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情报生产如何应对大数据挑战

高考过后二十多年了,才停止做有关高考的恶梦。之所以这么久才真正“放下”,实在是和当初高考前后太紧张,可能严重影响了神经有关。不过,每年高考时节,还是会被有关高考的消息吸引,今年引起我关注的是高考作弊。

高考作弊当然不是今年才有的,看看现在对考生的各种高科技“反作弊”检查,完全不亚于国家安全部门的反间谍手段。不过,很多“反作弊”手段往往是无意中发现了某种作弊工具后才用上的,回头想一下,在被迫采取这些措施之前,到底有多少家长与考生作弊成功而进入大学?

在我们那个年代,如果真想找人代考,是易如反掌的,因为进考场时只有一张钢印都没有打清楚的准考证(当时还没有身份证);后来BB机出现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很多地方的考场并不禁止带入;更不用说内置耳机与各种隐藏在钢笔、橡皮擦里的显示屏,后面这些与时俱进的高技术作弊直到前几年,还没有引起相关部门重视,引起重视后,也无法百分之百“侦查”出来。

而即便你把最高端的“反作弊”工具都用上了,也无法防止最近从河南传出的代考作弊事件——作弊者采取一条龙服务,干脆把主监考官都给买通了。可见,人要不诚实,没有底线的话,再怎么防贼,还是会有人做贼的。就河南收买监考官找人代考事件来说吧,他们会不会某一天干脆把监考官全部买通,直接找一些老师来考场代替考生答题呢?

【无法侦破的高考作弊】

这件事让我想起了二年十多年前的一件事。当时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不久,有幸同一帮共和国非常特殊的老同志一起工作。他们是久经考验的老情报战士,有些甚至是解放前的地下党。其中一位姓粱的老同志是我的直接领导,属于退休后返聘来培养下一代的。他是从泰国撤回的情报人员。他常常给我讲一些特殊的间谍技术,那些技术在当时听来真是匪夷所思,例如置入耳朵里面的(外面完全无法看到的)耳机,可接受数据与资料的显示棒、手表、戒指,等等。

也怪年轻人脑袋瓜特别灵,还因为我不久前才经历折磨人的高考,听着听着我突然说,既然咱们手中有这些东西,那不是可以用来在高考和其他考试中派上用场?老粱同志一下没听明白,后来我解释了他才搞清楚,清楚后他脸上的表情真是奇怪得很,好像我是一个怪物似的。

很快我就搞清楚了,这些人虽然都掌握了当时共和国最先进的“作弊”工具,可几乎无一人往这些歪门邪道上想。其实看一眼就不难明白,由于这些他们常常需要到国外隐名埋姓工作,还不能讲清楚到底去哪里、干什么,往往无法很好照顾自己留在国内的子女。据我所知,为数不少的子女不但学习成绩不怎么样,有些甚至变成了小混混。如果他们真有我这一代人“活络”的心思,别说当时,即便现在,随便用一两个情报和间谍领域才使用的工具在高考中作弊,目前设置在中国考场的所有反作弊工具都无法“侦查”出来。

现在想起这事,还是为共和国曾经有这样一批诚实的情报干部感到庆幸,实际上,现在大家看的很多描写1949年前的谍战剧,里面的中共谍战人员都是有原形的。不像现在,听说某些部门的干部都会把自己的子女匆忙送到对中国不友好、甚至自己的对象国家里去留学、定居。

诚实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的品质,一个靠作弊考上大学的人,在人生的第一步就走错了,今后能不走邪路?对一个国家来说,没有比情报人员的诚实更重要的了。这不能不又让我想起了当今的伊拉克,也就想到当初美国基于一份“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而发动了一场战争。

【美苏的“情报误导”对我们的启示】

我不认为使用武力推翻萨达姆这样暴君有什么错,但使用一份后来被证实是虚假的情报作为借口,肯定是不对的。当然我们至今无法判断,到底是美国情报部门搞错了,还是情报部门甚至决策者有意为之,伪造了一份这样的情报作为战争借口。

美国利用假情报干了自己想干的“真事”可不是第一次,已经很多次了,其中一次同中国有关,那就是1999年中央情报局提供一份据说是过期的南斯拉夫地图,直接把美国的穿地导弹准确引到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

美国“误用”情报的情况几乎都发生在对外战争、对外贸易与外交领域,在国内却很少“出错”,究其原因不难发现,美国当局在对内决策上,由于监督机制成熟,事后追究、惩处措施严厉,所以不得不小心翼翼,更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造假。可对外就不同了。就拿伊拉克战争来说,死了那么多美军?美国人事实上并没有进一步要求追究当初为啥出了“虚假情报”,你换一下美军如果因为虚假情报而在美国本土袭击了一个平民目标且造成伤亡试一下,愤怒的民众保证会让白宫、国务院与中情局吃不了兜着走。

但其他国家就不一样了,历史上被情报误导的经典案例当然还是前苏联。从情报学研究的角度出发,有些人甚至会认为,苏联之所以垮台,就因为太多真真假假的情报,而最高当局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都被错误的或者片面的情报误导,逐步把国家带上了一条邪路,也就是死路。

冷战时期,能力几乎超过中情局的克格勃从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国搞回那么多“情报”——解密的资料显示,苏共总书记与政治局那帮决策者,有一段时间,几乎就靠看KGB发回的情报来做出各项决定,治理那么一个庞大的国家。

从当时冷战中剑拔弩张的氛围来说,这样好像也没什么不对。但,如果这些情报并不都是准确的,或者这些情报明显是情报人员以及特务机构遴选后才送上去的,领导人据这些情报做出的判断,会不会靠谱呢?

