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保平:妓女不是无情物

中国有一句骂人的话:“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李碧华的《霸王别姬》,说得更加直白,开篇便是:“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婊子合该在床上有情,戏子只能在台上有义。”

婊子是妓女的俗称,妓女又称倡女,合称为“倡妓”。在古代,“妓”与“伎”通,“倡”与“娼”通,娼妓原指“女乐”,有姿色的歌舞女艺人,后来分化为卖艺不卖身的,类似戏子,与卖艺又卖身的或只有身可卖而无艺可卖的,是为妓女。我以为“婊子无情,戏子无义”都是说娼妓之无情无义,只是为了表达上的对偶整齐,将婊子与戏子拆分开来说。

为什么说妓女无情无义呢?从常理来看,妓女从事的不是产出性行业,而是交易行为,完全依赖于他人的消费。妓女为了谋生,为了赚钱,为了勾起嫖客的购买欲望,以及在消费过程中满足嫖客的良好消费体验,获得较好的销售业绩和口碑,势必笑脸迎人,说尽甜言蜜语,极尽奉承缠绵之意。但其迎合并非出于真情实义,哪怕在床上也不是真有情,而是逢场作戏,事了拂衣去,这前恭后倨、前热后冷的鲜明对比,很容易让嫖客产生情义的幻灭感,仿佛从站顶被人推到深渊。

有一些痴情汉不能逢场作戏,入戏太深,假戏真做,以为身心是合二为一的,抱着有了肌肤之亲,就该有情感之合的想法,孰不知,这对普通女性可能是适用的,在妓女那里,身心是分离的,人家是卖身而不是卖情,一旦讲感情讲义气,生意就没办法做了——既然彼此有情有义,怎么还好意思收对方的钱呢?不收钱那不是要喝西北风?讲情义不就等于自砸饭碗么?所以,尽管痴情汉希望妓女们重情义,对他们付出真心,甚至希望独占她们,但妓女仍然逢场作戏,以其皮囊讨好嫖客一时之欢心,绝不付诸真情实义,更不会只为痴情汉一人洁身自好。故李碧华说:“婊子浪荡在男人身畔,随随便便地感动,到头来坑害了自己。婊子无情是为了自保。戏子飘舞在戏中,随随便便地感动,到头来葬送了自己。戏子无义是为了生存……”

这却让痴情汉由失望而生怨恨,丢出一句恶恨恨的话:“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这完全是男权对女人的霸道,企图让所有跟他有肌肤之亲的女人,包括妓女,都听从他的,对他好,付出真感情,为他所独有,这霸道很没道理。

从道德的视角看,传统社会对女人有一整套包括“三从四德”在内的道德要求。“三从”指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班昭将“四德”解释为:“幽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这是女性的行为准则,违背了就会被社会惩罚。

而江湖中的女性,几乎都不符合主流社会对妇女的要求。根据江湖人士大体分为“明门”“暗门”和“隐门”三大类。“明门”中的金、皮、彩、挂、平、团、调、柳都有江湖女性,如三姑六婆、变戏杂耍、耍枪弄棒、评弹说书的、走街卖唱、行乞的、优伶歌妓,以及梨园戏班等。“暗门”中的蜂、麻、燕、雀、花、兰、葛、荣也时有江湖女性,比如尼姑、道士、绿林、土匪、骗子、小偷等。还“隐门”中的女侠、女剑客等都是江湖女性。这些江湖女性,可谓各有千秋,风格迥异,但在主流社会看来,她们道德上是有缺陷的、有污点的,因为她们从事的职业在“四民”看来是不入流的,不是本业而是末业,甚至是非法的行当,在道德上已经破产,被打入另册。尤其妓女,不只是背离“三从四德”,而且被认为破坏社会风气,别说被骂两句无情无义的话,就是骂更恶毒难听的话,也只能忍气吞声。

