庚款的公费留学生,无须资助。

无论如何,“五大臣出洋”之举动,反映出的是,与江浙财阀联手的国民党决意吸收“五四运动”的政治资源,培养学生领袖的意向。事实也是,“五大臣”归国后,除康白情外,其余四人都成了国民党的得力干将。傅斯年虽不与列,但同样被指为“吃五四饭”的一群。他回国后,也是在国民政府的教育、学术序列中,顺风顺水,30岁归国,31岁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历史两系主任,32岁任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之后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抗战胜利,傅斯年未及五十,已出任北大代理校长。1948年,54岁的傅斯年当选立法委员,同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次年兼台湾大学校长,再一年,去世。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陆的知识界,包括不少傅斯年当年的北大同学,提到傅斯年,都是称之为“蒋家王朝的忠实走狗”。傅斯年确实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站在维护国民政府的立场,从1928年赞同清党,到1932年发表文章“拥蒋反共”,再到抗战胜利主动往北平代理北大校长。虽然傅斯年坚持不加入国民党,也不出任政府公职,但如果放在现在,一顶“自干五”的帽子是跑不掉的。

再来看傅斯年的仇富心理、民族主义情结,也一直很浓厚。五四之前,他就在《新潮》上发议论,说“凡是坐汽车的,都该枪毙”,五四运动中,学生动辄将街上的汽车掀翻,因为里面坐的“不是阔人便是官僚”,未尝不是受傅这种说法的鼓励。北伐胜利后,傅斯年在蔡元培家吃饭,喝醉了酒,放言道:“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这话太狂了,立刻遭到蔡元培的喝斥。

如果傅斯年持身不正,身败名裂,我们也来“起底傅斯年”,这些事例,都可以成为他如何如何心理阴暗,如何如何身为最优秀的中国留学生,却反过来仇视西方文明的罪证。事实上,中国学界一直有人咒骂傅斯年“只手遮天,刚愎自用”,王世襄求职,被他厉拒,理由是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不配入史语所;代理北大校长,将沦陷区任教的教师与沦陷时期考上北大的学生一概称为“伪教授”、“伪学生”,一概不予留用,引起多少人的反感与抗议!比如“伪教授”容庚大声抗议将政府放弃领土的罪过转嫁到留守的北大师生身上,“伪学生”邓云乡则更委屈:谁让我正好生在沦陷区,正好赶在沦陷时期成年?难道我非得千里走单骑,偷渡到昆明去考北大?

傅斯年言行都有极端的一面,殆无疑义。但傅斯年终究不失为一位现代史上的学术巨匠,自有其道理在。在政治上,他始终能保持独立的身份与立场,先攻孔祥熙,再攻宋子文,有人说是“亲痛仇快”,意思是帮了共产党的忙,但恰恰是傅斯年“不党”的典型表现。比较脍炙人口的轶事是:傅斯年炮轰孔祥熙之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蒋介石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学术上就不细说了,胡适评傅斯年“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我这里想说的是,傅斯年善于为史语所,为中研院,后来又为台湾大学争地位、争经费、争权利是出了名的,但是这一切的“争”,傅斯年都是出于堂堂之师,不是靠拉关系、聚人脉、谄领导实现的。究其实,傅是为公不为私。他当台大校长,学生闹事,傅自己学生领袖出身,如何处理,很容易受人讥弹。而傅一方面赞同政府“整顿学风,依法办理”,一方面强调军警未经校长批准,不得入校园捕人,甚至对台湾警总司令放话:“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至今台湾大学还有傅园、傅钟,去思不绝。

写了这么长一篇,要说的无非是:当傅斯年等人经“五四”成大名,出洋留学时,认为他们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讽嘲也同样存在,归国后,他们确实也享受到了同龄人没有的竭力栽培与政治资源。但即使如此,每个人仍然可以在自己的价值体系内,做出自己的选择。同样是从事教育文化,罗家伦的独立性就比傅斯年差得远,更不用说当年学生自治会的“段总理”段锡朋了。

权力的腐蚀,名位的诱惑,是从古就有的陷阱,走在路上的人,自己必须了解、当心。将一个人的成败,全归于体制,未免是在替个人卸责,而大谈人品,强寻蛛迹,又变成另一种妖魔化。

这里已经不只在谈芮成钢,你懂的。

作者:杨早,知名文化学者,作品有《野史记》等,正编《话题》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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