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国有企业，政府从中赚钱，不像征税那样对老百姓的掠夺感受那么直接，说得难听些，是拔最多的鹅毛却让鹅叫得最少，说得好听些，是儒家民本思想的一种曲折的体现。
桑弘羊出生于洛阳富豪之家，天生就是玩数字的人。少年时代，他就以心计而不用筹码进行运算而享有神童的声誉，13岁就入侍宫中，逐渐历练成为汉武帝的运筹之臣，为比他只大3岁的伟大领袖刘彻管钱30年。
商而忧则仕，是桑弘羊洛阳祖先的传统，白圭、师史、苏秦、贾谊都是洛阳人。但若论事功，桑弘羊在这个弃商从政的谱系中，却显得十分突出。他主持财政之后，先后推行了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和告缗、统一铸币等经济政策，大功告成。
抗击匈奴、开通西域以及开发西南等浩繁工程，一直都是依靠盐铁的收入来支撑。这些经济政策还抑制了豪强兼并，消除了诸侯割据的隐患，可以说，汉武帝的文治武功里有桑弘羊的汗水和智慧。卫青、霍去病在前方打仗，固然应该名垂青史，但如果没有桑弘羊长久坚实的钱粮保障，仗就没法打。盖世的汉武帝，得力的桑弘羊。
其实，桑弘羊的搞法其核心是国有化。在他的新思维里，均输、平准是通过行政手段调剂市场，算缗和告缗是向先富起来的人征收重税，统一铸币是稳定金融市场，而真正的财源是盐、铁、酒专卖，就是把原先由民间经营的盐、铁、酒收归国有。盐铁、平准、均输，是桑弘羊财政体系的三个支柱。
这些铁腕政策明显具有战时经济的特征。这种异族之间的大决战，只有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方能取得胜利。自然，大敌当前，很多遭到打击的富豪敢怒不敢言，很多商人为战争的最后胜利付出了破产的代价。但是，司马迁却评价桑弘羊的政策很高明，说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就是说，在没有增加赋税、没有增加一般老百姓负担的前提下，就筹集到了战争费用。
对外是和宿敌的殊死搏斗，国内又面临频繁的天灾，如果简单粗暴地增加赋税来解决财政困难，极有可能激起民变，而采取官营工商业的办法，国家来办企业，却完全可以达到“民不益赋”又增加收入的目的。就是说不是向普通老百姓要钱，而是向富人、企业家要钱，通过办盐铁酒公司为国家大赚其钱。
发展国有企业，政府从中赚钱，不像征税那样对老百姓的掠夺感受那么直接，说得难听些，是拔最多的鹅毛却让鹅叫得最少，说得好听些，是儒家民本思想的一种曲折的体现。这就是桑弘羊高明的地方。
盗亦有道，何况国家的大政方针？桑弘羊的远见有后史为证，他所实行的专卖及平准诸措施被当做经典范例，被后来的晋、魏、隋、唐沿用为法。北宋王安石变法中的均输法、市易法就脱胎于桑弘羊设立的均输、平准。王安石一向铁口难开，这回赞赏道：“摧抑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唯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宋儒吕祖谦则大胆揭露说 ：“自桑弘羊既开利孔之后，虽有贤君良臣，多是因循不能变。”只不过他们往往“阳讳其名，阴用其实”而已。说白了，都是桑弘羊的隐形信徒。
同样深远的还有桑弘羊的币制改革。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政府的创举，汉朝的五铢钱成为质量稳定的钱币，一直流通至隋朝，通行七百余年，这一点连秦始皇也没有做到，即便《史记》和《汉书》都没有为桑弘羊立传，也不能掩盖他长久的光芒。
如果没有雄才大略的武帝，这些大一统的经济政策不可能付诸实施。武帝一死，桑弘羊立即遭到灭顶之灾就是明证。当初这些政策的推行，困难重重，告缗甚至充满了血腥和冤屈。在取得抗击匈奴的决定性胜利之后，武帝晚年已经开始反省，发了“轮台罪己诏”，宣布以后要与民休息。但是，他不久就崩了，带着未尽的遗志。
桑弘羊尽管与霍光、金日殚、上官桀四人同受遗诏辅佐昭帝，但与霍光政见发生分歧。霍光主张改革，桑弘羊却坚持两个凡是，公元前 81年2月那场围绕盐铁专卖的著名辩论，或许就是一场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盐铁之争，一方是坚持国营经济的老头桑弘羊，一方是霍光找来的年轻儒生，他们猛虎下山，大谈计划经济的弊端。
失势的桑弘羊真的像羊一样了，在会上，“作色不应”、“悒悒而不言”、“勃然作色，默而不应”、“俯仰未应对”、“怃然内惭，四据而不言”等，是国有经济的悲壮捍卫者。战争年代，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是必须的，而和平建设时期，还是要刺激民间资本发展。
而体制的转变是需要人头落地的。盐铁会议后的第二年，桑弘羊被灭族，罪名是卷入燕王旦和上官桀父子的谋反事件，是真是假，扑朔迷离，神算的最后一招是失算。桑弘羊的法治思想基本上是继承了商鞅等人的思想，主张和商鞅一样，下场也要和商鞅一样？他本人不是酷吏，下场却比酷吏还惨。
但孙中山很佩服他，重申司马迁国饶民足的赞誉。如果没有后来的多次革命，袁世凯好好做民国的总统，孙中山能好好管实业，桑弘羊的治国精神或许会再次出现隔代传承 ；毛泽东向干部们 推荐桓宽整理、体现桑弘羊思想的名著《盐铁论》，实在不足为奇，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基础学了苏联，而这一模式的精髓2000多年前的桑弘羊已经烂熟于胸了，选择苏联，其实也是选择曾经辉煌的传统。
作者：吴仕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