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向东：互联网时代农村减贫扶贫新思路

我国农村减贫扶贫的主流工作模式及缺陷

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农村减贫扶贫的任务一直很重。从2001年开始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以来，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2010年2月10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上述“十年纲要”实施情况汇报，会议指出我国农村减贫扶贫的状况是：“率先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的指标，贫困地区经济实力增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生态恶化趋势初步得到遏制，扶贫开发工作水平明显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为解决农村温饱问题作了制度性安排。扶贫开发增强了贫困地区群众自强自立精神和自我发展能力，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贫困人口规模大，扶贫标准低，相对贫困现象凸显，自然灾害威胁严重，返贫压力很大，扶贫开发任务依然艰巨繁重……”等。

我国现有的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从政府政策层面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继续把发展种养业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因地制宜发展种养业，……依靠科技进步，着力优化品种、提高质量、增加效益；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积极发展‘公司加农户’和订单农业。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以贫困乡、村为单位，加强基本农田、基础设施、环境改造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加大科技扶贫力度。……无论是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都必须有先进实用的科学技术作为支持和保证。努力提高贫困地区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积极稳妥地扩大贫困地区劳务输出。稳步推进自愿移民搬迁。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参与扶贫开发”等。

学术界有定义认为，扶贫模式指的是扶贫主体运用一定的生产要素和资源，利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作用于扶贫客体，促进扶贫客体脱贫致富的方式、方法和措施的总称。依据不同的标准，扶贫模式有不同的分类。

目前我国农村扶贫模式，“1.按扶贫主体不同划分，分为四种：一是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二是企业主导型扶贫模式；三是对口扶贫；四是民间扶贫。2.按扶贫主体作用于扶贫客体的方式不同，可分为救济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两种模式。3.按扶贫主体投入的扶贫要素不同划分，分为三种：一是物质扶贫模式；二是文化教育扶贫模式；三是信贷扶贫模式。4.按扶贫客体的脱贫地域划分，可分为就地扶贫模式和异地迁移扶贫模式两种。5.按扶贫资源分配的对象不同划分，可分为区域（社区）扶贫模式和直接扶贫到户模式。”有学者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村扶贫开发以整村推进、产业化扶贫、劳动力转移培训以及异地安置、外资扶贫和对口帮扶为主要模式。同时，还有许多行之有效的扶贫开发新模式，如社区主导型(CDD)、非政府组织(NGO)主导型、中农合创模式、社区基金模式、业主带动模式、退人还山模式、无土安置模式、电视信息模式，等等”；以及“通过建立‘政府+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农户’、‘合作经济组织+公司+农户’等利益联结机制”的扶贫模式；也有学者将主流扶贫模式归纳成，“如参与式整村推进、特色产业开发、乡村旅游开发、以工代赈、小额信贷、移民搬迁和对口帮扶等扶贫模式。”在现实生活中，政府主管部门始终认为应强调开发式扶贫模式；中介机构、非农部门习惯于对口扶贫；科技部门则强调智力（精神文化）扶贫；企业当然强调企业扶贫；生态及环保人士更倾向于异地扶贫，等等。

但是，无论政府主管部门还是学术界，都对通过电子商务等信息化应用进行减贫扶贫缺乏相应的关注，2008年扶贫办启动的信息化扶贫工程也偏重于强调部署网络而非应用，甚至在主管部门发布的重要政策文件中，连电子商务的字样都没有。忽略电子商务对于农村减贫扶贫的作用，这在21世纪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缺憾。

国际社会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在减贫中的作用

反观国际社会，减贫在联合国及相关组织的目标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国际上对于贫困持有广义的理解。世界银行在2000/2001年度的《世界发展报告》中, 明确提出了广义的贫困概念, 并将其定义为: 贫困是指福利的被剥夺状态。贫困不仅指物质的匮乏, 而且还包括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除此之外, 贫困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的需求和缺乏参与机会。具体包括政治、社会、经济、人类、保护五个方面。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不仅提出广义减贫的范畴和目标，而且特别重视发挥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在减贫中的作用。1984年，国际电信联盟著名的“美特兰（Maitland）报告”—《缺失的环节（the Missing Link）》，是早期强调通过发展电信基础设施促进发展中国家开发和减贫的重要文献。1994年和1995年，世界银行连续两年的报告都提到了IN4D（Information for Development的缩写，即利用信息来发展），1995年还专门设立了名为InfoDev的基金；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世纪之交，“数字鸿沟”问题更是强烈触动了各国发展战略决策者们的神经，重视信息化、互联网发展不平衡带来的信息贫富差距，强调加快信息化、将信息通信技术用于减贫成为国际上热议的主题和许多人的共识；自2003年哈佛大学世界发展研究中心举办“信息通信技术与减贫”大会以来，ICT4D（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即信息通信技术与发展）和ICT4P（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for Poverty Reduction，即信息通信技术用于减贫）的概念很快流行起来；联合国2003年、2005年两次召开世界信息社会峰会（WSIS），更是把信息通信技术作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宣言”制定的发展目标的手段，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赋予穷人，特别是生活在边远地区、农村和边缘化城区的穷人，获得信息和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能力，使其藉此摆脱贫困。”