道德这东西从来都是由位高权重者来主持评判,地位低下者连评判的资格也不具备。“高大上”的人在进行道德评价时,最容易给“矮挫穷”者道德的劣评而不是优评。妓女往往是主流社会地位低下者,或因家庭变故而流落风尘,根据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考证,传统社会中娼妓大多数来自女奴。所以,妓女是低微中的低微,卑贱中的卑贱,哪怕混成名满天下的名妓花魁,也还是江湖中的“下九流”,要想在道德上翻身,何其难也,道德上翻不了身,就免不了接受人格上和语言上的羞辱。我们看《水浒传》,对妓女的描写或评价,没有几个是正面的,婆惜被描绘成水性杨花;李瑞兰、白秀英之辈,更是“婊子无情,戏子无义”的注释。

妓女地位虽低,却有相对独立的财产权,这也让她们显得有点“无情无义”。财产独立是人身独立的重要前提,在传统社会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女人没有财产权,不得不依附于男人,乞怜讨好,低眉顺眼,成为男人的附属品。与家庭女性相比,许多妓女通过出卖身体,积累了生活和养老的财富,反而能够从不得不依附于男人的境遇中解放出来,这种对男人不依附的独立性,使他们有资本不顺从于男人,拒绝男人的不合理要求,容易让男人感觉她们“无情无义”。譬如冯梦龙所著《警世通言》中的杜十娘,“久有从良之志”,她攒聚了价值万金的珠宝,是为了从良后好好生活做准备,可惜遇人不淑,理想破灭,“抱持宝匣,向江心一跳”,誓死不向男权所构筑的压力屈从,这样的女人,在男人看来,有点独立强硬至冷酷而不可亲近。

还有,妓女的见识也容易造成“无情无义”。妓女“一双玉臂千人枕,半片朱唇万人尝”,什么达官贵人,才子奇士,百业九流都见过,古代青楼妓院还常常引导流行文化之风尚,走在时尚前沿。如晚清时期,妓女有更多机会接触外国人和外国文化,见普通女子之所未见,闻普通女子之所未闻。青楼妓院里的交际花、名妓,更是经常接触社会名流,消息灵通,眼界开阔,要是还有点名气的话,心气自然高出半截,摆谱耍范是常有的事,对看不中眼的男人就显得有点“无情无义”了。

譬如宋代名妓李师师,摆谱都摆到皇帝头上去了。话说宋徽宗听说李师师的声名后,化名商人赵亿前去拜访,出手阔绰自不在话下,见面礼就是白金20镒,这么大的嫖资不是随便一个角都能开得出的。但也得慢慢给姐候着,先吃点水果、嗑点瓜子、点心什么的,然后老鸨母才带着皇帝进去,还不能见李师师,先吃饭,好像这样干活才不累似的。

吃完饭,还不能见李师师,怎么着?先洗个澡,鸨母说了“儿性好洁,别惹她不高兴”,这架子端的。洗完了澡,又折腾了好久,这才见鸨母簇拥拥着李师师来了,娇艳如出水芜蓉,却相当殊倨不礼。鸨母不得不跟皇帝说:“儿性颇愎,勿怪!”也不跟皇帝会聊,也不投怀送抱,也不甜言蜜语,还真当皇帝是个暴发户。老鸨又解释说,“儿性好静坐,唐突弗罪”。李师师走出帷帐,给赵皇帝弹曲儿。遇到这种什么场面人面都见过的、清高自傲的妓女,连皇帝都爱搭不理,更别说普通嫖客,定然常被拒人千里之外,对此等妓女,火急攻心者恐怕只能骂一句“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了。

不过,宋徽宗倒是耐得住性子,欣赏得了这调调,此后四年又去了四五次。皇帝嫖过的女人,能不名气直冲云宵么,连宫里都听说了,韦妃就问帝曰:“何物李家儿,陛下悦之如此?”宋徽宗也不掩饰自己嫖娼的事,还对李师师大赞一番:“无他,但令尔等百人,改艳装,服玄素,令此娃杂处其中,迥然自别。其一种幽姿逸韵,要在色容之外耳。”似乎也只有宋徽宗这样的人,能欣赏得了李师师色容之外的“薄情寡义”。

(资料图:电视剧水浒传(1998年)剧照)

