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关键”等8则

叶小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关键

  当前,我们身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浪潮中,践行24字价值观,有三个关键。一是形成“信仰—敬畏—自律(道德的自我规范)—他律(公德、法规约束)”的价值链条。人们过度追逐物质利益,导致人的发展片面化,忽视或无视信仰和人生价值,有些人便会远离崇高,随顺世俗,价值模糊,是非难分,荣辱莫辩。只有有了敬畏,才有自律。只有道德主体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道德,完成他律向自律的转化,才能成为有效的道德规范。我们要在社会上形成这样一种价值链条,给信仰和敬畏留下发挥作用的空间,让每个人都能坚守底线、明晰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二是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气。市场经济的洗礼,让个人利益观念觉醒,互利观念也深入人心。如何把市场经济与道德追求、物质利益与精神追求结合起来,检验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要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气。社会关爱人人,人人感恩社会。如此良性循环,就能生长出一种新型的社会文明,激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和生命力。三是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官风”影响“民风”。具有先进性、革命性的执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只有以身作则,其践行的核心价值观才能高悬于上,普照四方,譬如北辰,众星拱之。

  (来源:《时事报告》2014年第3期)

  郭万超:怎样才能读懂当代中国

  第一个方面,快速变革发展的中国从现象看很复杂,但要把握其发展主流和基本趋势,这是科学方法问题。中国30年的发展相当于西方200年走过的路程。一些暂时性的表面性问题也很容易蒙住人们的眼睛,让人看不到事物发展的本质和方向。全面客观地看中国,需要“莫为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大视角、大气度。判断中国的未来前景,要看主流、看总体趋势,不能只看次要问题、看个别现象。越是快速发展,问题与矛盾就越多。但是,一个国家总体发展趋势上升,短期问题就不能左右大局,因为那都只是暂时的。当然,我们也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第二个方面,对发展中出现的个别矛盾和问题不应以感性思维无限放大,要以建设性精神培育正能量,这是正确态度问题。毋庸置疑,中国在整体进步的前提下,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不少,但不能带着情绪去看,更不能无限渲染,人为放大。其实,现今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我们要严重得多,日本海湾当年也是乌黑一片,伦敦的雾霾造成几千人死亡,美国发展初期几近使印第安人灭绝,中国劳工也很多客死美利坚。相比之下,中国走的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路,中国的发展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3月31日)

  周桂钿:中华文化政治智慧的核心:以民为本

  将人民看成政治的根本,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前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是政治智慧的核心,是最精华的部分。民本观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民是国家的根本。民为邦本,国以民为本,民是天下的主人,是历史的决定者,得民心者得天下,天下盛衰兴亡,决定于民心的向背。明智的当政者就知道为人民兴利除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天下”就是指天下人民。二是君民关系,民贵君轻。许多人以为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君主的权威压倒一切,而老百姓是社会底层,任人欺压。许多古圣先贤从历史上总结出民贵君轻,君以民为本,是极高的政治智慧。开明的君主认识到,“为君之道,须先存百姓。”上天立君以为民,君为民服务,才能维持下去;不能为民服务,还要欺压人民,那就是违背天命,众叛亲离,孤家寡人,落得国破家亡,为后人所耻笑。三是吏为民役。各级官吏都是人民的仆役,人民是主人,交纳税收来雇佣官吏当仆役,这就是传统的公仆思想。在人民面前,耀武扬威,作威作福,自以为是人民的父母官。这些没有传统道德的腐败分子太不自量了。四是利民就是公义。在公私关系上,在义利关系上,许多人觉得很难分清楚。实际上也可以作最简单的划分,为人民谋利,就是公,就是义;为自己谋利,就是私利。到底是为人民,还是为自己,领导干部自己一般都很清楚,是不难分别的。

  (来源:《党建》2014年第3期)

  林毅夫 :不要迷信西方主流理论

  道路是靠体制作保证,实践证明,中国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说明这个体制也应该是有效的。当然,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肯定存在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否则,还谈什么改革?现在有些人怀疑我们的体制有问题,他们拿理论来作为参照,但他们拿的都是发达国家理论,而事实上,发达国家理论是总结发达国家的经验。即便总结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些理论有些发达国家也实现不了,因为它是个理想模式下的理论。一个连发达国家都不一定实现的理论,拿来参照我们发展中国家,所以,他们看到的中国自然就是到处都是问题。从发达国家的理想模式看,同样也有贪污,也有腐败,也有收入差距问题,甚至这些问题比我们更糟,这就告诉我们,理论必须依靠自己创新。而事实上,西方根本也不存在所谓主流理论,凡是认为主流的,现在他们的经济发展状况都很糟糕。所以他们也在随时更改他们的理论。