就广义减贫的不同方面而言，国外学者认为，信息通信技术对经济、教育和卫生健康、促进社会民主和政府透明，以及民众参与均具有积极作用。国际组织普遍认为，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不足，不仅本身就体现了贫困（如农民使用信息通信技术越少，说明农民越贫困），而且信息通信技术应用的缺乏，还将加剧农民的贫困，比如机会的贫困、效率的贫困、规避风险的贫困；反之，增加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则有利于贫困农民的减贫，这种减贫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减贫，还有更多的政治、社会和保护上的减贫。在实际操作上，美国、英国和日本都早已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减贫，国际组织大力推动马拉西亚、印度、拉丁美洲甚至非洲广泛应用信息通信技术来减贫，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将国内外以上情况加以对比，不难看出，在我国现有农村减贫扶贫主流模式中，存在轻视电子商务重要作用的问题。尽管农业、商务、工信等部门在农村和农业信息化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特别是近年配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大了农村和农业信息化的力度，但在农村扶贫主流工作体系中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信息化应用的缺失，显然是一个明显的缺陷，值得在制订和实施“十二五”规划时加以弥补。

互联网时代我国农村减贫新实践——“沙集模式”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减贫扶贫思路需要借鉴国际主流模式，高度重视和大力促进电子商务在我国农村减贫扶贫中的应用。事实上，我国农村已涌现出一批通过电子商务成功减贫脱贫的典型案例，其中，尤以“沙集模式”最具研究和推广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的国情调研团队，在基层农村调研时惊喜地发现，贫困农民更需要信息通信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帮助，而他们也的确能够靠自己内生的动力，借助于信息化的力量在家创业，实现脱贫致富。“沙集模式”的成功，为互联网时代我国农村的开发式减贫扶贫，提供了新鲜生动且富于说服力的经验。

“沙集模式”来自江苏省的贫困县——睢宁县沙集镇。它指的是这样一种农村电子商务模式：农户在家中自发地使用市场化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变身为网商，直接对接市场；网销细胞裂变式复制扩张，带动制造及其他配套产业发展，各种市场元素不断跟进，生成以公司为主体、多物种并存共生的新商业生态；这个新生态又促进了农户网商的进一步创新乃至农民本身的全面发展。“农户+网络+公司”相互作用、滚动发展，形成信息网络时代农民的创业致富新路。

“沙集模式”的核心要素是“农户+网络+公司”，模型如下图所示：

在“沙集模式”中，农户不再是与大市场相隔离、只能依靠别人提供的信息、或靠惯性被动盲目生产的弱势小生产者，而是在自己家中就可以直接对接市场、主动掌握信息，自主经营按需生产的平等的市场主体；网络不是由国家投资、政府主导、官办机构管理、农户却不太买账的网络平台，而是市场化的公共电子商务交易网，农户在这上面从事网销，不用花国家财政一分钱，自身应用成本也低，收效显著；公司不再是外加在农村经济之上，控制农户生产、与农争利的传统公司，而更多是土生土长、农户变身而来的新公司，由此为基础结合其他市场元素，构成为农户网商服务的新生态。

“沙集模式”三大要素间存在逻辑关系。第一个环节是由农户到网络，体现了“沙集模式”是农户自发、主动地应用既有的公共电子商务平台的特点。这是一种来自草根的、自下而上的信息化应用，区别于常见的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电子商务推广模式；第二个环节是网络到公司，体现了“沙集模式”由网销带动加工制造，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农村产业化的典型路径特征，区别于常见的“先工业化、再信息化”的发展方式；第三个环节是公司到农户，体现了“沙集模式”以公司为基础、以市场化的新生态服务并促进农民网商进一步成长的关系，区别于以前公司凌驾于农户之上的不平等关系。

