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夏天，我和我家领导在巴厘岛度假，其中有一个项目是阿勇河漂流。说来凑巧，和我们同处一个漂流艇的另两位也是中国人——随着出国次数增加，我发现将东南亚称之为中国旅游的后花园也不为过，如果是在十一或者春节等长假出行，你会发现机舱里和各旅游景点到处是中国人，当然，这是后话了。
既然都是中国来，自然免不了要寒暄几句。第一句当然是问你从哪里来？对方问我这句话时，我的回答是上海。对方听说我是上海，马上改用上海话和我交流。尽管我在上海呆了七八年，但和身边同事交流的时候大都是用普通话；上海话虽然能听懂，也能说一两句，但说多了还是会露馅，于是我就用普通话和他交流。
（2014年3月18日，上海，城市笼罩在雾霾之下。据报道，《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
对方见我用普通话回答，马上也很礼貌地用普通话交流：哦，原来你是新上海人！并问我老家是哪里，我回答说是浙江。他用赞许的语气和我说，你们浙江人不错，我们小区里就有很多浙江人；然后跟我噼里啪啦说了一大通浙江人如何能干、如何会炒房，当然也免不了吐槽说不完的各种不是。
那次漂流的细节我大都忘记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细节却记得很清楚；而且随着外出旅游次数的增多，这样的场景会多次遇到，而且内容也大同小异。
本来我对“你是哪里人”这个问题并不在意。2003年研究生毕业到上海工作，没费多少吹灰之力就获得上海户籍，尽管知道户籍制度的不合理，但说实话，本人却没有从中受损多少——除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发放大礼包没有集体户口的份，就此而言，说我是户籍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也不为过。
但是这次旅行中的那句“原来你是新上海人”的对话，却让我思考一个无聊的问题：你到底是哪里人？从户籍登记来看，我确实是上海人；但我这个上海人却不会说上海话，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学上海话——既然都能用普通话沟通，为什么我还要耗费时间多学一门语言？与其有这个精力，还不如把我的洋泾浜英语说好。
事实上，像我这样经历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已经在官方系统里被等级分为上海户籍，他们在上海工作和生活，却不会说上海话。当然，更多的人是在上海工作和生活，却没有取得上海户籍。据上海市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年底，上海共有常住人口2415.15万，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425.14万人，外来常住人口990.01万人。
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这个群体就更加可观了。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3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为13607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68万人，其中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89亿人，流动人口为2.45亿人。
当你要问这些“流动人口”是哪里人时，他们会如何作答？很多人依照户籍登记是属于浙江的某县某乡，但实际上他现在的工作和生活却和这地址没有丝毫关系。据国家统计局于5月12日《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绝大多数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初次外出年龄也很小，远低于老一代农民工35.9岁的初次外出平均年龄，并且55%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远高于老一代的26%。
据说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回到过出生地。我侄子出生在杭州，一年大概回老家3-4次，尽管自他上小学前他的户籍地是在浙江老家，但他自己却从不说自己是户籍地的人，而是说自己来自杭州滨江。逢年过节回乡时，尽管我们说是回家，但他显然不把乡下老家当成自己的家，他的家在杭州。
等他长大后，该如何面对“你是哪里人”这个问题？尽管他在内心深处把自己当成是杭州人，是的，从形式要件而言，他确实是一个标准的杭州人：在杭州出生、成长，拥有杭州户口。但那些老杭州人估计不会把他看成是杭州人，因为他不会说杭州话。如果说他是磐安人，估计他内心深处也有点疙瘩——一年当中只有几天在那里呆过，而且也不会说方言；不仅他有这个疙瘩，家乡人也是——每当逢年过节回乡下时，乡下的小伙伴总把他当成是杭州人。
