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大学周月亮:书写王阳明通俗传记,让善良的人有力量

“一般人善良没能力,有能力的就不善良,心学最简单的就是善良出能力来。”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的周月亮教授,也许是大陆最早撰写王阳明通俗传记的作者。他的《王阳明大传》出版于1999年,当时市面上几乎没有其他的同类图书。

周月亮:书写王阳明通俗传记

出生于1958年的周月亮,十来岁时初次接触到王阳明,是在批判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文化通俗小册子上。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大学、研究生阶段学习古典文学,就格外关注王阳明,尤其是阅读李泽厚的《美的历程》,里面讲到左派王学与明代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汤显祖、公安派等,都受到王学后裔的影响。

求学期间的周月亮,还没有正面研究王阳明的能力,“因为王阳明的心学是儒释道三种传统的精华”。1997年,一个书商朋友来到北京,欲寻找能撰写王阳明传记的人。绕一圈打听了好多人,搞哲学的太专业,力不从心;搞文学的,又对心学吃不透,拿不下来。最后,这位书商找到了周月亮,因为他的优势是文史哲汇聚。当时的周月亮刚破格晋升为北京广播学院教授,还被全体学生投票选举为“十佳教授”的第三名,已出版好几种文史专著。

这本书写作花了一年时间,参考书籍主要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王阳明全集》,以及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对心学的阐释,是写作的最大困难。周月亮主要阅读冯友兰的哲学史与侯外庐的思想史,来把握专业问题。更多王阳明解读:www.yangfenzi.com/tag/wangyangming

周月亮选取了从诗文、书信等角度来描述王阳明。“程朱理学就像学究,王学就像诗人,诗人的东西你得有诗意。我写王阳明,套用了海德格尔那句话,就是建功立业,然后诗意栖居。他用良心来建功立业,因此能使他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这本书出版后,销售虽然不好,但第一本王阳明的传记还是引起了学界的注意,何满子等人在报刊上发了多篇书评,并成为后来的通俗历史作者的启蒙之作。写过《明朝一哥王阳明》的吕峥,及《神奇圣人王阳明》作者雾满拦江,都称曾受周月亮的影响。

周月亮后来接连出了好几本王阳明的相关书籍,但都是以第一本为母体,做了内容的修剪或文字上的调整,没有彻底的改变。2012年新出的《心学大师王阳明》,文字较为清浅活泼。“我觉得他们要求做畅销书,我就媚俗一下吧。”(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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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月亮,1958年出生,笔名剑萧,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75年10月插队,1977年5月当工人,1978年考入河北师院中文系,1985年7月研究生毕业,1996年7月破格晋升教授。

主要贡献:

  • 文学方面

《近世文学论稿》,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5月。
《水浒兵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1996年11月再版。
《新评新校〈儒林外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
《〈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安徽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
《走向卢沟桥》,广东旅游出版社,1995年8月,署名剑萧。
《水浒智局》,中华工商联和出版社,2002年5月。

  • 文化方面

《历代大儒传》,[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11月。
《孔学儒术》,香港中华书局,1996年7月,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6 月再版。
《王阳明大传》,中华工商联和出版社,1999年1月。
《禅心妙语 大雄无畏——释家箴言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王阳明内圣外王的九九方略》,中华工商联和出版社,2002年3月。

  • 传播学方面

《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9月。

  • 影视艺术学方面

论文有《现象学对电影创作的指导作用》、《影像思维》、《电影的象征》、《电影是生存的隐喻》、《豪放的忧伤》、《健康繁荣须扫屏坛三风》、《悲剧喜唱传呼良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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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sponses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贵在坚持“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核心,五百年来在东亚地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作为国内写作王阳明传记的第一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周月亮老师在新作《阳明传论》中,提出“善良出能力”的论断,认为“良知顿现,难事易办”。日前,白杨网记者对周月亮老师进行了采访,以下是访谈实录。