“沙集模式”对于我国农村减贫扶贫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应用价值。“沙集模式”创造了贫困农民通过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摆脱信息弱势，通过直接对接市场掌握订单权和定价权，从而提升自身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成功经验。沙集农民网商利用电子商务创业致富，不仅在经济上脱贫，而且不容易返贫，同时更提升了自身的能力，收获了应有的尊严，体味到人生价值实现带来的满足和幸福。

“沙集模式”实证——以沙集镇东风村为例

“沙集模式”的发源地东风村，是沙集镇所属的17个村之一。它地处苏北，比邻宿迁，过去是有名的“破烂村”。农户一直主要靠种地、养猪为生，近十多年，回收加工废旧塑料成了村里最主要的非农产业。为生计所迫，全村4782人中，过去常年有1500人在外打工，最多时外出打工者达2000人以上。

从2006年开始，几个农民在家中自发在网上开店销售拼装家具获得成功，很快引起同村及周边农民纷纷仿效，短短几年，网销带动了家具的制造、配件、物流、包装以及IT、通信、运输车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全村1100多户人家，目前网上开店的农户约占一半，有的一家开几个网店，有的是一个IP，有的是几个IP，网店的数量达到1000多家；东风村的网销形式多样，有雇专门的客服来做网销，有自己在家经营网销；也有兼职做网销。网销产品卖往全国各地，并已开始出口。家具网销拉动加工制造业快速发展，其中年销售额超过100万元的有十多户，超过300万元的有4、5户。加工企业中有的已有1500平米、2000平米的大厂房，雇工达到几十人，设备投资达几百万元的规模。小小的东风村目前已有物流快递企业6、7家进驻，“天天快递”设在东风村的营业点运费收入每天7000元左右，是设在县城的营业点7倍还多。为保证家具加工需要，全村还建有6家板材加工厂，两家专门的五金配件销售店和一家面向农户网商服务的专业服务商。“沙集模式”给东风村带来了充分就业，不仅常年外出打工者几乎全都返乡，而且人手还不够用，2011年东风村预计需要外来工1000多人，农民已开始给城里人发工资。人手紧张使村内打工者的薪酬水平明显上升，到2010年底，一个“大工”的月薪可达4500-6000元。网商自己的收益可见一斑。（东风村详细的社会经济数据，见附录一。）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随着电子商务的普遍应用即“沙集模式”的实践，东风村的贫困人口和贫困户数急剧下降，而且脱贫后返贫人数和户数也得到有效解决（有极少数是由于疾病或意外等原因导致返贫）。东风村党支部书记王敏告诉我们：“原来的贫困家庭和农民，只要参加了网销，基本上都脱贫，只要开设网销店的，基本上都致富了。”从附录数据中还可以看出来，村里网销从业人员的人均产值几乎是全村平均产值的1倍还多，即使放在我国发达地区的农村，其经济效率也一点都不逊色。

东风村的电子商务应用，不仅解决了本村的劳动力回乡创业和就地致富，还带动了外村剩余劳动力的就近就业和脱贫。沙集镇的农民网商以自己亲身的实践，解答了人们长期以来对农民是否具备从事电子商务的基本能力的质疑。“沙集模式”表明，虽然农民需要提升能力，但更关键的因素是他们的内在积极性。只要电子商务能真正解决他们的切身利益问题，他们就会主动学习提升能力，人人都可以从电子商务的包容性发展中获得实在的好处。

目前，“沙集模式”的成功已引起越来越广泛的注意，周边农村学习和复制“沙集模式”已经见效，例如，宿迁耿车镇大众村便是成功的典型之一。我们调研认为，“沙集模式”通过在原有“公司+农户”的农村基础结构上成功注入“网络”新要素，对助力农村减贫扶贫，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转型、内生增长、包容式发展，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总之，对于我国农村减贫扶贫来说，“沙集模式”理论上立得住，实践上可行且效果明显。同时，作为我国农村土生土长又对接国际社会主流减贫模式的成功案例，值得我国学者和政府主管部门高度关注。我们建议国家在谋划“十二五”农村减贫扶贫规划和编制农村扶贫新的“十年纲要”时，对“沙集模式”的研究推广给予应有的重视，并将电子商务纳入相应的政策与工作体系中去。

附录一：江苏省睢宁县沙集镇东风村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本文受科技部重大科研项目技术经济方法研究（批准号：2009IM020400）和中国社科院国情调研课题的资助。作者汪向东，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信息化理论与实践、网络经济。作者张才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信息技术经济学、技术经济理论与方法。本文图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