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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赐香:我说中国教育缺什么

政治一直在干涉教育,强奸教育,结果由于教育的一味顺从与善解人意,强奸也变成了顺奸。教育老前辈曾说过,教育要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公民,可我们培养出来的,不是猾奴,就是愚奴。教育如果不再求真,即使我们有再多的钱,又有何用?我觉得,我们缺的不是钱,而是真;缺的不是人才,而是人心。

我说中国教育缺什么

文/端木赐香

看朱永新老师的《中国的教育缺什么》,颇受启发,朱老师认为,中国教育缺钱,缺人才,缺公平,缺教育观念,缺服务意识,缺人文意识,缺特色,缺理想……确实,中国的教育,缺的可不少!不过在我看来,除了这些东西,目前我们的教育还缺一个最关键的:“真”!或者说,其它缺都在其次,惟有“真”最根本。这方面,老前辈早已有话: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可我们呢?千教万教,教人求假; 千学万学,学做假人!

我们的教育一开始就在造假。

首先假在教育内容。我是75年开始自己的读书生活的,上课时,我们唱祖国象花园,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下课后,看到的则是八月秋高风怒嚎,卷我屋上三重茅。上课,睁着眼睛瞎唱歌;下课,饥寒交迫无人理。从感情上来讲,这是相当痛苦的一件事。饶是如此,作文里还不能诉说,还必须与社论保持一致,所以小时候我最拿手的作文,开头必是在以某某某为首的英明的党中央领导下,抓纲治国,全国上下,形势大好,结尾必是奔向美好的未来2000年。

如今,跌跌撞撞的走过2000年了,也没发现啥美好。课堂上虽然用不着瞎唱了,可有些课的内容仍是有点高蹈。我很庆幸,我教历史而没教政治,否则,课堂上净给学生讲些自己早已不信的堂而皇之的东西,耽误时间、浪费生命、误人子弟倒在其次,可怕的是,假的东西,孩子们迟早会自我发现,等发现后,他们是什么感觉?

有一阵子我迷上了与马克思同时期、同知名度的一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的真知卓见让我震惊,更让我震惊的是,为什么我们的政治课中只有马克思而没有马克斯?难道就因为二马的观点不一致?但是,真理不是愈辨愈明,真金不是不怕火炼么?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马克斯•韦伯?现在,我知道了,但是这更增加了我怀疑一切的禀性。犹如我一个同事,她打麻将时,来了一个诈胡,被人发现了,却导致同事们怀疑她以前所有的“胡”都可能是诈胡!在这方面,西哲笛卡尔说:怀疑就是方法。中国诗人北岛呼喊说:我不相信,天空是蓝色的。总之,我们有理由怀疑一切!

如今我教历史,每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一个历史事件,我都会告诉学生,这是我的个人私下看法,至于公开看法,书上写得好好的,考试时你背下来就行,人家若出个“试谈谈你对某某伟大人物的看法”的题,那是跟你客气,千万不要自作多情信以为真,真把自己的看法端出来, 那就坏菜了,学生就笑。

作文里,学生依然写不得真话作文。孩子们之所以喜欢写日记,一提作文就头疼,倒不仅仅是因为日记里可以写隐私,而是因为日记里可以说自己的话。曾经有一个学生,在作文里例数了春天的种种不好和自己不喜欢春天的诸多理由,可是结果却被老师认定思想不健康而被判为不及格。春天,估计已成为某些伟大事物伟大人物的象征物,所以,想不喜欢春天,没门儿!

假内容的教育,著名教育者李镇西把之称之为玫瑰色教育。这种教育,只能把人都培养成色盲。著名大导演谢飞在给北大学生做讲座时说了自己的两个笑话。一是老先生在厦门用望远镜望海峡对岸,结果吓了一大跳,他问身边的士兵,为什么台湾也用我们的红旗。兵告诉他,台湾的旗底色也是红的,只是左上角有青天白日。谢大导演说:我以为,台湾只能用黑旗或者蓝旗呢。二是老先生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与一个台湾人合住一室。评价起双方的领袖,谢飞认为一提老蒋,就想起一个尖嘴猴腮无情无义的老头,那台湾人说,哪里,我们印象中,老蒋是一个和蔼慈祥的老人,相反,一提你们的老毛,就想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土匪……这就是玫瑰色教育的结果。玫瑰色很漂亮,但他致人色盲,如此教育,教育岂不在变相害人?

