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英杰:被抑郁症阴影笼罩的媒体人

5月4日下午,都市快报副总编辑徐行自杀离世。徐行在快报负责新媒体、文娱等部门,今年才35岁,是都市快报最年轻的副总。

  听说徐行自杀的消息后,都市快报许多员工一夜难眠。微信朋友圈里,都是哀叹、悲悼和感慨的文字。有人在微信里说:“快报的人,今晚都在哭。”一位副总特意把同事们叫进办公室,说:“我就想看看大家都好不好。”快报的总编辑朱建,连夜写下题为《伤逝》的微博,语句中充满悲伤与自责。都市快报的社长、创始人杨星哭了好几次,怎么也无法接受事实。

都市快报的朋友在微信里告诉我:徐行有抑郁症。徐行的家人也透露,他从今年1月份开始,整夜失眠,吃安眠药也没有用。这应该是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

许多人包括患者本人都以为,抑郁症只是一种心理疾病,自己想开点,或者找心理医生,就能解决问题。这里头有不少错误认识。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真正认识到抑郁症的残酷性与危害性。据报道,抑郁症已是世界第四大疾病,然而与高发病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相关药物治疗。过于“轻敌”,导致许多抑郁症患者不能得到正确治疗,从而埋下悲剧的伏笔。

财新传媒常务副主编张进曾患有重度抑郁症,他写下了对抑郁症的切身感受。其中第一点是,如果患了抑郁症,要承认现实,面对现实。第二点指出,抑郁症是一种器质性疾病,而非简单的心理问题。他还告诉人们,正常的心理治疗只对轻度抑郁症患者有效,中、重度患者只能先靠药物改善大脑神经递质的失衡。除了告诫抑郁症患者一定要“坚持服药”,他还呼吁“一定要用理智让自己不具备自杀的条件”。因为抑郁症患者中,有着高达30%的自杀率。

回头想想,不仅是抑郁症患者,包括一些患者所在单位同事(领导)、家人和朋友,对这种疾病的认识,都非常不够。如介绍我阅读张进文章的媒体朋友,一度也患有抑郁症,曾彻夜睡不着觉。当时,我也只是隐约地感觉他有些不对劲,劝他万事看开一点。这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总是习惯于站在自己的角度想问题,却没有想到抑郁症患者看待世界、处理问题的不同视角,而这很可能让患者陷入孤立无援之中。

徐行因抑郁症自杀,不仅对快报人,对许多媒体从业人员都产生极大触动。可以说,传统媒体已经成为抑郁症的一个重灾区。我身边就有几个同事、朋友患有抑郁症。这是确诊的案例,而实际上,还有不少人因为症状不明显,恐怕连自己都不知道患了抑郁症。近年来,媒体人因抑郁症自杀的消息,也有不少。如《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跳楼自杀、新华社安徽分社总编辑宋斌自缢身亡,都与患有抑郁症有关。

传统媒体原本就是一个高压力的工作,从业人员工作紧张、经常熬夜,都是寻常事。这是极易诱发抑郁症的一个成因。由于经常上夜班,部分从业人员除工作外,很少个人交际和兴趣爱好,有些人连家人都难以照顾周全。久而久之,有的人可能因此走进抑郁症的病灾区。徐行在微博上说自己“从小苦命,无父母指导,一路坎坷走来,心酸无人可知”,这可能促使他比别人更发奋努力,自加压力,整个人变得像一根紧绷的弦。

时至今日,纸媒的压力还来自于新媒体转型的彷徨与困惑。身边许多同道中人,平时更多讨论的是如何实现纸媒转型或个人转型,话语间充满了焦虑感。看不到纸媒的未来,不知道转型的路在何方,让整个媒体圈患上了集体抑郁症。徐行一人肩挑新媒体部门和传统媒体的部门运作,可想而知他的压力有多大。他离世后,许多媒体人在微博、微信上写下“今夜,我们都是抑郁症患者”。这句话,不无悲怆凄凉,道出了媒体人的深深忧伤。

那天晚上,我和妻子一边说着徐行的事情,一边谈起彼此这么多年来的工作和生活。我们都很想说的一句话是:从今以后,要更加地照顾彼此。我在微信朋友圈写下:爱家人、爱自己、爱人生。抑郁症并不可怕,用爱的力量,可以让它难以趁虚而入。一旦遭遇上了,只要正确认识,勇于面对,也能够早日走出这阴郁的人生低谷。

如果说,纸媒转型是这一代新闻人的宿命,我们能做的、也必须做的就是,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积蓄走向未来的力量。

作者:魏英杰  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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