当然不靠谱!设想一下,过份夸大美国的武器威胁与意识形态之战,当然对军队与情报机构,以及对那些吃意识形态饭的宣传部有好处,可苏联的核子武器早就可以摧毁美国——不,整个地球几十次了,你还有必要像个疯子一样扩军备战,同资源、人口和世界的支持都远远超过你的美国搞军备竞赛?军备的结果是经济畸形,民不聊生,老百姓餐桌上几乎连充饥的面包都不够!

苏联解体后我们都看到,美国从来没有计划,也没胆量计划去颠覆、侵略苏联,而可怜的苏联领导人,被一捆又一捆从美国发回的、重金收买的情报弄得胆战心惊、夜不能寐。难怪有人开玩笑说,戈尔巴乔夫之前连续死在职位上的苏共领导人,部分原因是被美国吓死的。

苏联已经成了历史,对苏联的研究也很多,尤其在中国,但我还没看到对苏联情报部门与政治局、情报与政策关系的研究,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下点功夫的话,那会比研究什么苏联是被西方渗透、被资产阶级思想颠覆、被叛徒戈尔巴乔夫破坏要对中国有益得多。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基于“情报”,不过是基于邓小平等老一代领导人高瞻远瞩的目光所及,基于他们对这个世界和中国的认识而得出的“情报”。当时的中国完全可以选择同世界为敌的道路,在苏联解体后也有能力接下“老大哥”的指挥棒同美国等西方继续干下去。但那样做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不符合中国人的利益,也不符合执政者的利益,当然,可能会遂了一小撮利用“海外敌对势力”继续在国内作威作福的利益集团的心愿。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国力与军力同美苏相比微乎其微,核子武器与州际导弹虽然宣称有那么十几枚,但据我后来从海外了解的情况,当时的那些玩艺用起来很可能会熄火。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如果稍微糊涂一点,对国际形势与世界大势判断偏差,中国可能当时就走上了“穷兵黩武”的道路,而不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以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数据时代,情报工作的机遇与挑战】

我长期从事对各国情报工作的研究,也见证了三十多年来各国情报工作的演变。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信息越来越公开,一步步进入“大数据”的时代,通过“大数据”获取情报的方式开始流行,而那些传统上更重要的“秘密情报”——主要是通过人力(特务、间谍、情报员)获得的情报作用已大大下降。

现在动不动就靠“情报”来忽悠人,甚至靠“情报治国”的国家已经少之又少了,“大数据”时代,情报工作面临了严峻的挑战。一些人如果还老抱着旧思想旧观念与坚持陈旧过时的手段,迟早会被世人嘲笑,被历史遗弃的。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都发生过通过获取对方某一份“机密文件”就解读出“敌人即将渗透、颠覆与侵略我国”大情报,并影响了国策,最终弄得全国激动,对抗愈演愈烈。

现在显然不同了,不是一个“敌人在阴谋策划颠覆我们”的情报,就可以让成千上万人改变生活方式与价值理念的时代。我举个例子,中美建交之前,由于信息封闭(中美之间基本没有任何往来),某一位潜伏在中情局外围研究机构的退休情报员(金先生)弄回了几份美国国务院开会讨论与中国建交问题(里面主张同中国建交有好处)的文件,就成了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战略情报”,促成毛泽东、周恩来做出了同美国建交的决定。这些情报现在开来,稀松平常而已,可当时竟然让人丢掉了性命。

为什么说稀松平常呢?美国对白宫外交政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外交智库不会超过十个,有影响力的智囊(通过旋转门,大多曾经做过国务院的高官)不会超出20位,而他们的言论与作品几乎都是公开的,如果要进一步了解,随时找几个学者就可以同他们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如果拥有丰富的国际知识与一定的情报分析处理能力,从这些人那里获得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白宫的政策。过去多年来,白宫没有做出过让这些智库“惊呆了”的决定。尼克松之后,“秘密外交”也几乎没有成功过的。

“大数据”时代人力情报的作用下降,但通过高科技收集的“大数据”类的情报却越来越有价值,如何把这些“大数据”转换成对国家决策有裨益的“情报”,是对情报工作的挑战,也是一种机遇。但不管情报工作向哪个方向发展,人的诚实却始终是少不了的。没有了这一做人的最基本底线,任何好事都可能变成坏事。

(原标题:《高考作弊、伊拉克乱局与情报治国》)

作者:杨恒均,知名时事评论家,网络作家与学者,《世界华人周刊》总编辑。著有致命系列三部曲,包括《致命弱点》《致命武器》和《致命追杀》。关心社会,经常写短文揭批时弊,其文章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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