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濡山:不要拿既得利益集团为改革开脱

不要拿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给目前的改革困局开脱。谁都知道中国的改革到了什么程度,应该从何处开刀。现在的问题在于必须研究清楚,先从哪里开口,后从哪里收口,不能稀里糊涂动刀子。

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局势?
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局势?

最近很多人都在谈论这样一个观点:三中全会后,习李新政推动的强势反腐和深层改革,越来越受到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导致很多改革政策出不了中南海;而且还有人说,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势反扑还在后头。

吓唬谁呢?如果习李真怕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就不是现在这么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到底谁是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长得啥摸样?我个人认为,真正的改革还没有开始,或者说现在只是摆了个改革的架势,等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年初,几个改革领导小组的顶层设计出炉后,才能定论“中国后改革开放”这出大戏如何上演;现阶段只是打打老虎、割割韭菜,除除杂草、试试深浅的阶段。等真玩改革的时候,再看看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会有多怂。

既然说到既得利益集团,我想特别强调一下:不要拿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给目前的改革困局开脱。谁都知道中国的改革到了什么程度,应该从何处开刀。现在的问题在于必须研究清楚,先从哪里开口,后从哪里收口,不能稀里糊涂动刀子。

说“大气”一些就是:改革不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说小气一些就是:改革不能把自己玩进去。这种思维有什么错吗?只有唯恐天下不乱者巴不得改革玩砸、推倒重来。稍微有点理性的人都不会以幸灾乐祸的态度旁观。

首先,我要说说到底如何“认知”既得利益者。其实,“既得利益者”这个标签不会贴在任何人脑门上让你辨识,很多既得利益者还在高喊“反对既得利益集团”。如果笼统地说,掌握改革主动权的大都是既得利益者,因为凡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在各个领域获得较大成功并牢牢占据着权力及利益优势地位、且有足够能量稳住自身优势地位者,都是既得利益者。

比如: 体制内各级拥有封闭运行权力之部门的实权人物(如:组织人事任免权、公务人员配备权、经济发展资源配置权及项目审批权等),以及与上述权势人物有先天或后天密切关系的关联受益者。

具有这些特征的既得利益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权力机关比比皆是,也就是说,我们身边到处都是既得利益者,包括大学里的很多著名学者也是既得利益者—因为有学问有能耐的学人很多,为啥你名利双收,不就因为你也善于玩弄权术和运筹关系资源么?

总体来看,处于既得利益地位者,分为“开明派”和“保守派”两大类,前者面对经济社会的改革、创新和发展,表示赞同和拥护,并顺势而为,毕竟在这样的体制及制度环境下,他们是“被迫”成为既得利益者的,他们不担心会失去既得利益;后者则相反,因为担心失去既得地位和利益,而设法采取或明或暗的策略和手段,阻碍和打压改革创新势力,但只能偷偷摸摸地整。

因此,既得利益群体当中,会产生支持创新改革的开明派和阻碍改革的保守派之间的冲突,有学者认为:中国最有效的改革还得寄希望于开明民主的、且占据强势地位的既得利益者。

如果一定要对既得利益者做一个大致的分类,主要由两类群体构成: 一是“政治既得利益者”,二是“经济既得利益者”。我之所以这么啰嗦,是要表明自己一个看法:改革搞得好不好,不要拿既得利益者说事,还得看完成定顶层设计后如何下猛药。

另外,我认为,习李新政鼎力推行的改革到底有没有重头戏,今后一年内才可见分晓。为什么做出这个判断呢?有三个原因:

一是改革大戏需要清扫垃圾、试试深浅。新一届执政集团“履新”一年多来,最主要的工作时打扫垃圾、清理场子,比如:强势反腐败,就是清除积累已久、臭气熏天的制度腐败垃圾,简政放权和废除诸多审批事务,实际上是在清理政策垃圾和清扫整理早已经乱七八糟的改革“舞台和场子”。与此同时,在一些领域、一些关键点进行改革试水,测试风险。

二是真改革需要有充足的准备。如何玩,当然需要充分的酝酿和充足的准备,梳理改革思路、深度度调研、成立改革小组、调整人事安排等等,都是在做准备。如果准备期太短,失误的风险会大一些,但是准备期太长,人民的浮躁心态会升温,而且各种矛盾会恶化加剧。这正是高层很难拿捏之处。所以安抚民众情绪,征得民众理解和支持,是当下高层最最希望的。

三是完成“顶层设计”需要时间。自2012年以来,从学者到最高决策层,达成的一个共识是:进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改革必须首先做好“顶层设计”。正是在这一思维引导下,中央成立了4个以总书记为首的改革领导小组(安全、经济、军事、信息),其主要任务就是求同存异、搞好改革顶层设计。据悉,这四个改革小组的成员,正在夜以继日地调研分析,加快顶层设计。这种改革策略是否有效,尚不得而知,只有最后亮相后,才能辨识雌雄。

上述三点决定了,真正啃硬骨头的实质性的改革并没有开始。其实,在我看来,改革只有一根硬骨头,那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各种矛盾的总根源,这根硬骨头上有几根骨刺:一是执政党的职责、使命及权限范围必须有明确的边际;二是干部任用制度必须引入透明公平的机制;三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实权和责任必须合理划分。偏离这几点搞出的顶层设计,没有任何意义。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江濡山

(本文作者介绍:香港环球经济电讯社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高级研究员,政府及财团大型投资项目顾问,产业项目风险及可行性评估专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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