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粉潇潇的爵士时代 —— 明星过气,道具救场

人的遗忘机制常常比记忆更加强悍,当一个明星过气,一种日用品从货架上消失,一些概念、名词或称谓退出了多数人的语言,人们会迅速忘记他/它们曾经的红火。

(《了不起的盖茨比》剧照)

flapper就是这样一个称谓,它是爵士时代大红大紫的词,成千上万美国年轻女子,都被归入了flapper的行列,她们的形象风姿,可以到《了不起的盖茨比》里去检索,奥斯卡的最佳服饰就是奖给flapper们的,她们的衣着和配饰,她们的短发发型,当然还有李奥纳多—盖茨比中弹时穿的那件粉彩条纹连身泳衣。

菲茨杰拉德以妻子泽尔达为原型塑造了黛茜。他并不喜欢她,一片痴心、也很擅长自我感动的盖茨比,为了替她顶罪而命丧泳池;他也不喜欢以黛茜为代表的“flapper一代”。这些女人都爱卖弄,浑身上下不消停,性格很乖张,经常几个人聚在一起,神经兮兮地冲着路人哈哈大笑;她们好像没有什么烦恼,天堂的每一扇窗口都是敞亮的,百鸟啼啭,云影徘徊;还有,她们齐刷刷地选择剪短发。在1925年,也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发表的那一年,全美有20000家理发店,比五年前翻了四倍,每家理发店都打出了“精剪短发”的醒目广告,妙龄女子们排队剃头,成为昔日美国的一景。

时尚是把人引向自由的,但众人一哄而上,又会导致时尚的迅速退潮,这和自由市场的供需消长规律如出一辙。但是,在爵士时代的十年间,flapper时尚几乎俘获了所有年轻女人的心,是有原因的:我们看多了富二代、败家子的故事,想当然地觉得黛茜等人也是如此——其实不然。

1920年代是个文化地震的全球多发期。在美国,flapper兴起的背景是女性整体地位的上升,威尔逊总统在一战后期派出了赴欧的军队,一批当打之年的男性被抽走了,女性顶上了他们的岗位,赚钱的赚钱,养家的养家,随之而来的是自信的上涨。flapper的行为佻荡夸张,酗酒抽烟,跟初次相识的男人上床,此等事情都做得出来,不过这一方面是同满脑子维多利亚观念的父母辈之间有所对抗,另一方面,钱都是花的自己的,不靠啃男人或啃老,这让她们感到由衷的自豪。那是个乐观的年代,在大萧条爆发之前,“美国梦”都是一种触手可及的真实。

如果宴饮欢乐来自内心的骄傲,而不是出于某种愤怒和发泄的话,那么flapper就会同日后的垮掉派等等有所区别。颓废、幻灭、虚无,在她们身上是找不到的,如今所谓的“腐”则更不适用。《盖茨比》里的女二号——黛茜的闺蜜乔丹·贝克,她的头面部是1925年前后最为经典的一款flapper造型,其特点是鬓角比脑后垂发更长,颈脖光亮耀眼,眉目高贵冷艳,很有几分强势,爵士时代名噪一时的女星,1906年出生的露伊丝·布鲁克斯就是这副容貌——飒爽的短发,冷俏的表情,仔细想来,传统上给女性加分、让女性更为本色的“妩媚”,在这一派风尚之中还真没什么位置。

正因为flapper们多为自食其力,她们才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盖茨比如此迁就黛茜,对她投以让观众和读者困惑的痴心,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种性别在社会地位上的接近:她们能放肆地笑,能在体面的男人堆里旁若无人地进出,摆出明星的姿态,心里是有底的。在法国,一位名叫可可·香奈儿的设计师早已开始筹划一场颠覆性别落差战役,她垂范在先,梳精致的短发,穿男式衬衫,跨鞍执鞭,鼓励女性去入侵男人的领地。她在美国获得的响应要比法国更加热烈;后来,美国在女权运动上的成绩,也要远远超过拥有西蒙娜·德·波伏瓦这种女权主义旗帜性人物的法国。

迪卡普里欧狠狠地fuck奥斯卡奖的评委们(真让人遗憾),但他没什么可忿怒的,他加盟的这个剧组,他扮演的这个人物,很难突破小说情节和华丽布景的双重限锁;他很难不被喧宾夺主。而在观众的印象里,珠光宝气,五色浇漓,这便是1925年美国上流社会的全部了,穷人各有各的穷法,但在任何时候,富人的生活都是彼此相似的声色犬马。

这不是实情。flapper浪潮与之前之后的任何一种青年亚文化都不一样,它给爵士时代的独特性重重添上了一笔。有一位著名的flapper,约瑟芬·贝克尔,靠着舞技摆脱了卑微的出身,登上了法国的舞台并迅速走红,贝克尔最经典的造型是浑身上下几乎全裸,仅用珠蚌形胸衣遮盖两乳,脖子里套着珠链,腰里围上一串根根外翘的香蕉,她跳的舞也被称为“香蕉舞”。这么一副打扮,托庇于黑白照片的视觉效果,你竟不觉得里面有色情意味:因为她眼神里的喜悦是从内心流露出来的,她站在舞台上,不是为了取悦观众,而是为了告诉观众她有多么快乐,她所来自的那一个人群有多么快乐。

在温习这些一个世纪前的老皇历时,我们常常会想到一个词——“金粉”。因为相片上仅有黑白两色,我们必须借助想象来捕捞那已经湮灭在时光之中的奢华感,于是就想到了金色的粉末,好像从天而降的福音,在最短的时间里给一个因战争而仓廪殷实、民气大炽的国家撒上了一层梦幻般的繁华之色。不用说,它也是不稳定的、易逝的,谁也没料到大萧条会不期而至,把自我感觉良好的美国人从梦中敲醒,摇散了他们身上的粉尘;一同被击落在地的,还有大萧条之前那种独一无二的flapper时尚,自从盖茨比那一代真实的自信遭遇重挫之后,以后的青年文化里就种下了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疫苗:再没有人会去标举那样一种绝对的、不留余地的快乐了。

我不太相信今天的演员能再现一百年前的人的气质,尤其是黛茜这类flapper,以及露伊丝·布鲁克斯这类影星。后者放纵过青春的那个美国,拥有太特殊的天时地利。人既已模糊,那就把物做得好一点吧,让道具服装、帷幕布景都华丽些,再华丽些。《了不起的盖茨比》得了一个最佳服装奖,就好比一支降级球队获颁一个公平竞赛奖似的,怎么说都是讽刺大于安慰;不过《盖茨比》从造势到上映这一年多来,宣称复古flapper风格的网店时装卖家,悄然之间满地都是了。

作者:云也退,独立记者,书评人,译者,译有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E.萨义德《开端》,目前有望出版第一本个人作品,距离成为旅行作家只差一张返程机票。由于屡屡提前庆祝还未到来的自由,被视为一个尚可一救的文人和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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