    白杨网:周老师,您好!拜读了您的新作《阳明传论》,收获良多。您对王阳明素有研究,在您看来,王阳明是怎样的一个人?
    周月亮:现在王阳明的好些佚文出现了,这让我们得以看到一个全面的王阳明形象。过去王阳明的学生们为了把他打扮为一个可以入祀孔庙的圣贤形象,给他编年谱和文集时,把不适合入祀孔庙的内容删干净了。所以在这些佚文发现之前,我们看到的王阳明基本上是一个圣人形象。但其实他如果是个圣人的话,也就做不出这么多事了,譬如剿匪和平叛,这都是因为他的心是一个英雄的心,这也是王阳明和同时期的湛甘泉等研究纯理论的人的不同之处,王阳明是实践型的。
    在生活中,王阳明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他不是那种酸文假醋的人,整天端着架子、一本正经的。他从小就活泼好动,淘气非凡,长大以后也是个“孙悟空”式的人物,在官场里头呆不住。王阳明是一个英雄,也是一个隐士。他内心里的隐逸之气特别强悍,他喜好游山玩水,他的诗除了朋友应答就是游山玩水。他尤其喜欢在寺院里住,所到之处的好寺院、好道观都住过,跟很多和尚老道交了朋友。王阳明有出世的超越的气象,为了贴近他我每天都看一点陶渊明。王阳明是一个多棱镜,在某一个侧面他跟陶渊明很契合。但是王阳明之所以能够入祀孔庙,还是因为他自始至终坚持了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所以他还是大儒。
    儒释道三家相通,在精神基础上尤其相通,但是在核心价值上不一样。王阳明在技术层面采用的是道家、禅宗的方法,他让几个大弟子私下里悄悄地读《坛经》,但是不敢说出来。但是与道家、禅宗不同的是,他坚持要把责任尽到底,对祖母、父亲、夫人、弟弟、侄子、孩子把责任尽得无可挑剔,当官时又对老百姓尽职尽责。他有一种尽天责的奉献精神,这是那些高僧大道们所不具备的,那些人基本上是自了汉,自己把事情安顿好了就远离凡尘。用佛家的话说,王阳明是菩萨,乘愿而来,救苦救难。有事时,从水深火热中救;无事时,从思想文化上救。他觉得科举制度以来知识分子都追名逐利道德败坏,真正的圣学彻底淹没了,他就到处讲学,弘扬圣学。
    王阳明少年时参加科举走上仕途,起初他还是奉行“得君行道”的传统模式,就是“得到皇上的信任然后去实行大道”。后来刘瑾打了他板子发配贵州,他在龙场悟道,悟出的“道”中就包含了他看透了所谓的“得君行道”,依靠流氓政治、流氓皇帝是不可能行道的,所以他就调过头来,向平民讲学,启蒙大众。思想史上把王学列为启蒙思潮,就是解放思想、解放个性的思潮。毛泽东说慧能是平民宗教家,慧能是个樵夫,大字不识,他创了中国式的禅宗,我们也可以说王阳明是平民思想家。

    白杨网:阳明心学产生于帝制时代,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对于现代社会,您认为阳明心学有什么意义?
    周月亮:杜维明说,五百年来在东亚,儒家思想的源头活水就在王阳明。阳明心学对现代社会的意义非常大,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6次强调王阳明思想是中国思想精华。在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心找着。现代社会声光画电、声色犬马,高度发达的物质把精神埋没了。我们的教育也出了问题,教育跟人格教育不挂钩。现在什么都发达就是失去了本心,这就是孟子说的“把心放出去了”。学心学的目的是什么?求其放心,把放出去的心找回来,这就是心学对我们今天的拯救意义。最简单来说,现代社会纷纷扰扰,你的心老安不下来,心学能让你安心。
    心学也让你有力量。我们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们无能,王阳明的心学是能量之学,能够给予我们能量。一般有本事的人不善良,善良的人没本事,这是常人很不完美的状态。好多有本事的人不善良,好像一善良本事就发挥不出来了,道德好像是束缚能力的。王阳明说不是,其实道德正好能让人干成事,这才是道德的本来面貌。心学讲“知行合一”,完全把天理落实到意念、思维、语言、行为上,从“致良知”上得来力量。朴素点说,就是善良出能力。在现代社会,能力里面固然须有更多的技术要素,但是心态更能左右技术发挥作用,鉴空衡平的良知能够让你超越强横与脆弱之上,能让你最谦抑最无畏地圆融起来。