那么，你到底是哪里人？因为工作和生活的需要，很多人离开自己家乡在外工作和生活。在现有的户籍制度下，他们可能永远也获得不了在工作地的户籍，但可以想象的是，这些人永远都不会回到其户籍所在地。他们或许会在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户籍所在地的居民，但是他们的下一代会这么认为吗？一个从小在上海生长和长大的人会认为自己与那个八杠子打不到算一块的“户籍地”发生关系吗？如果户籍制度再不废除，这些非户籍人口的孙女一代会认为自己是哪里人？如果以90年代初的流动人口开始计算，现在农民工第三代已经出生，再过几年或许他们也要出来就业：如果那个时候户籍制度再不变更，那么他们就会遇到一个更为荒唐的问题：他是哪里人？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从目前来看，户籍制度没有丁点儿放松的的趋势，在那些能够容纳更多就业人口的特大城市，情况似乎更为严重——不久前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规划2014－2020》中，这些城市要实行更为严格的人口控制措施。这意味着这部分人群要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上海人”或者“北京人”要更为困难。
即便对于像我这样已经在法律意义上成为“上海人”的群体，还是会在日常生活中时不时遇到这种身份困境。尽管我们已经拥有上海户籍，但是比你更早几年进入这座城市的上海人却不认为你是真正的上海人，他们说你是“新上海人”。当然，“新上海人”是相对于上海人而言，而不是对应着一个“老上海人”。言下之意就是，你们和我们之间存在着诸多区别，尽管你已经在上海工作和生活，但要真正融入上海，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要走，你们慢慢来吧……
但这两个群体真的有多大的不同？如果说真有不同，可能是那些“新上海人”不会说上海话，或者是他们的身份证不是以“310”开头。不过在我看来，以会不会说上海话作为衡量这个群体是不是上海人的标准实在是太低级了。语言本来只是沟通的工具，假如不讲上海话也能沟通和交流，那就不需要说这种语言。更为重要的是，上海话并非一成不变，100年前的上海话和今天的上海话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比如在上世纪的前十年，几乎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上海话，据一份1917年的出版物指出：“上海五方杂处，语言庞杂，大别言之，约可分为数类：1）广东话。洋人由广东来上海，故广东人最占势力。2）宁波话。宁波靠海，开海较早，来沪亦先。3）苏帮话。地主也。4）北方话。京津山陕富商大贾及优伶一派所流衍者。第五乃上海本地土话。”而作家茅盾更是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大量吸纳移民80年之后，上海仍然没有统一的语言。”
据说上海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那么，何为国际性大都市？在我看来，一个最为基本的标准就是人员构成的多元。在2005年，纽约人口中有36%不是在美国出生。而且纽约的语言也颇为多元化，据维基百科介绍在纽约使用的语言达到800种。更有意思的是，纽约居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官方语言。2008年7月22日，时任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下令纽约市政府所属机构要提供汉语、西班牙语、俄语、韩语、意大利语与法语六种外语服务，解决不擅英语市民的语言障碍，让纽约成为真正的多语言城市。
这么多的语言会不会损害”纽约人”的身份认同？好像没有。尽管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度，肤色和语言都有所不同，但纽约的认同感并没有因此而削弱。据说现在全世界随处可见的“我爱XX”最早就是出自纽约，其原型是“I Love New York”。那份被全世界各地文青奉为圣物的《纽约客》杂志，其英文名就是“New Yorker”，直译成中文就是《纽约客》。
为什么纽约没有“新纽约人”的说法，据我猜测，英文中“New New Yorker”的表述可能过于麻烦，不过更为重要的理由可能是在纽约——甚至整个美国，这片土地都是新的，大家都是新人，也就没有必要划分新旧。其实对中国而言，尽管我们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但是对很多现代城里人而言，他们成为城里人也就是最近几十年的事。上海在1980年时只有1300万左右人口，但现在将近翻了一番。如果再往前推到1910年，它的人口也就只有128.9万。也正是如此，很多人说中国绝大多数的人祖宗三代估计都是乡下人，一个可以佐证的数据是，1949年时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0.64％不到。
我打心底里认为，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当下中国，大家相互见面问“你是哪里人”可能并不明智，因为很多人可能要在出生地、户籍地和常住地之间进行复杂计算。但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却在制度上得到不断强化，一个人从小到大需要填写很多表格，而“籍贯”和“户籍所在地”是这些表格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事实上，每被人问一次“你是哪里人”，我这个进城一代就会头晕一次：说上海人吧，家乡人会说我忘本，而正宗的上海人则会说我败坏上海名声。可恶的户籍，你说我到底是哪里人？
（原标题：《你是哪里人？》）
作者：傅蔚冈，专栏作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法学科班出身，却喜欢以山寨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