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的暗黑市场——再谈当下教育之怪现状

这几天不断接到关心教育人士的电话,跟我讨论《老师,我应该付你多少钱》这篇在“腾讯大家”发布的文章。这篇文章因为讨论了当下比较普遍的校园红包问题,受到比较多的关注。一般在几句恭维过后,他们都会问出他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你说的是哪间学校?”

我十分理解,问这个问题的家长们,想知道答案不过是希望孩子能避免选择这间学校,而如果是教育界人士,则希望避免这样恶劣的情况发生在本校。他们都有着非常善良的愿望,把我所说的情况当成一个可以通过个体努力避免的特殊情况。

我虽然很希望帮到他们善良的愿望,但是这个问题恕我不能作答。原因有二:

第一,打击一个个体有时虽然能够震慑系统性问题的发生频率和发生面,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打击个体只是将系统问题嫁祸于个人,并令人误以为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第二,我所说的问题,虽然从一个案例出发,其实窥斑见豹,说的是一个人人习以为常深陷其中的现象,家长、孩子、老师无一幸免,而不只是某一方面的问题。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想简单指责收红包的老师。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他们肯定并不认为拿个红包是多大件事儿。如果从收入分配体系来看,老师和医生目前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们虽然同处于垄断性事业系统,但是属于社会服务系统,与资源控制系统(如国有垄断行业)与行政控制系统(公务员)相比,收入分配水平整体偏低,与他们的个人付出很不相当。微妙的是,如果加上灰色收入,这种分配体系的不平衡就更加突出。而当下所有在政府公共系统工作的人,他们的灰色收入来源大部分取决于他们所掌控的资源。

在这一点上,教师和医生是没有办法与资源控制系统、行政控制系统比拼的,他们最大的“资源”,就是他们的服务对象,于是,从他们的服务对象这里获取额外的报酬,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医生的问题本文暂时不表,我这里可以简单列举一下教师通常采用哪些手段获取能够让自己感觉心理平衡的额外报酬。

1.补课费:这个是在中小城市存在的一种貌似合法的收费。前几日网上流行的一则“温州跳楼学生写给老师的信”,虽然不辨真假,但是其中提出的老师普遍收取补课费,却是有现实依据的。一些老师为了增加收入,把原本应该在课堂上讲的重点,拿到补课班上去讲,甚至补课时透露考题,学生们只得放弃休息时间,普遍补课。

2.坑班费:一些学校面向社会办了升学“占坑班”,号称坑班学生可以按照一定比例顺利升入本校。吸引不少家长和学生去报读,而实际招收比例并不透明,不仅花很多钱,也导致学生花费很多课外精力。

3.在民办教育机构兼职:很多老师在民办教育机构兼职,而大部分民办教育机构靠应试教育支持来获利,这些民办教育机构在提高学生应试分数的旗帜下,抬高了应试教育竞争的门槛,让学生在各种科目的课外班中疲于奔命。一些有影响力的教师,在自己开办的班上透露一些关键考试的题目,实际上制造了升学中的不公平竞争。

这些都是除了红包之外,家长们习以为常的“教育附加费”。上述“教育附加费”的共同特点是,把所有应该在系统内解决的问题“系统外化”,其结果是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很累——学生很累,家长很累,老师更累。学生和家长不喜欢补课,我相信老师们更加不喜欢补课兼职。那些起劲儿折磨自己的老师,必然包含着系统未予解决的生存压力。

(资料图:沈阳市一所学校教师签定了保证暑假不补课等内容的师德师风责任状。CFP供图)

除此之外,还有当前大中城市中日益严重的学位资源的不透明转让。这个其实是很多家庭最大的一笔额外教育支出,尤其在义务教育阶段,从幼儿园学位、小学学位到初中学位,都有资源私下出让的可能。在择校的政策下,一个优质学位有可能获得几万、十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报酬,当然一般只有学校的掌权人物才能够获得。注意:这并不是以学校名义收取的择校费,而是掌握学位资源者的个人收费。学位资源除了产生教育贪腐以外,还会形成官员与利益阶层之间利益输送与转让的桥梁,最终形成,择校的大部分可用资源被掌握行政控制资源的人拿走了。所以,择校费问题是真正的贪腐,严格说来,不能算在老师的头上。

如果把所有这些“教育附加费”合并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令人惊惧的现实:所谓义务教育,从入学、学校、校外,它的上中下游都被绑架了,义务教育,恰恰成了最昂贵的特权教育。老师收红包只是系统整体问题的一个日常表现,它之所以显得尤其荒谬,正因为它习以为常地显示了教育主体的倒置——基础教育中最重要的主体不再是学生,而是利益。看到这种状况,你惟有感叹,那些自以为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把孩子送入了相对较好的学校的家长,他们真的买到了更好的教育吗?整个系统都是Vista,你能指望他提供Win8的特区吗?

“红包相当于保护费”,这个论断,既不是为了讨伐老师,也不是为了揶揄家长,它只是为了让系统问题更清晰地呈现,得到教育部门以及行政系统真正的关注——你不能再给社会公共服务系统外挂一个依附性的暗黑市场了,这个外挂,正在让校园黑化(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医疗系统)。解决之道,让市场真正独立与成熟起来,分担社会公共服务中的差异化需求,而公共服务,就要回归公共服务的本质,抹去所有特权的面纱。

作者:李多钰,资深媒体人、作家。曾任时光网总编辑、TimeOut中文版总编辑、新京报副总编辑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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