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密码箱”的喜与悲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密码箱”是中国都市一道亮丽的风景。大街小巷,大大小小真真假假的老板们,有的西装革履衣着光鲜,有的皱皱巴巴衣衫不整,人人都手提一个方方扁扁的密码箱。

密码箱里面,自然装满现金。但据说,有人在里面放了许多报纸,或是为了显示“实力”,谈生意更顺利一些;或纯粹就是为了“面子”,为了装阔,假装自己也是老板。不管怎样,真正满装现金的应当还是大多数,所以,才时有抢劫密码箱之事发生。

为防抢劫,又发明了可以上锁的手链,把密码箱和手缠在一起。火车和长途汽车上,又用手链把密码箱锁在行李架上,防偷防盗。真正的大老板做大生意时,一个密码箱远远不够,要专雇保镖若干,提箱若干。

对这种“密码箱现象”,一些初来乍到的外宾或港澳台同胞大惑不解,怎么要用这么大笔大笔的现金交易?为什么不用银行转账?为什么不用支票、银行卡?难怪,他们会被统称为“老外”,就是说他们外行,不了解中国国情。当时的中国国情是开始改革开放,陆续放开了“个体户”、“私企”做生意赚钱。但是,银行的有关规定还未改变,转账、支票只能是公对公,也没有银行卡。这样,私对私、私对公,就只能现金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密码箱现象”,自然应运而生。

市场经济有需求就有供给,一些企业看准商机,开始生产密码箱。一位南方的朋友下海几年,从卖书、卖电子表转到卖服装,一直不顺,这时也看准机会,借钱办厂,生产密码箱,大赚了一笔,完成了自己资本的“原始积累”。用他的话说,密码箱让他“一扫晦气”,时来运转。此后,他就心无旁鹜,专门琢磨、生产密码箱。生意,越做越大,赚钱,越来越多。没多久,他就成为“大款”,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土豪”。每次来北京,他都乘飞机,那时能坐飞机的,不是有一定行政级别的“公款”,就是这些花得起“私款”的“大款”。随身带的,总是德国“RIMOWA”旅行箱。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经他详说,我才知道这看似平常的RIMOWA,竟然大几千一个。那时,这可实实在在是一笔巨款。就这样,RIMOWA旅行箱,与“皮尔·卡丹西服”、“老人头皮鞋”一道,成为我最早知道的几个洋品牌之一。现在,皮尔·卡丹西服、老人头皮鞋早已不是“身份”的标志,但RIMOWA仍是。网上常有男女明星出行的图片报道,看到这些图片,我往往会注意一下他们随身带的旅行箱。多数,都是RIMOWA。只是那些“狗仔队”们在详细报道他或她的服装、鞋、包包、皮带、太阳镜的品牌,甚至细到是不是当季产品时,甚至在报道他们推着拉着旅行箱进出机场时,都没有提到他们用的是RIMOWA旅行箱。看来,直到现在“狗仔队”仍然不知道RIMOWA,专业水平还有待提高。这也说明,RIMOWA是“低调奢华”的“高大上”,现在都没几个人知道,二十几年前,知道的更少,用的也更少。

我那位朋友,就是这少而又少之一。但是,他绝不是个讲虚荣、要面子之人,吃穿用,都非常普通,从来是一身皱皱巴巴,应该是从地摊淘来的衣服。唯独旅行,他要用国内当时几无人知更无人用的RIMOWA,而且不止一款。不为别的,不是为了虚荣,而是为了仔细研究琢磨RIMOWA的做工、用料、设计……他总是赞不绝口,想把这些,用到密码箱设计、生产中,立志把自己的密码箱做成中国的RIMOWA。不过,他还有自知之明,当时到处是“宇宙牌香烟”之类,他却总说,再能的人,密码箱也只能在中国做大,世界市场不大,因为这是只适合中国国情的产品。

1985年,中国银行珠海分行发行中国第一张银行卡,又称“珠女卡”,但发而无用,象征意义大于实用意义,无人注重。直到90年代初,用银行卡在北京还是稀罕事儿。认识的一位突然走红的“牛人”,有张“香港大老板”给的卡,时不时在北京饭店、长城饭店之类少数可刷卡的饭店请朋友吃饭,结账时总是拿出卡来,一边晃一边牛气冲天地说:“想吃再点,吃完了有香港大老板给咱续。”请饭,是为了炫卡;吃请,也多是为了亲眼看一看只是听说、没见过的可以这边花钱那边续钱的还有些神秘的卡。

虽然“卡”仍稀罕,但朋友中有人敏感,有洞察力,认为中国的“卡”时代马上就要来临,聚会时,不止一次劝过那位“密码箱朋友”及时转产,生产其他东西。但这位“密码箱”却坚信,中国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卡时代、银行对私企的转账业务会有很大限制,不会发展很快。他为自己找出了一大堆一大堆论据,如当时对私营经济与“和平演变”关系的论述、对信用卡是资本主义鼓励人们透支消费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批判……他认为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会改变,所以密码箱仍大有市场。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马上就证明他的判断错误,银行卡越来越多,银行对私企的种种服务越来越多。自然,密码箱需求锐减。但这位朋友决不认为这是制度变化导致的市场需求的变化,一直沉浸在自己的论据之中,几乎变成一种信仰。有人帮他分析,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旅游将成热点,劝他轻而易举地改密码箱为旅行箱,但被他严拒。他已经走火入魔,决不承认国情已变,顽固地认为不是自己的产品根本不对路,而是自己产品的质量不好、设计不好、价格太高。所以他决不转产,而是费尽心机地在提高质量、改进设计、降低成本上大下功夫。规模生产是降低成本的重要方面,最后他把厂房、设备和自己家的住房全部抵押贷款,急剧扩大生产。短期内生产了大量密码箱,价格降了下来,但产品仍然无人问津,大量积压库存,无法还贷,企业最后破产。

成也密码箱,败也密码箱。从根本上说,他的破产在于对国情的误判,没有看到适应当时中国国情的密码箱,很快就会被世界通行的银行卡取代。

作者: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主讲《中国近代史讲析》、《法西斯主义理论剖析》、《辛亥百年的变与不变》等课程。

您可能还喜欢…

发表评论

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您可以使用这些HTML标签和属性: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