再者,古代讲“女子无才便是德”, 重视她们修“四德”,又恐“才可妨德”,因而不重视她们的才学。但是,青楼妓院恰相反,妓女不仅是色情、生理身体的消费,还是一种艺术消费,色艺俱佳、能歌善舞,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客人消费。所以,青楼妓院强调妓女的才学,培训妓女学习文词歌舞技艺,历史上的名妓,除了容貌,几乎都是色艺双全者,极少单靠容貌走红的。就连一般的妓女,也要进行一下“素质教育”,《夷坚志》中载,“江浙间路岐伶女,有慧黠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正因为腹有诗书气自华,心志就变得高,不愿迎粗就俗,而是在卖身的同时追求心灵知己,这也会给那些粗鄙的嫖客以“无情无义”的感觉。

也正是文化素质并不低,琴棋书画样样来得,一些士大夫不惜降低身份,迎娶她们为妻妾。譬如,明朝严令官员不许狎妓,但钱谦益、冒辟疆等官员仍是青楼上的常客,娶名妓为妾。也正是才艺常常帮助她们脱离苦海,譬如,杭州妓女周韶,通诗词。北宋名臣苏颂路过杭州,太守陈述古宴请,周韶陪宴,席间周韶泣求脱籍从良,苏颂以诗定夺,指檐间白鹦鹉说:“可作一绝?”周韶提笔作诗一首:“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白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当时周韶着白衣,如此自况贴切的诗,让大座的人无不惊叹嗟息,遂得脱籍。

这当然是外话了,言归正传,不是说“江湖重义”么?妓女既是江湖之人,岂能不重义?事实上,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是非常偏颇的,妓女一旦投入感情,一旦重起义来,同样情深义重,同样惊天地、泣鬼神。

譬如南朝襄州姚玉京,是南朝与苏小小齐名的名妓,梅禹金在《青泥莲花记》中记载:“姚玉京娼家女也,嫁襄州小吏卫敬瑜,溺水而死,玉京守志养舅姑。”说的是妓女姚玉京美艳绝伦,丰姿绰约,擅长诗歌和酬唱,艳名远播。当时襄州有位小吏(书记官)卫敬瑜,仰慕其美艳高雅,每月倾其所有一睹芳颜。姚玉京也对他动了真情实意,遂自掏银两赎身,与卫敬瑜成婚。

可好景不长,婚后不久,卫敬瑜不幸溺水而死。姚玉京万分悲痛,决意为亡夫守节。“年十六,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许。截耳置盘中为誓,乃止。”长辈都劝姚玉京改嫁,她遂将自己的耳朵剪下来放在盘子里,以示她对卫敬瑜的一片冰雪之心,无人可以撼动。

与姚玉京极为相似的是唐代名妓关盼盼,是一位能歌善舞、精通管弦、工诗擅词的才女,后被徐州守帅张愔纳为妾,为她修筑燕子楼。一次,白居易远游至徐州,张愔邀他到府上,设盛宴款待,席间,张愔让盼盼为客人表演歌舞。白居易大为惊叹,当即写下一首诗,“凤拨金翎砌,檀槽后带垂。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夸盼盼娇艳如牡丹。

两年后,张愔病故,真是树倒猢狲散,危难见真情,他的妻妾不顾夫妻之情,纷纷奔逃而去,自寻出路,唯有盼盼为张愔守节,十年不嫁。唐代婚姻比较开放,女人夫死再嫁是被社会接受的,对贞节观的要求远不如后世严格,在人们连正妻是否守节都不在意的时代,以盼盼的才貌,再找一个男人绝非难事,但为了一生所爱的人,枯守燕子楼中,比起其他的妻妾,要重情重义得多。

《全唐诗》还记载:“白居易赠诗讽其死,盼盼得诗,泣日:‘妾非不能死,恐我公有从死之妾,玷清范耳。’乃和白诗,旬日不食而卒。”说是白居易后来写了一首诗,“黄金不惜买娥眉,拣得如花四五枚。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嘲讽盼盼不追随夫君到九泉之下,盼盼读到此诗颇为伤心,她说:我为张愔守节十年,并非惜命不肯随之而去,而是怕千年以后,人们议论我夫重色,有从死的爱妾殉身,岂不损害了我夫的德行?遂写诗回复白居易,绝食而死。其实即便没有后面这一段不知是真是假的记载,仅凭盼盼守节十年的情深义重,也足以令人动容了。

