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大刚:蒋介石出行的消费水准

1939年10月蒋介石兼任四川省主席后,到过峨眉山、剑阁等一些地方视察,其中1940年4月25日便到过灌县(今四川省都江堰市)和青城山,当时,建设厅为蒋氏夫妇在青城山上造了一座小别墅,蒋介石一行到访时,尚未完工,未得入住。当年7月,别墅告竣,蒋介石夫妇闻讯赶来,住了几天,未再留下详细记录。

1943年5月1日-2日,蒋介石一行再次游览灌县-青城山,虽然地方志里并无记载,但庆幸的是,这次出行,在“雅安四川档案馆全宗号三五、卷宗号一七一一”里,竟然留下了一张“总裁莅灌费用开支明细表”。1991年版《灌县志》记载,1943年5月,米价为每石(古石,一石为400斤)2783元法币【以此计算,1斤大米价格为6.96元法币;以今年当地大米均价2.3元计算,1元人民币=3.025元法币】,根据这张“明细表”,可以一窥这趟出行的花费情况和消费水准:

(蒋介石与宋美龄。)

5月1日晚间,蒋介石一行包括副官、司机等抵达灌县。

在灌县当天,为修建灌县福星桥捐款5万元;捐助灌县二王庙(纪念开凿都江堰工程的李冰父子)5000元法币;奖赏保安团、警察局、防护团各5000、2000、1000元。

在准备晚餐时,购买毛巾帕(代餐帕用)12张,每张60元,共720元;购灵岩山珍眉绿茶1斤,600元;购茅亭龙井茶半斤,200元。

晚餐开支包括,陪同的川康各将领和同来的客人开了3桌上席,这3桌席是向成都的陈钰厨房订包,每桌1800元,每桌筳席捐420元,另给小费540元,赏陈钰厨房2000元;此外,还为三桌上席另购了茅台10瓶,单价700元,渝绍酒(大概是重庆出产的绍兴黄酒)10斤,单价40元;有中席一桌700元,便菜2桌,每桌350元;购买小炮台香烟12听,每听620元,购买小大英纸烟1条,1750元;广柑23斤,每斤50元。

当晚在灌县包租了两种等级的客房共20间,合计780元,支付小费60元。

第二天早晨,蒋介石和副官卫士司机计开7桌,其中中等席3桌,每桌700元,中等便菜4桌,每桌350元。

吃过早饭,蒋介石一行抵达青城山,上山是坐轿,一共雇佣了四人轿7乘,三人轿18乘,二人轿30乘,轿夫一共118人,每人工资50元,另外赏给2000元。

中午是在青城山上用餐,除了蒋介石的随从,还有川康各将领及其随侍。中席开了6桌,每桌600元,便菜开了10桌,每桌350元;保安队、警察局、防护团,卫兵、司机等等,又开了16桌,花费1200元,中席配置曲酒10斤,每斤56元。

饭后购买青城山芽茶35斤,每斤400元,购买雪山大豆44斤,每斤28元,购买装茶叶和雪山大豆的篾篓两只,每只25元。

最后又为总裁侍卫临时添开便菜一桌,645元。

据中央银行灌县分行的明细账单记载,蒋介石一行在灌县-青城山的上述全部以上花销,一共是123467元法币。

按照当时米价每石400斤售价2783元法币计算,则123467元法币可以购买大米44.36石,折合17746斤,以今年当地大米价格折算,大约相当于40816元人民币。

不过,在这123467元法币的开支中,有三项开支不全属于个人花费。一是捐助修筑桥梁的5万元法币,占去40%(约合16326元人民币);二是捐助二王庙的5000元,含有维护地方文化设施的性质,占总开支的5.7%(约合2327元人民币);三是打赏下层兵丁和轿夫,花去10000元法币,占总开支的7.1%(约合2898元人民币),其中的8000元用于奖赏安保人员,作为国家元首,应该说是必要开支。这三种混杂公共支出和个人恩惠性质的开支,占到50%以上。

除此之外,蒋介石此行的另一大开支,是餐饮和购物。

餐饮一项,合计花费43465元法币(含捐、赏,合人民币14368元),其中纸烟为9190元法币,酒类为7960元法币。烟酒两项,合计占餐费额度约40%。这种烟酒占比,与现在的宴席相比,基本没什么变化。

