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映红:马航失联何以滋生和流行“阴谋论”

心理学家海德和希梅尔(Heider & Simmel)曾经在1944年让一群大学生观看由一组抽象几何图形移动的视频,然后让这些实验参与者报告他们刚才看到了什么。在全部34名实验参与者中,只有一位用几何术语来描述看到了什么;而其余33位参与者都把抽象几何图形的移动描述为有生命的生物的活动,其中大多数描述为人类的活动。

(资料图:海德和希梅尔研究中所使用的几何图形)

海德据此提出,他认为人们受两种基本需求的驱动:

1.形成对世界一致性观点的需求;2.获得对环境控制力的需求。

正是人类这种对一致性和稳定性,以及预测能力和控制能力的渴望,使我们本能地倾向于给那些模糊的现象赋予确凿的含意。换言之,我们每个人的本性可能都不能忍受模糊性,有着一种赋予其确切解释的冲动。当我们置身在一个未知的情境中,我们将无法预测也无法控制它,这会令我们感到不安。为了消除这种不安,我们会按照我们的经验、预期和直觉赋予其解释,将它纳入到我们可预测和可控制的范围中。

用现代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人类的这种倾向显然有着进化上的优势。原始人面对未知的威胁时,比如洪水或山崩,他无法也不能理解洪水是如何席卷而来的,但人类的祖先会赋予其自己可以理解的解释,如像猛兽一样恐怖,像人一样有意志的河神。既然是与人类一样有意志的河神,那么就可以向它献祭或祷告,使其减少对大家的侵犯和威胁。正因如此,人类得以在洪水泛滥的河曲地区生存繁衍,而且还发展出璀璨的文化。

好吧,这种心理机制其实就是“阴谋论”的起源。尽管文明和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现代人类有了足够的知识去解释那些远古的“迷信”,但是,数十万年进化的趋势并不足以被数百年的文明发展所稀释,现代人在面对超越自己经验之外的事物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并随时赋予其主观的解释。就好比一个笑话所讲那样:

——布什说:“我们准备干掉4百万伊拉克人和1个修单车的。”CNN记者:“1个修单车的?!为什么要杀死一个修单车的?” 布什转身拍拍鲍威尔的肩膀:“看吧,我都说没有人会关心那4百万伊拉克人。”

其实,并不是记者不关心4百万伊拉克人,只不过要杀死一个修单车的事情超越了记者的经验,他必须先把这件事弄清楚。同样的道理,当人们听说马航班机失联,而且一直都找不到能指示飞机到底有怎样下落的线索,这超越了我们经验的范围,所以必须要把它搞清楚。

这时,有些人会从自己的经验范围拼凑线索,来赋予MH370失联以“合理”的解释。关键是,一旦这样的解释发布出来,必然得到迅速的传播。因为看起来确凿的解释消解了人们面对真相缺失的不安。对许多人来说,相比于他们一无所知,他们“知道”飞机被美国人劫持到秘密基地,更能够满足他们对世界形成一致性观点和获得环境控制力的需求。这就是“阴谋论”的起源。

有意思的是,在真相揭晓前,不仅“阴谋论”会流传泛滥;而且随着真相的逐渐明了,“阴谋论”也能与时俱进地演化。最初的“阴谋论”将MH370失联归咎于美国人的阴谋,但随着美国媒体步步逼近事件真相,最近的“阴谋论”则干脆假“CIA内部消息”的名义在微信朋友圈传播,将飞机坠海的责任归咎于马来西亚政府的阴谋。

是不是真相大白,“阴谋论”就烟消云散呢?多半不会。像MH370这样创下有史以来失联最长时间纪录的事件,其中错综复杂的因素交织,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简单明了地将其搞清楚。只要真相的复杂度超过一些人的理解力,“阴谋论”就不会缺乏市场。这就好比转基因农作物是否对人体有超过自然作物的危害,这在科学上是有定论的,但关于转基因的“阴谋论”却仍然在人群中流转。因为普通人群理解不了生物技术和科学逻辑,他们宁可相信推广转基因农作物是共济会的阴谋,或政府黑箱操作图谋个人私利。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那些在人群中流传的“阴谋论”,这与传播人群的偏见和见识往往是一致的。同样的转基因“阴谋”,那些对政府不信任的人群,更愿意相信并传播它是政府某些腐败官员黑箱操作图谋私利的阴谋;而爱国忧民的人群,则更愿意相信和传播它是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操纵的共济会进行种族筛选的阴谋。面对冲突和模糊的资讯时,其实我们都是在自己理解能力的范围内选择符合我们态度和经验的材料。

这两天北京大学的孔庆东教授就堪称示范,他不仅轻信一则谣传的北大女生驳斥奥巴马夫人的段子,还煞有介事地骄傲地给予义正言辞的评论。而确认一下信源,只需要花费2分钟。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谣传的段子太符合孔教授内心的期盼和渴望。

尽管“阴谋论”的心理根源来自人类长期进化所发展出的认知倾向,但并非每个人都会躺着中枪。一部分人比另一个部分人更容易相信和传播各种阴谋论;而有些人则不会相信也不会传播任何阴谋论。换句话说,相信MH370失联事件背后有“阴谋”的人群,他们更可能同时也相信推广转基因农作物是个彻头彻脑的“阴谋”。为什么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容易相信和传播阴谋论呢?这起码跟两个因素有关:先天的大脑和后天的教育。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认知神经学家金井良太(Ryota Kanai)和他的研究组发现,倾向保守主义的人相比于倾向自由主义的人大脑额叶的前扣带回部位的灰质区域偏小,这部分脑区的功能对人类理解模糊和冲突的资讯至关重要。也就是说,保守倾向的人比自由倾向的人更难以理解模糊和冲突的资讯,他们更偏爱简洁明了、是非分明的判断;而保守倾向的人同时也更容易相信和传播各种阴谋论。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复杂到足以使一部分人无法也难以理解,而这样的人群天然就是各种阴谋论的拥趸。

事实上,加拿大安大略省布洛克大学的心理学家戈登·哈德森(Gorden Hodson)的研究也证实倾向保守主义的人群在智力上的劣势,他发现那些智力较低的孩子成年后更容易持有各种偏见,同时他们成年后也更容易被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吸引。

除了先天的大脑,后天的教育也是影响人们是否迷信阴谋论的一个重要因素。通常接受过完整科学教育,具有科学思维的人群不容易被阴谋论所迷惑。毕竟阴谋论往往缺乏事实依据,也常常违背逻辑和常识。所谓科学思维概括起来就是批判和质疑,当一个无论多么“合情合理”的解释摆在面前时,科学思维首先就是质疑其依据和逻辑,而不是本能地接受和相信它。也正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一个社会“阴谋论”的流行程度与这个社会在科学上的建树呈反比。

来源: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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