    白杨网:作为王阳明研究专家,您是怎么接触到阳明心学的?心学对您本人有什么意义?
    周月亮:心学对我本人的意义就是使我更加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我过去爱看《思想杂谈》,那是文革前的一种杂志,净驳斥些主观唯心主义、心中无花眼中无花什么的。我接触这本杂志的时候还没上初中,当时也就是泛泛地看,但是觉得王阳明说的有道理,批判他的人太武断。批判他的人说,既然你说心中无花眼中无花,那你去撞大山看能不能撞死,把你扔进大海看你能不能淹死,这是一种非常粗糙的批判方法。“心中无花眼中无花”不是认识论,而是一种价值论,从思维技巧的角度讲就是“专心”,你的注意点在那里你就能发现,你不注意就发现不了。他不是说没有去过泰山泰山就不存在,这不是一个意思,根本不沾边。还有,“心即理”的“理”是“天理”,那个时候的“天理”在今天主要属于“伦理”的范畴,批判它的人把“物理”也算上了,那就风马牛不相及了。“心即理”是说天理不在外面,在心里头,心本来和天理是一样的,只是我们的私欲把这个良心淹没了,无法体现天理了。
    心学和西方的形而上学、德国的古典哲学能说到一块去,它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哲学范畴。我对精神哲学情有独钟,就找了心学这个突破口。找这个突破口是偶然的,有个书商叫我写王阳明传,我就好好开始看王阳明,一边看一边写,“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越写越觉得服膺。98年书出版了,是国内第一部王阳明传,也算多少有点影响。我前不久刚买了一套王阳明佚文,读后发现我过去对王阳明也是所知甚少。

    白杨网:您认为心学有什么不足之处?
    周月亮:古代社会是一个简单社会,带有道德万能色彩,现代社会是个复杂社会,是经济社会,道德不可能万能。王阳明把好多问题简化了,他让你从纷纷扰扰里寻找简单的东西,从“多”中寻找“一”,所以他能使你安心。但当你面对“多”的时候,还是应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大的哲学上讲,心学没什么瑕疵,他与唯心主义毫不相关。他是“唯唯心主义”,极其唯心,但和我们常说的唯心不在一个层面上。在哲学上,心学是没有什么缺陷,他可以不够,但没有方向性的毛病。