  (来源:《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20日)

  张江:文学“虚无”历史的本质

  一个时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情绪,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书写中均有表现。 这个问题之所以被严重关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历史是民族文化记忆的载体,它不仅包括已经发生的成为符号的人与事,也进入到当下的现实之中。它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以价值的方式引导社会生活。有关历史的文学叙事,通过对历史的一次次重新梳理,审视现实,面向未来,获取进步的智慧并凝聚文化共识。这种特殊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对于一个以历史悠久著称、又饱经沧桑的民族来说更加重要。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下,一些文学对历史进行“虚无”的行径更加放肆和轻佻,几乎丧失了底线和“节操”。许多文学作品,对历史的轻侮和傲慢丝毫不加遮掩,有意阉割历史的意图显露无遗。文学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意味着在文学叙事中,对一切有过正当价值判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否定,颠覆人类实践过程中积累和沉淀的意义和价值,导致对当下生活价值和精神标准的解构。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文化价值体系,是一个民族付出巨大代价换取来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历史的传承,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价值的传承。对历史的尊重,也就是对一个国家或民族价值和信仰的尊重。

  (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4月4日)

  林甲淳:当官的“难”与“不难”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纪国法对各级官员全方位的约束日益严格,法网越撒越大、笼子越扎越紧、板子越打越重,特别是在不断拧紧螺丝、上紧发条的态势下,很多官员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主要表现为:高压反腐的恐惧,民意监督的不安,名缰利锁的纠结,特权思想的旁落,能力本领的欠缺。当官为什么越来越难?一是“油水官”难过“惩治关”。二是“慵懒官”难过“考核关”。三是“忽悠官”难过“群众关”。四是“逍遥官”难过“媒体关”。实际上,为官只有放平心态就不难:千难万难,放下欲望就不难;刹官气,走好党的群众路线;禁贪欲,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护“公器”,给私欲戴上“金箍”。

  (来源:《领导科学》2014年3月下)

  张笛:游走在道德边缘的“次道德”

  在实际生活中,触犯规范的“不道德”行为可以说较少,更多游离于道德和不道德之间的是“次道德”。“次道德”是一种既无法说它特别坏,但也绝不是好的行为,比如在餐厅里,一张纸可以擦干净,却用很多张纸;认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这些公益问题跟自己无关;为了某种利益而假离婚或假结婚,等等。“次道德”可以说就是在不违反法律规定或者不直接影响他人利益的情况下,为了自身利益或出于某种不光彩的心理降低契约精神或荣誉责任。简单说,“次道德”就是人人心中都有的“小黑暗”。“次道德”行为不违法,但是带有那么点“不光彩”、“上不了台面”的味道。“次道德”不会直接使人变坏,但会使人的格局慢慢变小,甚至会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来源:《上海支部生活》2014年4月上)

  [美]弗朗西斯·福山: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

  美国有很多政治制度当前都日渐衰败。 美国政治文化有三个主要的结构性特征。不论它们如何演进,也不论它们在过去发挥过多大效力,这三个特征当前都出了问题。第一,相对于其他自由民主国家而言,司法和立法部门(也包括两大政党所发挥的作用)在美国政府中的影响力过大,而受损的是行政部门。久而久之,这种处理行政需求的方式变得成本极高、且效率低下。第二,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的影响力在增加,这不仅扭曲了民主进程,也侵蚀了政府有效运作的能力。第三,由于联邦政府管理结构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两极分化,美国的制衡制度——其设计初衷是防止出现过于强大的行政部门——也就变成了否决制。往好了讲,决策机制变得过于松懈——也就是说太过民主了,有太多的行为方由此得以阻止政府去调整公共政策。我们当前需要更强大的机制,以力促实现集体决策。但由于政府的司法化以及利益集团影响力过大,在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情况下,我们不太可能建成此类机制。

  (来源:《参考消息》2014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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