第二,是教育各种常规指标在达标检查时的造假。一是几年前流行的普九检查。为此我曾和一位乡村中学的教导主任聊过,他说普九标准多多,而乡下学校处处不够标准。一、要求生均图书15册以上,谁有啊,各学校自想高招,有的去借外校兄弟单位的,有的让学生从家带书,当然,检查完毕后还要各归其主,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实在凑不够,学校再掏钱去废品收购站买一部分,摞到那里显得堆大数量足。二、上级要求生均公用事业费要每年有两个增长点,别说增长了,好多地方早把这个取消了,不是没增长,而是干脆没有。为应付检查,需造两个条子, 第一个条子,是乡里的拔款条,公用事业费增加多少多少;第二个条子支出条 ,学校在这方面已花去多少钱云云。三、初中教师大专文凭达标率需达到80%以上,就把小学、中学里的有大专文凭的教师全编到一个花名册上以备检查。四、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儿,辍学率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可实际情况是,好多农家孩子根本不上初中,怎么办?一个法子,借学生。让小学五年级的混到初一里,让初一的一部分混到初二去,再让初二一部分支援初三去……

除了普九检查,比较热闹的还有中央下达减负令之后各种形式的“减负检查”。其实,具体减负了没,大家都心知肚明。检查团临来之前,老师就交待孩子们了,问作业“多乎哉”,大家统一要说“不多也”。为防有记者暗访,学校更是格外交待孩子们,一旦有生人(记者同志)问“晚上几点钟睡觉”,大家要异口同声的说“八点就睡”,问“作业少了大家高兴不高兴”,大家要统一说 “高兴”!孩子们乖,与学校配合得很默契,这情境,常让人想起老电影里,村口站岗放哨的红缨枪们,碰到可疑之生人(特务汉奸坏蛋们)问路问情况,他们随口编瞎话编得倍儿顺。没想到,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革命优良传统”被我们教育界给继承过来了。

孩子们长期浸淫其中,将学到什么,已经学到什么,不言自明。小时候,我们学过列宁打碎花瓶的故事,也学过华盛顿砍伤樱桃树的故事,可诚实并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中扎下根来,这才是最令人悲哀的。

第三,教育界各种考试的真实性与各式文凭的含金量以及学术的纯净,在人们心中早已大打折口。连续揭露出来的高考集体舞弊事件,更是打击了教育的最后自尊。我们常常指责各式持假证者,可是各种正式考试,职称考试,自学考试,函授考试,以及各正规院校经济利益驱动下办的各式长短培训班,其真实性又能有几何?社会上戏言,假文凭有两种,一种是真的假文凭,一种是假的假文凭。真的假文凭是从正规学校买来的,假的假文凭是从假证贩子手中买来的。唯一的区别是,前者花钱多点,后者花钱少点;前者供各式党政干部和有钱的主购买,后者供平民百姓购买,有些基层干部,酒虫饭袋,按摩写成暗摸,可手里却大都持有硕士文凭,与其说是硕士,还不如说是硕鼠。这般情形之下,真的假文凭与假的假文凭也就五十步百步之别,我们有什么理由嘲笑持假文凭者?

文凭掺假,学术也掺假。学术腐败除了已发现的,还有好多不易被发现的。比如同仁同学之间的传帮带,我发一篇文章,加上你的名,你掏个亮相费;我发你一篇文章,你给个版面费,否则没你的立足之地;而某些学术期刊更是沦为某些小圈子的阵地,外人想插进一足,何其难也。有些堂堂的大学讲师,为了评职称,更是不惜使用调包计,把别人发在刊物上的文章换上自己的名字复制一下,再制作到原来的刊物中,就理直气壮的交上去邀功请赏了。

试问,连教育的殿堂都变成了造假的车间,我们还能相信什么,还能希望什么?

