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解说:是拐棍,不是皮鞭

作为资深球迷,在电视上看球的年头可实在不算短了,传说中中国体育解说第一代人物——张之老师,印象中并未听过他解说的足球比赛,“听足球”的历史,对我而言是从1978年世界杯半决赛、从宋世雄、宋竞先等开始的。

  早期的足球解说,似乎带有浓厚的“广播解说”特点,“5号把球传给3号”之类“有眼睛就能看见”的场面话俯拾皆是,给人的感觉,仿佛是解说员“帮你看电视”一样。这也难怪,早年的大赛难得有中国解说员亲临现场,第一次大规模解说世界杯,几位解说员是在离赛场西班牙万里之遥的香港,看着电视画面配解说词的,在资料上较普通电视观众,其优势不过是看到的电视更大些且是彩色的罢了。

  这样的解说风格从两位宋老师,延续到孙正平、韩乔生,以及一些地方台体育解说员身上,随着直播的增多,以及观众收视条件的改善,变得日渐“不解渴”,甚至形同废话——我们自己看得一清二楚,用得着你说么?上世纪80-90年代之间,一些直播开始引入解说嘉宾(张路老师这样的体育专家,或张慧德老师这样的特定语言专家),并尝试在解说中提供更多背景信息。在一些地方台,则出现了一批以信息翔实、解说风格专业著称的解说员(如唐蒙、詹俊等),他们和专业嘉宾的搭配,成为许多球迷津津乐道的“黄金解说组合”。当然,这一期间另一类风格,即“业余(甚或耍宝)主持专业嘉宾”的风格也并行不悖,同样有相当多的支持者。

似乎是从一句“格罗索立功了”开始,中国足球解说出现了“激情派”异军突起,“赋诗派”相映成趣的现象,拉美式的颤音“goooool”和疯狂吼叫,时常在深更半夜将昏昏欲睡的“球迷家属”们弄得惊觉跳起,离题万里的“即兴心灵鸡汤”,则将原本兴致勃勃的铁杆球迷弄得心烦意乱。球场休息、赛事前后,又常常跳出些不知所云、甚至不知和足球有啥关系的帅哥美女,跟真正的足球专家争抢有限的话筒时间。

常年居住在境外,各国足球解说也听得多了、熟了,所谓的“拉美式颤音”,在世界杯解说中,通常仅限于给解说者的主队、准主队,在进球时吼上一嗓子,倘是“两不相帮”的中立解说则相对平静,若该解说在同一场比赛中既给甲队、也给乙队“颤”,多半会被认为是神经有问题;大多数欧洲式足球解说,则更像中国早期“广播派”的极简版,寥寥数语,简单交代场面而已,更详细、专业的内容,则放在赛前赛后和中场休息,交给嘉宾去说(通常是著名球星、教练等)

除了2002年,中国队一直是世界杯决赛圈的看客,作为球迷,自可以有自己的“准主队”,作为公营电视台的解说员,却有义务为广大球迷提供中立、专业、客观的解说,而不是将自己变成一个“公费旅游”的“准球迷”,靡费宝贵的公共频道资源,去宣泄自己的情感和精力。

当然,有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在网络时代,观众可以边看转播边上网,其资信之翔实、专业,只要稍作有心人,就未必在解说员之下,“专业路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越来越难。但即便如此,“颤音派”和“抒情派”的泛滥,也足以让许多球迷出于自己或家人、邻居的身心考虑,不得不选择“静音收看”,和解说伴音道别。

合格的足球解说理应是拐棍,需要时拄一下,不需要时可随手丢在一边而不至于碍事。如果做不成拐棍,那至少也不应变成皮鞭——不管你能否接受,都会劈头盖脸地抽将过来。

对于某些现役解说员而言,要求他们提供更好、更专业的解说,暂时恐怕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但要求他们在做到这些之前,至少不去做“噪音制造者”、“伴音终结者”,恐怕并不算很过分的要求吧?

作者:陶短房,专栏作家、评论人,旅居加拿大,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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