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刚:从情报研究到智库研究,信息社会下的情报学新趋势

近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智库建设。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特色智库作出批示,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在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智库”概念。2014年10月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随后智库变成了流行的政治和学术词汇。

李刚:从情报研究到智库研究

文/李刚(紫金传媒智库高级研究员,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近期图书情报档案界有一个热烈的讨论:部分情报学家主张情报学脱离图书馆学和档案学,和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网络情报学等组成新的情报学一级学科。为此,该篇文章从情报研究切入,谈谈情报研究、参考咨询与智库研究的关系。

1、中国特色的情报学的双层含义

在我国,情报学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我国的情报学概念,日本人听得懂,但美国人听不懂。究其原因,在汉字中,情报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信息,英文中对应的词是information;二是指我国本来就有的谍报、军事情报,英文中对应的词是intelligence。我国情报学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信息科学(Information Science);二是指情报工作(Intelligence Service)。追根溯源,我国情报学既有西学的东渐,也有故学的新知,有两个起源、两个传统和两个路径。

1.1InformationScience的理论基础

欧美文献学向信息科学的转向Information Science我国译成“信息科学”,其源于欧美。1930年代英国文献学家S.C布拉德福提出著名的布拉德福定理,1945年美国文献学家V.布什在题为《诚若所思》的文章中首次提出机械化检索文献缩微品的设想,他们奠定了欧美文献学向信息科学(Information Science)的转向。

1.1.1日语中的情报含义

我国的“情报”一词来自日语,本意是关于某种情况下的消息和报告,这种消息报告带有机密性质。这和information完全不同,information并没有“机密”含义。“情报”一词在日语中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由于中日对情报的理解高度一致,加上我国具有悠久的情报工作传统,所以我们很容易接受日语把information翻译成“情报”的做法。

1.1.2中国情报学具有双螺旋结构

我国情报学有欧美的信息科学传统,也有本土的情报工作传统,意味着我国情报学由Information Science和Intelligence Service两部分组成,称为双螺旋结构的学科体系。

(1)欧美“信息科学”传统。欧美学界对Intelligence Service与Information Science的区分非常清晰,对Information Science的理解比较单纯,没有Intelligence Service含义,这是其传统和路径。美国CIA(中央情报局),“I”是指Intelligence而不是Information。CIA和FBI有分工,FBI针对美国国内,CIA针对全世界,CIA做的就是情报工作。
(2)我国“情报工作”传统。我国情报学既包含Information Science,也包含Intelligence Service。如果仅指Information Science,那么主要讨论信息、数据、文献的处理方法、分析方法;一旦提到Intelligence Service,就涉及Intelligence Service的功能,即耳目、尖兵和参谋,而耳目、尖兵和参谋是情报工作的主要内容。

2、信息社会下的情报学新趋势

随着信息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美国早在1956年就进入信息社会,我国在1990年代末进入信息社会。即便在信息社会,我国情报学依然呈现双螺旋结构,并出现新趋势。

2.1Information Science传统被强化

改革开放以来,计算机、通讯、互联技术成为国图书馆发展的驱动力,在图书馆服务中越来越重要,计算机检索、计算机数据处理等硬知识强化了情报学的Information Science传统,情报学的力量越来越表现为信息、数据和文献的处理、存储和检索能力。数据库和运算能力提升使对文献和信息单元之间关系的引证研究蔚为大观,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网络计量学等计量学研究成为情报学研究最耀眼的部分。

2.2Intelligence Service传统被削弱

但是,我国情报学的Intelligence Service传统有所削弱,耳目、尖兵和参谋的功能发挥不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情报学家警告说:情报学研究正在脱离情报学范畴。一方面,情报学做了太多计算机应用研究,似乎变成了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应用部门。另一方面,情报学过于扩展研究领域,如面向物联网、电子商务、电子政务、智慧城市等领域,忘却了Intelligence Service传统,甚至不顾Information Science的核心范畴。研究领域的过度泛化使情报学成为一个几乎可以研究任何社会科学甚至技术领域的“学科殖民者”,丧失了学科范畴。

情报学研究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围绕信息采集、整理、存储、检索、获取、服务的理论、技术和方法的学科,是研究文献和信息利用行为与规律的学科。情报学不能脱离Information Science,如果脱离“信息”这个核心范畴去研究物联网、电子商务、电子政务、智慧城市等领域,就不是信息科学研究、情报学研究。二是Intelligence Service研究,是为了满足具体用户的需求,关于某一具体领域的基于数据、信息、文献的内容研究,发挥耳目、尖兵和参谋作用。如果情报研究包含Information Science和Intelligence Service两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智库研究。