第四,说一下我们的教育理想。朱老师说,我们缺理想。其实,我们缺的是小理想,从来不缺的是大理想。道德与理想方面,我们更是高蹈,学生们在老师的暗示与规定下,只能有高尚的大理想,不能有渺小的小理想,如果有个学生写作文说自己的理想是长大了拾垃圾,既使你嚷嚷自己是为了搞环保,那也不行,你看老师怎么批评教育你。结果导致孩子们高的达不到,低的也不做:嚷嚷着长大要当科学家,却无意于关上身边的水龙头;嚷嚷着长大要为人民服务,回家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着小皇帝般的日子。

至于老师们,更是在社会舆论的耸怂下,找不到自己正确的位置。教师本是门职业,爱岗敬业即行,当作事业做也行,可是犯不上寻死觅活的拚命进而连累妻儿老小?生命本是有限的,而利他主义则是无限的,用一己之不足却补社会之大余,即使勉做到了,却是以牺牲自己家庭利益自己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的。用孔家的话来讲,乃是过犹不及。这方面,我比较赞同茅于轼的观点,他说,人与人是等价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与损人利己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而已。所以,我不赞同教师作为牺牲被抬上道德的祭坛。再说了,从没听说西方的教师夜半还亮着红烛改作业,可人家的教育并不比我们落后。而且, 老师夜半还在改作业,肯定是布置作业多了,应当批评他的。

可是我们听惯假大空了,偶而听个真话,神经还真受不了,尹健庭事件就是个明证——2001年湖南株洲二中语文教师尹健庭,因在教学论文《入学教育课》中提出“读书考大学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这一命题及其论证,被同事告密,《中国青年报》以《某重点中学一语文老师这样讲入学教育课读书是为了挣大钱娶美女》为题作了报道,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尹健庭成为当地乃至全国的新闻人物,最后被所在学校株洲二中解聘。我现在特想知道那个告密者是谁,有没有遭到报应!

我不明白,为人师者,如果因为戴着一顶社会愣是栽赃给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高帽,就说不得读书为自己的话,那真是我们教育界的集体悲哀。教育没有自主权,教师人格不独立,结果便是教育沦为政治的婢女。政治把很可笑的一些东西弄成神圣,教育不但不去揭穿,反而帮着粉饰,结果,教育里原来很神圣的一些东西也复变得可笑起来。这里我想问的是,书不能为自己读,那饭能不能为自己吃?如果我说我吃饭为了国家,喝水为了国家,甚至睡觉也是为了国家,大家有何感觉?所谓的真理,有时是一种可怕的东西。真理若被某些权威人士操纵在手,就更可怕了,它会封住所有人的口。如果皇帝说自己的衣服最漂亮是真理的话,那么凡是说皇帝没穿新衣的,那可能就要被打成反革命现行了,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就是这样对待布鲁诺同志的。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才有了个“言论中性”规定。也就是说,不管你的言论对错,你有说出的自由与权利,听不听则在大家。大狗叫,小狗也叫,不能因为小狗叫得不对,就不让叫,更何况,大狗叫得也不一定对。教育本是求疑求异,可我们却是求忠求同。尹健庭也许说得不对,但是,没有讨论的余地吗?

政治一直在干涉教育,强奸教育,结果由于教育的一味顺从与善解人意,强奸也变成了顺奸。教育老前辈曾说过,教育要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公民,可我们培养出来的,不是猾奴,就是愚奴。教育如果不再求真,即使我们有再多的钱,又有何用?我觉得,我们缺的不是钱,而是真;缺的不是人才,而是人心。

教育没钱,影响的可能是教学质量,可教育中没了真,影响的却是生命质量与人的质量!失却了做人的根本,我们何以立足?

作者:端木赐香  历史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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