宋代,这类有情有义的妓女更多。南宋洪迈《夷坚志补》第二卷《义倡传》,记载了北宋时一位长沙妓女为大诗人秦观守身的事。说是这个妓女尤其喜欢秦观的词,用现在的话说,是秦观的铁杆粉丝。秦观被贬官岭南,路过长沙的时候,不忘遍访名妓,有人向他推荐了这位妓女,两人相见恨晚,缠缠绵绵。几天后,秦观奉命要走,妓女发誓说要“洁身以报”。

秦观走后,那妓女果然“闭门谢客,独与媪处。官府有召,辞不获,然后往。誓不以此身负少游也”。耐心等待秦观回来。几年后,秦观官复原职,谁知却病死在回来的路上。那妓女得知消息,穿着孝服前去吊丧,“拊棺绕之三周,举声一恸而绝。左右惊救,已死矣”此等有情有义,忠烈如斯的妓女,被称为“义倡”,“义倡”者,义字当头,岂可说她们“婊子无情,戏子无义”?

这类“义倡”可谓代不乏人,明代吴震元《奇女子传》,记录一个姓高的妓女:“高娃,京城歌舞妓,身姿轻巧,歌柔舞妙,一舞而缠头千金,名重天下。”昌平侯杨俊一见倾心,彼此相爱。天顺元年(1457年),杨俊遭太子太师石亨陷害,称英宗被瓦刺围困陷土木堡时,杨俊坐视不救,论死。临刑,亲戚故旧皆与他划清界线,没一个人到场,只有高娃一身缟素“来事公死”,杨俊劝她离开,免受牵连,高娃却大呼:“天乎,奸臣不死而忠臣死乎!”为杨俊喊冤。刑毕,高娃亲自用舌将杨俊的血污舔干净,用丝线将他的头与颈缝好,买棺葬之,自己则上吊而死。一个青楼女子,以悲壮的举动证明了妓女不是无情物。

南宋周密《齐东野语》记载的名妓严蕊,也是重情重义得令人肃然起敬。这“天台营妓严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台州太守唐与政十分赏识严蕊的歌舞才艺,两人相交甚密。道学家朱熹与唐与政有私仇,恰好巡查到台州,听闻此事,便罗织罪名,诬蔑严蕊和唐与政“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有“通奸”行为,下令抓捕严蕊,施以鞭笞,逼其招供,“两月之间,一再杖,几死”。严蕊宁死不屈,身陷囹圄,也不出卖相好,并道:“身为贱妓,纵合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

后来朱熹改任他地,岳霖继任,“怜其病瘁,命之作词自陈。蕊略不构思,口占《卜算子》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即日判令从良”。严蕊从良后嫁人,得其善终。

明末清初的秦淮八艳——柳如是、马湘兰、卞玉京、李香君、董小宛、顾横波、寇白门、陈圆圆中,也多重情义之人。譬如嫁给钱谦益的柳如是,当清军兵临城下时,她就要求与时任南明礼部尚书的钱谦益一同沉水殉国,钱畏惧而言:“水太冷,不能下。”柳愤而欲自沉,却被钱氏死死拖住。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著名作家郁达夫都曾盛赞柳如是,陈寅恪更是把柳如是誉为“女侠名姝”“文宗国士”,出于敬慕之情,在他在八十岁高龄且双目失明的情况下,“钩索沉隐”、“延历数岁”,写成80万字的考证专著《柳如是别传》,可见他对一个妓女的侠义何等钦佩。

想想这些情重如山,义薄云天的妓女,再看看他们所对应的男人李甲、钱谦益之流,又不能不觉得“仗义半从屠狗辈,负心都是读书人”,并非毫无道理。回头再看李碧华的《霸王别姬》,觉得里面的妓女菊仙,戏子段小楼、程蝶衣都算有情有义的人,唯独他们收留的小四,戏没学成,却学会了政治钻营,过河拆桥,恩将仇报,是个最无情无义的人,不知道这是不是李碧华有意的讽刺,读来让人心生感概,颇为不是滋味。

作者:廖保平,笔名西越,知名评论家、作家、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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