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为什么打车软件很难上市

Uber(优步)广州分公司被查,让互联网专车又一次吸引了大众的目光。与以前执法更多地指向具体的车辆与司机不同,这一次,执法更严厉地指向了Uber公司本身,广州市工商、交委、公安联合行动,现场查扣上千台iPhone手机。

那么,为什么是Uber?

中国市场改革的推进,不是按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博弈,然后,再固化下来的方式进行。正规的法制、政策制定程序对市场与社会的变化响应非常迟缓,甚至被有意识地抑制,因此,很多市场与社会的新兴变化,处于长时间的灰色状态之中。1978年小岗村村民签下的生死状,过了4年之后,才得到正式的认可,况且,现在回过头看,当年可谓一个激进的改革年代。

长期的灰色状态,加之执法者一贯享有较大的执法自由度,所以,没有任何“判例”可供参考,也没有任何第三者可以拿出来对比。Uber,没有任何改革红利可以分享。滴滴快的艰苦积累下来的公关结果很难外化、固化、被分享。某些时候,这甚至成为一种独特的优势。不过,如果智能出行领域的点滴新兴变化不能被固化、法治化的话,必将是所有创新者的噩梦。

自从滴滴快的合并后,IPO就是最大的传言,虽然滴滴CEO柳青明确表示否定,称“公司上市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为了融资;二是公司或者股东有套现的需求。但是这两个诉求滴滴快的今天都没有”。但是,上市成为传言,并非无风起浪。投资者的需求,是公司经营战略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快的打车与滴滴打车实现战略合并,也有投资者的动机,毕竟,烧钱对双方的投资来说,压力都太大。所以,投资者上市获利离场的动机,使上市成为滴滴快的将来一个不可避免的选项。

打车软件,随着补贴降低,用户粘性也会降低,而且,街边扬招始终存在,很难向司机或消费者收费。第三方广告主、商家也很难提供大的收入现金流。相对而言,专车没有明显标示,只能通过打车软件进行,粘性很高。在此基础之上,滴滴快的公司能够向司机收取较高的服务费,维持现金流,才有一个好看的财务数据以实现上市。

但是,在广州Uber被开先河之后,资本市场很难想象与接受,一个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会时不时地被监管部门查封服务器。这种情况下,相关监管部门的一个处长甚至科长就能直接影响到股价。不管是在有做空机制的纳斯达克,还是没有做空机制的A股市场,都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其寻租空间之大、之便利,可谓公司经营的噩梦。实际上,存在政策障碍的时候,很难获得上市。即使退一步讲,不上市,公司也需要稳定的经营预期与法律保护,不然,缺乏谈判能力,永远是被掐着脖子经营。出租车行业的垄断者——出租车公司与监管部门,必然会企图利用自己独特优势,挤压、蚕食打车软件生态链上的包括广告在内的各种潜在的收益。

所以,这最终就意味着,任何可持续性经营,必须解决掉政策与法律障碍。更抽象的看,这是一场资本与僵化政策、既得利益的对决。

滴滴快的背后,有着巨额的资本投资。资本无非逐利,但逐利并非一个贬义词,通过公开、公平的市场,能赚取利润,那一定是向市场提供了更好、更多的商品与服务,带来了更多的消费者福利,消费者愿意掏钱,而消费者愿意掏钱,就意味着“消费者主权”。

所谓消费者主权(consumer sovereignty),是诠释市场上消费者和生产者关系的一个概念。具体的说,消费者根据自己意愿和偏好到市场上选购所需商品和服务,是在向商品投“货币选票”。“货币选票”的投向和数量,把消费者意愿和偏好等信息通过市场传达给了生产者,生产者根据“货币选票”组织生产,确定生产的规模、方式,同时不断创新,改进技术、降低成本、增加品种等,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获得最大利润。

从这个角度看,资本背后,站着消费者。原本一盘散沙的消费者,通过行使自己的消费者主权,通过市场、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集结起来,让资本代言,对现行的出租车乃至租赁车的数量管制说不。所以,换个角度,这是通过消费者主权集结起来的公民权利。

中国的出租车行业,乃至汽车租赁行业的所有问题,根本上是市场需求与数量管制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根本上是约束住基层政府之手,把权利还给市场。不过,“把权利还给市场”,仍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逻辑。这种逻辑的改革,从来不是体制长项。庙堂之上的改革意愿,层层下达到地方之后,已被无数地方基层官僚所化解。正因为如此,李克强总理亲自呼吁降低宽带自费、降低银行服务费,甚至怒斥:“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难道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而他的前任温家宝,也叹息过政令不出中南海。

其实,与自上而下的放权相反,自下而上的“边缘改革”,从来都是推动中国过去30年重要改革的真正力量。这种边缘改革,首先是底层个人、企业自发的进行改革,然后这种自下而上的,有利于改善劳动者和微观生产积极性的体制探索,得到中央认可,并自上而下地在全国范围的推动,土地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都是如此。

这就意味着,简政放权,不光在于由上而下的改革意愿,更在于由下而上的权利生长。所谓的边缘改革,换个角度,就是尊重市场的首创精神,更多地倾听民间的呼声,让民众更多地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来。

如今,消费者通过消费者主权,实现了这一过程。从公共政策的产生机制角度观察,长久以来的出租车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一边是出租车司机的“暴力游说”,引发维稳模式,然后政府涨价、补贴、数量管制,维持牌照拥有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在中国地方治理中,合理合法的民间游说受到严重抑制,政策自然倒向一边。而市场的正义性则在于,消费者可以通过行使消费者主权,引发资本游说,从而达成一个更公平的市场与地方治理。

好消息是,虽然出租车问题是民生领域的痼疾,但相比其他垄断性行业,它毕竟是一个基层的、既得利益分散、缺乏权势的既得利益,是所有硬骨头中最软的一块。所以,只要稍微放松抑制,通过消费者主权集聚起来的公民权利,或许缓慢,但必然能坚定地推进出租车领域的改革。

(原标题:《消费者主权、边缘改革与政治游说》)

文/刘远举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经济之声《财经名人堂》特约评论员,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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