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高中时，曾听过一位德高望重的知名学者讲座，这位学者谈及“大跃进”时，引用了自己当年写的一首歌颂大跃进的诗进行自我反省，提醒大家不要再犯同样的狂热病。如今虽时隔20多年，却还能清晰记得，其中有“超英赶美但等闲”的句子。
光阴荏苒，如今仅就GDP总量排名而言，中国早已实现“超英”，并自2010年起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距离“赶美”，貌似只有一步之遥。
然而实际上，这“一步”的距离并不近：按照GDP总值计算，2011年，也即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次年，美国年GDP总量为15.533万亿美元，中国仅7.321万亿美元，不到美国一半。当时许多经济学家通过计算认为，中国最早也要到2019或2020年，才能在GDP总量这项关键数据上真正实现“赶美”。
然而就在五一“小长假”前夕，中国居然“被赶美”了——确切地说，是被宣布今年内将实现“赶美”。一言甫出，举世皆惊。
作如此振聋发聩宣布的，是世界银行“国际比较计划”(ICP)，该计划采用“购买力平价”(PPA)而非美元等实际货币，作为比较各国间经济总量的参数。按照编制者的理论，PPA较受汇率影响的真实货币，更能反映出不同经济体商品和服务的真实成本。
4月30日的ICP报告，给出的是2011年的结果，而此前一次公布ICP报告是2005年。按照这一参数计算，2005年中国经济规模是美国的43%，2011年是87%，IMF认为2011-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为24%，美国为7.6%，照此计算，到今年底中国“赶美”有望。
按照PPA计算，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并非日本，而是印度：2005年其经济规模尚只有美国的19%，2011年则提升至37%。不仅如此俄罗斯、巴西、印尼、墨西哥都成为全球经济的TOP12，英国、日本则排名渐行渐远，发达国家中，德国排名略升，意大利则原封不动。
对于PPA计算法，许多专家不以为然，如世界经济论坛(WEF)经济学家蒂埃里。盖格就认为，草率地采取PPA比较各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并借此给出排名并不准确，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足以证明其“不靠谱”程度——最新ICP报告中“被世界第三”的印度，国内生活在赤贫状态下的人口比例高达30%。加拿大《蒙特利尔日报》财经专栏作家罗伊科。塔塞更指出，他所认识的一位世行官员私下承认，PPA计算法的误差“可能高达正负15%”。
法国《新观察家报》副刊《八十九街》联合创始人之一帕斯卡尔。里舍和英国《金融时报》均认为，PPA标准计算出的“世界经济第一”水分的确很大，新兴国家理应更重视“人类发展指数”(HDI)，相对于GDP或PPA的总量计算，HDI综合参考了卫生、教育、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可更精确地衡量每个经济体内的民众生活质量。在HDI排名上，中国离“超英赶美”差距甚大：美国2012年HDI指数0.937，同比上升0.003，排名世界第三，英国0.875，同比上升0.001，排名世界第27，这项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报告中，列入第一组“极高组”的才算发达国家，该组排名最低的克罗地亚为0.805，列入该组、即可算发达经济体的共47个，其中亚洲仅日本(第10)、韩国(12)、香港(13)、新加坡(18)、文莱(30)五个，中国仅0.699，同比上升0.010，列世界第102位，位居第三组“中等”，仍然是发展中国家。
《金融时报》社论认为，仅评估HDI指数也并不科学，还应衡量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军事能力等，在这些方面，中国排名显然比HDI靠前得多，但离“赶美”同样有很大差距。而里舍则认为，总量的堆砌——不论GDP或ICP——都不足以说明一个国家的富强程度，比如，倘所有非洲国家统一成一个经济体，其GDP总量也会相当可观，可谁能说这样的一个经济体，就是富强的？一个国家在GDP总量上名列前茅是不够的，因为它还需面对各种社会问题，GDP总量的提升，未必意味着社会发展和公平问题迎刃而解。
许多观察家都认为，“被超英赶美”、或广泛地说“被发达”，会引发新兴国家不同的反应。
一些专家，如法国CEPII研究中心主任塞巴斯蒂安。基恩等认为，某些雄心勃勃的新兴国家，会很高兴看到自己的排名和所占全球经济比重增加，他们会迫不及待地认可、并敦促国际社会也认可这种计算结果和排名变化，并以此为由，要求自己在国际组织中更大的发言权，这可能可能导致改革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乃至联合国呼声更加高涨。
