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有方:范长江为何离开大公报

张刃先生在《范长江脱离大公报前后》一文(《炎黄春秋》2014年第4期)中就范长江脱离大公报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据范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大公报1957年10月6日转载)来看,其脱离大公报是因为与该报总编辑张季鸾政见不同,范“主张各抗日党派‘民主团结’,反对‘一个党’的主张”,而张不同意他的看法,并指出这也是蒋介石所反对的,大公报必须以蒋介石的态度为态度,而大公报的人必须以大公报的态度为态度,结果范撂下一句“我要以中国人民的态度为态度”,便离开了大公报。

不过张发现范的自述有疑点,道不同不相与谋之说无法令人信服。那么,是不是因为范长江发起和组织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该会后来“向左转”)与大公报的不党原则冲突而致使范离开呢?张文引述了两条相关材料,包括黄仁宇的说法,结论似乎是肯定的。可是作者又提出范长江脱离大公报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除了政见和信念分歧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因素呢?

不知为什么,该文虽然援引曾与范在大公报共事者的说法,指范的去职有“意气用事”的因素,又称“长江是人不是神,不要把长江神化了”,却语焉不详,不知所指。其实,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在《范长江为何离开大公报》一文(文收《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一书,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中对此有详尽说明。

当然,王芝琛也是转述别人的说法。据曾客串大公报编辑、记者十年之久的陈纪滢在其《胡政之与大公报》一书中说,起初,范长江不满其稿件被删改,编辑主任王芸生向他解释,只要他今后注明,可以不删,范也就没有意见了。后来,范长江提出要当要闻版编辑,总编辑张季鸾答应了,但范值了两天夜班就在办公室不耐烦地喧哗,“我不能这样出卖我的健康”,张听了很生气,说“他不乐意出卖健康让他走”。张与胡政之商议后,正式辞退了范长江。值得注意的是,陈纪滢亲眼目睹了事件经过,并称“我所说的没丝毫夸张,句句是实言”。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曾任大公报副总编辑的孔昭恺的背书。据孔在《旧大公报坐科记》一书中说,范长江“经常晚上到报馆,一来就到总编室和张先生谈话,极少到夜班编辑室,只来过一次。据说,他向张先生要求编报,张先生叫他先试一下,编第三版(要闻与国际、本市新闻)。他编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不来了。一天晚上,总编室里突然传来激烈争吵声,这是编辑部从来没有的事情。夜班几个人惊呆了,也听不清争吵什么,转天中午遇见谷冰先生,他说张先生通知他,即日辞退范长江。范已离馆。没想到昨夜的争吵发展到这个地步。”

虽然不能认定这就是终极真相,但至少可以作为所谓“意气用事”的一个注脚。至于说“长江是人不是神,不要把长江神化了”,也不难从中找到理据。如果范长江脱离大公报有管宁割席之慨,那确实形象高大有如神祇,足以秒杀“反动的”大公报。然而人总是复杂的多面的,去留出处并非总是基于冠冕堂皇的理由。原本这也十分正常。范长江痛感上夜班是出卖健康,并非不可理喻,尤其是放到今天,范也许更容易得到我等常人的同情之理解。问题在于,你是有选择的,既然不想上夜班就别要求编报,想编报就得上夜班,有什么好吵的呢?张季鸾先生也没错,何况“我们已经熬了几十年的夜了!是的,我们是在出卖健康!”,你不想出卖健康只能走人。当然要讲意气用事,双方都有一点,范不想上夜班完全可以留下继续当记者,不必非走不可的。

至于范是否提出了其他要求而让张不满,由于目击者“听不清争吵什么”,就不好妄揣了。不过还是可以设想一下,范长江1938年4月从抗日战场回到大公报,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备受张季鸾称赞,尚不满30岁的他会否因此而流露骄矜之气并进而提出“非分”要求呢?

顺便交代一句,张刃先生说范长江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这篇文章“未见论者关注”,其实王文已经从穆欣《抗日烽火中的中国报业》一书中引述了大体相同的内容(但把时间标为1967年),并指出“细加考察,不能无疑”,只是没有像张文一样对文章内容进行辨析。

(2002年《大公报》百年华诞,观众仔细观看《大公报》珍贵历史版面。CFP供图)

作者:游有方,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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