3、情报研究与智库研究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3.1智库概念

智库(Think Tank)是指专业从事战略和公共政策等研究和咨询的非营利性机构,包含3个要素。更多智库解读:www.yangfenzi.com/tag/think

(1)战略研究和公共政策研究。战略研究既包含军事战略、安全战略等研究,也包括国际关系战略、外交战略、外交政策研究。公共政策研究是指事关整个国家、整个民众福祉的研究。比如,计划生育政策中的“放开二胎”研究就是一个公共政策研究。

(2)非营利性机构。智库不是咨询公司,咨询公司是营利的,追求利润最大化。智库研究出于公共利益,必须保持非营利性。智库研究属于营利性会有什么后果?一个后果就是智库会为某些利益集团代言。为了保证智库研究的客观性、中立性,全世界的智库都被要求是非营利的。在我国,《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具有法人资格的智库只需交项目经费3%的税。正因为如此,如果不具有非营利要求,所有咨询公司都会变成智库。

(3)研究与咨询的双重职能。智库除了做研究,还要花很多资源从事咨询工作。

近年来西方智库呈现出新趋势,归纳起来,主要有4个方面。

①政治化。著名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Foundation)明确表示认同美国保守主义价值观,基本上为保守党服务。
②咨询公司化。兰德公司等走上智库+咨询公司道路,2016年兰德公司雇员有1776人,营业额超过3亿美元。
③媒体化。智库逐步媒体化,旨在影响公众舆论。美国智库普遍设立传播总监职位,有的智库甚至将15%预算用于传播。
④国际化。著名智库在世界各地设立分支机构。比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北京、新德里、多哈等地设立了分部。

3.2情报研究与智库研究的相似性

情报研究和智库研究的相似性主要包括:(1)都意图充当耳目、尖兵、参谋角色。(2)都意图影响特定的受众。比如,情报研究为决策者服务,智库研究也为决策者服务。(3)都不是纯粹的定性研究,都强调循证分析。

3.3情报研究与智库研究的差异性

3.3.1研究内容不同
情报研究的核心是数据采集、分析和量化处理。智库研究的核心是基于数据和事实的政策分析和咨询。

3.3.2智库研究结论因学科不同出现差异
智库研究是跨学科的问题导向的综合研究,智库研究专家往往来自不同学科,而不同学科的分析视角、方法和结论差异很大。比如,就人口政策而言,经济学家看到的是人口红利,社会学家看到的是留守儿童、留守妇女,政治学家看到的是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各学科的专家提出不同的政策分析建议,交给决策者拍板。这种围绕一个问题的多元化意见对决策非常有利,能起到兼听则明的效果。

3.3.3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不同
智库系统、情报系统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不一样。政策本身是一个过程,政策过程论是智库的基础理论。一般认为政策过程包含5个方面:政策议程的设置、政策辩论、政策决策、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不同阶段环环相扣,是一个不断评价、修正的动态过程。从情报系统看,这是一个获取反馈信息、调整方案的再决策过程。

对政府决策而言,“谋”和“断”是分开的,因此,既需要情报系统,也需要智库系统,分别服务于“谋”和“断”。情报系统一般包含信息中心、统计部门、情报所,我认为也应包含图书馆,主要任务是为决策提供数据和信息支撑。为什么情报系统在决策体系中非常重要?因为情报系统对数据和材料进行高度整序和系统整理,能大大减轻决策部门对数据、资料的“认知负担”。比如,高级领导进行决策,他不可能从最基本的数据搜集开始,其实秘书系统、情报系统会提前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3.3.4政策评估和情报监督有差异
情报监督是指在整个决策过程中进行情报搜集、评估和反馈。智库开展的政策评估更多是利用既有的评估体系或模型进行评价,技术更为复杂。

3.3.5智库强调平台和品牌影响力
智库强调知识产权、传播力,打造品牌影响力。一提到智库,业界学界就会想到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它们之所以能够家喻户晓,是因为它们历史悠久,且不断地在世界上宣传自己。但是,很少有情报机构到全球去宣传自己,实际上情报机构非常低调。

3.3.6智库强调研究者的政治资源
情报研究更强调技术,以及对数据的处理和分析能力,情报研究者并不强调自己的政治资历。但是,智库非常强调政治背景。美国智库界的核心机制是“旋转门”机制,很多智库研究员原本在政府担任高官,他们对政府运作非常清楚,由于实行两党制,一批政务官会在选举失败后随总统下台,部分人会到著名智库做研究,准备东山再起。