但也有不少专家指出，“被发达”未必是中国所愿。《金融时报》甚至援引“知情人士”话称，中国可能不愿“被第一”，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试图影响ICP报告的结论，惟恐因此成为众矢之的，更担心“被第一”后，就不得不承担随之而来的额外国际责任，如国际安全、环保、援助等等。
不少论者指出，这种“怕第一”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这其实是许多新兴国家在达到某个临界点后的共同心态，如同样被ICP报告“超英”了的巴西，许多人就自嘲“还以为看见的是世界杯足球赛排名”。事实上，同样不适应、不愿面对的，还有许多发达国家，一些发达国家一面因自己人均GDP排名在列支敦士登之类小国后不满，另一方面却以人均GDP排名靠后，贬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其实质，是眷恋手中持有、只能反映旧时代经济比重的IMF、世行等国际组织中发言权。当然，这同样是可以理解的——美国实际上从1872年起就是世界经济第一了，但英国直到二战后才心甘情愿“脱袍让位”。
应该如何看待这个“被第一”？
首先必须认识到，“超英赶美”的确并非仅仅总量超越就算真正超越，PPA或GDP计算法本身存在许多失真因素和人为影响，且按GDP人均排名，中国仅列第99，较美国的第12相去甚远，尽管一些国际学者(如罗伊科。塔塞)认为，以“人均”贬低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看似符合逻辑，实则“大错特错”，理由是中国发达地区人口仅4-5亿，基本分布在沿海，这片区域产生了中国财富总量的70%，和出口产品总量的80%，“即便平均，也该由财富实际创造者而非所有人来平均”。但即便此说有一定道理，广大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多达8-9亿国民生活水平有待提高，或按塔塞本人的说法“未加入主要财富创造者行列”本身，就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发展问题、隐患。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除了少数“唱衰论”顽固支持者，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同一点，即中国经济规模“赶美”本身，并没有多少悬念，要说有，这个悬念不过是何时真正实现超越的问题，不仅中国，新兴国家在经济发展轨迹上相继“超英”、将“旧世界”甩在身后，也是大势所趋，ICP报告中许多结论都大有商榷余地，但在全球经济总量中，工业化国家所占比重自统计以来首次跌破50%大关本身，却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无视这一趋势的客观存在，并不能就此推卸相应的国际义务、责任，相反，对新兴国家争取和自身经济实力、经济发展潜力相称的，对全球经济、金融重大话题话语权、表决权，是不利的。
正确的态度，应是一方面客观对待包括ICP报告在内，那些让本国“江湖地位陡升”的数字排列组合，清醒认识到，任何数据都有其局限性，认识到自身的发展尚有许多落后点、盲点，和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是多领域、全方位的，并非在总量数据上实现赶超，便真的成为“发达社会”，另一方面，也应正确对待国际间对自身观感的改变，正确对待外界以“富国”、“大国”标准，对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毕竟，有些事的发生和改变，是水到渠成的事，不是你想回避、推脱，就能回避、推脱的。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按照ICP报告的说法，也很难支持世行和IMF“全球贫富差距大大缩小”、“世界已变得更加平等”之说：一方面，工业化国家经济总量所占全球比重仍近50%，而人口仅占全球人口17%；另一方面，全球经济仍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格局，在ICP报告中，欧盟占全球财富总量18.6%，美国17.1%，中国14.9%，三者相加超过50%。如将欧盟视作单一经济体，全球拥有财富总量比例超过1%的经济体共16个(除欧盟、美国、中国外还有印度6.4%，日本4.8%，俄罗斯3.5%，巴西3.1%，印尼2.3%，墨西哥2.1%，韩国1.6%，加拿大1.6%，沙特1.5%，土耳其1.5%，伊朗1.4%，澳大利亚1.1%，台湾1.0%)，上述16个经济体以外各国所占财富总量比例，则只有17%，这表明全球经济发展仍旧处于不平衡之中。
作者：陶短房 专栏作家、评论人，旅居加拿大，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