    白杨网:阳明心学的传播是一个渐进接受的过程,评价对待一度趋于两极化,您能详细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吗?
    周月亮:今天我们讲56个民族56朵花,当年可不是,孙中山鼓吹“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要把满清作为首要斗争目标。满清进关以后,就怕汉人有思想,就怕汉人结党,而阳明心学的传播靠的就是门徒们建立各种书院、组织各种学会等。阳明又主张良心,而清朝要的是奴才。章太炎专门写了一本书叫《訄书》,研究“四库全书”中的哪些书原先就烧了,哪些书紧了,哪些书修改以后收到四库全书。在鲁迅的文章里,你也能看见清朝统治者的文化钳制政策如何严酷,他们用那套手段来统治人,而不是为了延续光辉灿烂的汉文化。
    即使在明代,阳明心学也不是一帆风顺。统治者认为王阳明的心学泛滥以后就是洪水猛兽,会破坏世道人心,把他的学说列为伪学。后来还是他的徒孙徐阶给他正了名,说他的心学不是独出心裁,而是孟子的嫡传,算是恢复了他的学说合法性。到了申时行主政时期,因为大明朝二百多年过去了,只有两个人入了孔庙,觉得不体面,所以需要再找个人入孔庙,选拔来选拔去就是王阳明。
    阳明觉悟以后不走“得君行道”而走“觉民行道”这条路,他的定位就是一个“传教士”。他走到哪儿讲学到哪儿,江西、广西、贵州、浙江,都留下了他讲学的足迹。他的学生又分成几派,在江西的是一派,浙江的是一派,还有安徽泰州的左派王学。泰州的那一派走的是激进的一条路,又分成几派,当然也有流弊啦,就是空谈心性。按王夫之的说法,历史上最坏的是两个人,一个是王安石一个是王阳明,王安石搞变法把中国搞坏了,王阳明讲心学把汉文化讲断了,亡国亡在王阳明身上了。当然他也是夸大了思想的作用。王夫之是坚持理学的,他以朱子的门徒自命。王夫之水平高,但是怪诞,他死活不在清朝做官,就在船山呆着,他的东西在清朝200多年都没有任何影响,到晚清的时候才刻成书得以传播。王船山是晚清思想革命的思想源头,毛泽东当学生的时候还成立船山学会。王夫之博大精深,王阳明这些心学家们做学问是很一般的,包括王阳明,写信净写错别字,多一字少一字常有的事,他是诗人派头,情绪到了就下笔,要是说博览群书他不行。

    白杨网:阳明心学对日本的影响之大也是世所共睹的,您怎样看待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
    周月亮:有个日本人总结特别好,阳明学有两面,一是事业的一是枯禅的,中日各得其一,日本人得了事业的,中国人得了枯禅的。心学是事功的,不是坐而论道,心学人都是肯办事能办事的。心学讲究敢担当,不怕事,而且要在事上磨。日本人认为他们学到了阳明学建功立业的一面。
    “真传”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传统没有一个刻舟求剑那样的刻度,只有它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日本能把心学的根本精神弘扬,那就是得其真传;失掉根本精神,那就是失其真传。日本学习中国的时候讲求“和魂汉才”,大和民族的魂不能丢,这是体、是根,其余的像建筑、官制、学校,语言文化都可以学。明治维新以后,他们觉得中国不行了,开始讲求“和魂洋才”,在大和魂不变的基础上,学习西方的电气、机车等等。所以日本人怎么可能得到中国的真传呢?他觉得没那个必要。另外,所谓的“和魂”也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古事记》时的和魂是一个状态,“明治维新”时的和魂是另一个状态。像中国的唐宋元明清,每个时代的精神是一样的吗?不一样。传统是一个传中之统,在传播中形成的一个系统,叫传统。
    至于日本发动战争乃至不忏悔,这是人类兽性的一面,执拗的一面。秦始皇征服六国的时候忏悔过?他不忏悔。怀揣利器杀心顿起,良心大大地坏了,被私欲遮蔽掉了,没有想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是个人,你也是个人,你杀他干什么,无非现在你手里有火器他手里是冷兵器,你就把他杀了,这不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吗?

    白杨网:您几次提到“人格教育”,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大问题。“人格教育”有很多实现途径,对当代大学生来说,如何对自我实现“人格教育”呢?
    周月亮:好好读书,包括读传记文学。胡适说过,为什么西方治了就不再乱了,因为他们有上千年的大学,中国为什么治乱循环,因为中国没有上千年的大学。怎么补救?胡适认为只有给伟人写传,用伟人的人格去感化他。我们现在教育就是缺人格教育,读传记可以弥补一些人格教育,所以希望大学生多读一点传记。西方有的人一辈子不写别的,就写传,从米开朗基罗传写到梵高传,写康德小传、黑格尔小传,把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用传记的语言表达出来,一点都不枯燥,挺好玩。所以希望大学生在搞好学业、博览群书时,还要多看些传记。

  2.   中国哲学史上,有一个大题目,叫“陆王心学”。所以讲王阳明心学,必须先要说说陆九渊。

      根据《陆九渊年谱》记载:

      先生自三四岁时,思天地何所穷际不得,至于不食。宣教公呵之,遂姑置,而胸中之疑终在。后十馀岁,因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忽大省曰:“元来无穷。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也。”乃援笔书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

      这是说陆九渊早在三四岁时,就想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大。有一次问他爸,他爸没法回答,以至于他吃不下饭。在他13岁那一年,偶然看到古书上有一条对“宇宙”的注解,突然大悟:原来天地是无穷无尽的,人对天地万物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人类的宇宙世界,建立在人类的经验和感知上,即一个人的心有多大,他的世界就是多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下英雄所见略同——有相同修为的人,他们的认识水平和认识结果应该是相同的。对于一个只有13岁的孩子来说,有这样深刻的悟性,非常了不起!

      后来,陆九渊在《与李宰》的信中又提到,“《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

      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中,就包含“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基本要素。其中的“心即理”,就来源于陆九渊。

      那么,怎样理解“心即理”呢?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下面两个句子:

      一,目之官则视,视则见之,不视则不见也;

      二,耳之官则听,听则闻之,不听则不闻也。

      很显然,这是仿照上文《孟子》中的说法而造的两个句子。如果还要续下去的话,“目”见的是“色”,“耳”闻的是“声”,那么就可以有“目即色也”、“耳即声也”——这不就是和“心即理也”一样的么?

      人类的世界,是人类全部经验与感知的总和,这个“总和”里,当然就包括心即理、目即色、耳即声等等。

      我在《怎样认识真实的王阳明》一文中,曾揭示“心即理”之“理”,指的是人情事理(伦理),而不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自然万物之理(物理)。这一点,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中尤其突出。王阳明的心学范畴,屡屡提到的是善恶、美丑、诚伪,以及忠孝仁义等定性的感知概念,而没有任何定量的数字统计、实验推演。如果套用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王阳明的哲学,只有价值理性,没有工具理性。

      《传习录》中,有一段王阳明与其弟子薛侃的对话:

      侃去花间草,因曰:“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

      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间,曰:“此等看善恶,皆从躯壳起念,便会错。”

      侃未达。

      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

      可见,王阳明即使论花论草,也是“天地万物一体同仁”的价值判断。

      “心即理”与“目即色”、“耳即声”,虽然句式结构相同,但差别仍然很大。这是因为“目即色”、“耳即声”中的光谱和声波,都是显性的,而“心即理”中的意识,却是隐性的。显性的“色”“声”,人皆见之、听之,隐性的意识,却知之为难。

      或曰:人的意识是如何产生的?某甲的意识可以被某乙获知吗?王阳明发明的一个新的理论,可以同时回答这两个问题。这个理论就是“知行合一”。——当然,“知行合一”的伟大价值,并不只是用来回答这两个问题的。

      《王阳明年谱》中,有一段王阳明对徐爱说的话(这段话的大意,也见于《传习录》上,因繁复不取),可以说是对“知行合一”最好的解释:

      《大学》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夫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色时已是好矣,非见后而始立心去好也。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臭时已是恶矣,非闻后而始立心去恶也。又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体。

      简单地说,所谓“知行合一”,就是指“知”之与“行”,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开。它蕴涵着两个深层指向,即:有什么样的经验、经历,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认知、意识;反过来讲,有什么样的意识、认知,就会有什么样的举止、行为。比如,当你看到一个美女(“美”是你的认知),立马、同时就会眉开眼笑(开朗的人),或者面红耳赤(腼腆的人),甚至血涌情躁(年轻气血正旺者);当你嗅到恶臭的味道,同时、立马就会蹙眉、屏息、作呕、欲吐。

      所以说,实践(行为)是产生认识(意识)的途径,实践(行为)也是洞察认识(意识)的表征。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判断句,或许可以作为对“知行合一”的另一种表述。前一个判断,它构成了王阳明积极的实践哲学的方法论;后一个判断,则是透过显性的行为将隐性的意识达至诚伪毕现的认识手段。(载自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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