3.3.7智库强调知行合一
在国际关系中,领导人出访和参加大型国际活动,智库参与前期的外交吹风、活动热身、舆论宣传是标准配置。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德国时,强调在中德两国成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加大政府、政党、议会、智库交往,把智库建设提上国家外交层面,“智库外交”成为我国国际交流合作的“第二轨道”。智库在国际交往中承担的“打前战”任务就是发挥尖兵作用,体现了知行合一。智库活动不仅包括研究和咨询,部分智库专家有极强的运作能力,“活动”本身就是智库研究的一部分。

综上,智库研究不是情报研究的翻版和延伸,情报研究是智库研究的一个类型、一个环节或者是智库研究的一种方法,情报研究可以从智库研究中借鉴思路,在政策过程中发挥特殊作用。情报研究和智库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也不能过分强调这种区别。按照我国情报学的双螺旋结构,情报机构一旦具备Information Science和Intelligence Service,它就是智库。任何好的智库或智库研究都离不开情报研究,因为情报研究是信息系统的核心,而信息系统和智库系统构成决策咨询的两大支撑。

4、图书馆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的作用

图书馆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大潮中可以起到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其他机构无法取代的。但是,我不同意有些专家所说的图书馆应向智库转型,那样做有些冒进。智库建设涉及方方面面,个别基础好的大型公共图书馆和重点大学图书馆有可能建成智库。尽管绝大多数图书馆不可能变成智库,但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为智库建设出谋划策、添砖加瓦。根据我们的调查,我国60%以上的智库在高校;高校智库中,少部分是综合性智库,大部分是专业智库,是利用学科基础,将研究基地、研究中心转型为智库,高校是专业智库建设的重中之重。这为高校图书馆的智库服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值得一提的是,智库与机构库有着本质的区别,智库是一个实体,有组织架构、智库专家、运营团队和数据库;而如果纯粹从技术上理解,机构库是一个数据库形式,机构库只是智库自建的数据库平台。

4.1参考咨询要有智库意识

我国大型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纷纷开展参考咨询服务。大学图书馆的参考咨询服务与情报服务、智库服务不同,参考咨询主要面向师生、学校常规教学和研究;情报服务的指向性明显,更多是技术方面;智库主要面向学校党委、校长办公室和职能部门,就事关学校的重大决策提供服务。高校图书馆应充分发挥参考咨询价值和情报研究职能,为学校“双一流”建设、学科建设服务。图书馆的参考咨询只要能做到高水平就是情报研究,就可以成为智库研究。归根到底,参考咨询要有智库意识。

1980年代南京大学图书馆设有情报室,情报室有一位专家袁培国,从解放军总参三部退役。南京大学位居中国大学前十,与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SCI来源期刊论文多年位居全国第一有一定的关系。当时南京大学在进行SCI战略决策前,委托袁先生进行研究。袁先生通过研究,最后撰写了一个报告,主要内容是:世界上研究机构评价大学科研水平的重要指标是SCI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时任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院士拍板科研考核指标采用SCI,由于南京大学起步早,SCI连续8年排名全国第一。袁先生所作的就是典型的大学图书馆智库研究案例。

图书馆学思维影响智库研究的另外一个案例是“中国智库索引”(CTTI)的开发和推广。CTTI由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评价中心联合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研发,2016年开发第一个系统,实现在线运行,2017年正在开发第二个系统,做成集搜索引擎、智库数据管理系统、评价系统三位一体的系统。CTTI免费开放给全国60余家高校和研究机构。CTTI一个副产品是“CTTI来源智库目录”,已产生很大影响,成为某种意义上我国智库的认证体系。

4.2主动服务重点智库

大型公共图书馆和重点大学图书馆要主动服务国家和省部级重点智库,为它们提供其他机构没有办法提供的独特服务。比如,和智库共同开发数据库或调研平台。

4.3成为智库会议中心

国际著名智库本身就是会议中心,尤其是高校智库。我国很多智库缺乏会议空间,图书馆可以利用空间资源成为各类智库的会议中心,让大量智库会议在图书馆举办。

注:本文节选自《从情报研究到智库研究》,图书馆论坛Library Tribune,2017年09期,50-54页,系李刚教授受北京爱迪科森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之邀,为图书馆发展与变革微信群所做报告,由山东临沂大学图书馆孙彦玲老师整理,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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