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药反腐为何会横空出世——兼谈媒体人的职业素养

几天前,微博上流传了一个消息,确切来说是一项研究成果的误传。这个消息大意是说贪官的大脑和正常人可能不一样,然后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人就直接脑补成了“要反腐、靠吃药”。加上标题党、段子手、围观群众一起哄,就变成了指责研究者脑残,因为“反腐当然要靠法制”。药物反腐,到底是谁病的不轻?这大概是对研究者的直接质疑。

出于对国内媒体的一贯不信任,我找出了这篇发表在《行为神经科学前沿》上的论文(注1.)。读了之后,我发现这篇文章和“贪官”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这篇文章大致是说利用“最后通牒”博弈实验,来探测用于分配的金钱数量多少对决策者脑部不同区域的影响。让我先从“最后通牒”博弈实验说起,这个实验大致如下:比如说给两个参加实验的人总共100元,让甲提分配方案,乙可以选择接受分配方案或者拒绝。一旦乙接受,那么就按照分配方案进行分配,不管是甲拿99元,乙拿一元;或者是甲乙各分50元等。不过一旦乙拒绝,双方就一无所有。

这个实验最初是为了对抗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假设。因为根据理性人假设,有1元钱总比没有好,所以甲的最佳方案就是自己拿99元,乙拿1元。如果乙理性的话,就应该接受99:1的分配方案。但是大部分实验都证明,这种极端分配方案不会出现。因为甲一开始就不会提出来。而真正提出类似极端分配方案的,甚至连二八开的分配方案都会被拒绝。

这样理性人假设就遇到了挑战。问题出在哪里呢?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的解释是因为这是人有“公平感”。这些问题早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就有学者研究。

到了2001年,人类学家Henrich联合诸多学者把这项研究扩展到了15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小规模社会,发现不同社会对于“公平感”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分配值处于26%到58%之间,意思是说甲提出自己拿74元让乙拿26元的方案算是比较极端,但还可以被接受。要是甲自己拿75元,提案就会被否决。那么甲提出自己拿42元又是怎么回事呢?偏远部落对于天上掉馅饼的分配方案是就是自己要少拿一些,这是他们的“公平感”。(注2.)

本来故事到了Henrich等人这里,“最后通牒”博弈的结果已经算是比较牢靠了。但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深入一步,想要知道分100元和分1000元的“公平感”还会是一样的么?背后的理论基础是钱的绝对数量会影响不公平程度相同的方案被接受的程度。

文章开头提到的这篇发表在《行为神经科学前沿》上的论文,实际上也是中科院心理所的李纾教授领导的团队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探究。李纾团队总共研究了28名志愿者,游戏是经过修改的“最后通牒”博弈。研究人员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一笔钱,金额从8元渐增至3000元。每次都问参与者是否愿意与他人分享这笔钱,参与者有权决定分配比或拒绝。

在参与者每次做决定的时候,研究人员就用核磁共振成像(fMRI)来研究参与者脑部的活跃情况。这是脑科学和神经科学家常用的方式。李纾等人发现参与者的右侧前额叶皮层(right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及双侧脑岛(bilateral insular cortices)都对金钱刺激有反应。而一旦参与者决定接受一个分配比例,大脑左侧额下回(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就会比较活跃。随着金额增加,活跃度也相应增强。

好了,这项研究大体上只能说明金钱数额的确会影响大脑左侧额下回区域的活跃度。换句话,或可说,金额大小的确会影响“公平感”的程度。但除此之外,这篇论文真的和贪官没有关系。

那么,贪官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凭空生出来的呢?是因为据说这个场景和受贿有点类似,就是给你一笔钱,你接受或不接受。但问题是这个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的场景,是完全不能和真实世界里的贪污受贿相提并论的。

即便说这场景哪怕有一丁点儿相似,直接推到贪官也是从“白胳膊”到“生殖器”,想象力过于丰富了。再退一步说哪怕这个实验的确可以模拟受贿的情景,也难以得出大脑左侧额下回活动程度高的人,就一定是贪污者。最多是这样的人对“公平感”的认知低于平均水平,仅此而已。如果真要研究贪官的大脑,就应该拿进了监狱的贪官来做实验。但问题是这样又会涉及到学术伦理的问题。

总而言之,且先不说学术伦理的问题,这个“反贪腐,药不能停”彻头彻尾的荒唐言,本来就是媒体人自己伦理不过关。然后一群140个字的耐心都没有的人,居然反过头来指责研究者有问题,实在令人嘀笑皆非。

联想起前几天还读到姬十三的一篇采访,其中提到对科普的悲观。举了崔永元关于“转基因”的谬种流传的例子,没有同等影响力的人出来对冲,单靠在专业领域内的科学家是很难消除恶劣影响的。在这个“傻子太多,骗子都不够用”了的社会,这种悲观是难免的。

只是我的心态和姬十三略有差异,靠篇评论改变普通人对学术研究的态度,当然指望不上。甚至也无法改变那些缺乏职业素养的媒体人的态度。但是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就不需要去对抗那些“崔永元式的瞎热心”或者“反腐败药不能停”的瞎逼逼,相反来说,倒是应该更加努力去传达科学的声音。

如同鲁迅说的,我们努力一点,“青年变虫豸”的机会就会少一点。这也是我写作此文的理由。如果你读完了,至少表明了你有了超过140字的耐心,这还是可喜可贺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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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参加链接:Zhou Y, Wang Y, Rao L-L, Yang L-Q and Li S (2014) Money talks: neural substrate of modulation of fairness by monetary incentives. Front. Behav. Neurosci. 8:150. doi: 10.3389/fnbeh.2014.00150

注2.参见Henrich et al. , 2001, In Search of Homo Economics: Behavioral Experiments in 15 Small-Scale Societ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Vol. 91, No. 2, p73-78.

(原标题:《有的耐心,140字不到》)

作者:李华芳,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专栏作者,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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