在这张明细表中,还可以知道茅台酒当时的价格为每瓶700元法币,相当于大米100斤,以现在的价格计算,约为人民币230元,比照当时渝绍酒1斤40元法币(合人民币13元),曲酒1斤56元法币(合人民币21元),的确算是顶级酒类。近两年普通茅台酒1000元人民币左右,已经溢价5倍,以相同的溢价倍数,则蒋介石一行所喝的渝绍酒大概在65元人民币一瓶,所喝的曲酒,相当于100元人民币左右一瓶。从一次宴会喝掉10瓶茅台来看,不管是国民党官场,还是共产党官场,对茅台酒的偏好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个中原因,值得历史学者和文化学者深究。

不过如此吃喝,却与蒋介石本人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完全背道而驰,更与蒋氏本人常以滴酒不沾,生活严谨简朴的公众形象示人相去甚远,个中原因何在?或者蒋氏的新生活运动只能约束陪都民众生活和嫡系,对于地方势力,不一定能够有所约束。地方势力似乎也懒得做面子功夫,可以想见的一个场景是,蒋不时向各位部属举杯示意,这些出生三教九流的部属似乎并没有太多诚惶诚恐,也没有学生遇到校长的尊卑等级观念,而是红光满面,觥筹交错……

购物一项,花费甚多的主要是土特产茶叶,以今天的米价折算,青城山芽茶的价格大概达到每斤132元人民币,比照茅台酒溢价5倍,则今天青城山雪芽的价格在每斤660元人民币左右。查询目前当地价格,果然相差无几。

此外,还可以从这张消费明细中看出劳动力价格的巨大变化。1943年5月,蒋介石一行所使用的轿夫,每人获得工钱50元法币,加上赏钱,可购买9.63斤大米,折合人民币22元,两个人合计为44元,参照酒与茶叶溢价5倍,则相当于今天220元人民币;前些时候,青城山的滑杆收费标准为:抬上抬下,总计460元人民币。换言之,经过70年之后,劳动力绝对价格上涨了10倍有余,而相对高档白酒和高档茶叶,价格上涨了2倍,说明中国的劳动力更值钱了。

不过对这张“开支明细表”,也有一些不同解读,最大的争议是时间。笔者至少发现有两篇文章认为,这一账目记载的是1940年四五月间的事情,笔者虽然没有见过原始档案,但是通过其他材料和比价换算,认为应该是1943年5月的账目,原因在于:

首先,在《都江堰市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和《四川近代物价史料》中,注明的结账日期都是“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二日”。网上有人翻拍的照片也显示是这个日期,而没有任何“民国二十九年”字样。再说,从1940年开始,大后方发生严重通货膨胀,一直持续到1949年底,那么通过银行办理的1940年转账业务,不大可能拖到1943年才办理完结。

其次,查《灌县志》,1940年大米每石400斤,价格为84.15元法币,如果“明细表”是1940年的账目,以曲酒价格每斤56元法币计算,则一斤当地曲酒价格相当于267斤大米,而近代以来,当地从未出产过名贵酒类;如果换算成茅台,则一瓶茅台更是相当于3333斤大米,即便此时茅台已是国际名酒,如此高价,也完全不可能。因此,这张账单只可能是1943年的。

再次,查《灌县志》,1941年(恰好缺1940年、1942年、1943年数据),57度白酒价格为每百斤340元法币,每斤3.4元,考虑通胀因素,1940年价格还要低一些;而1943年较之1941年大米价格上涨了10余倍,则可推测出1943年白酒价格达到30-50元法币一斤,与“明细表”上56元一斤曲酒相差就不远了。

还有,当地的土特产广柑,时价每斤50元法币,折合大米7.18斤,合今天人民币16.5元,考虑到四五月份不可能有广柑,只可能是1942年的出产而保存下来的,由于当时没有大规模保存食品的技术,价格比较高也说得过去。如果是1940年的价格,则一斤广柑相当于238斤大米,可能吗?此外,装茶叶和雪山大豆的篾篓(一种竹编的简陋盛器)每只25元,折合今天人民币8.26元,溢价5倍为41元人民币,符合现在当地中老年人的劳动力价格水准。如果是1940年的价格,则相当于119斤大米,谁敢这样敲蒋总裁的竹杠?

作者:任大刚,男,四川人,作为编辑和管理新闻评论者,担任过东方早报评论部编辑和主任数年,其实志在学术,出版过《与孔孟对话》一书,后翻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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