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拍死的中国人】
看待一百多年来的中国人，代际更替是一个重要的角度。我们都说现当代中国人跟传统中国人是不同的，生活、观念、习俗、社会机制是两个世界；但我们也看到，在现代社会生活的中国人也有差异，近几年读书界和社会上流行的一个看法是，民国风范要高于当代中国人，在人格气象、心智开放等方面，我们当代人比不上民国人。其实在80年代就有人感叹，当时的中国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一代人的孙子、孙女，但孙子孙女们的人格、头脑、心智比不上他们的爷爷奶奶们，孙子孙女比他们的爷爷奶奶们还要封闭……
对当下的我们来说，看待这一代际问题仍是有意义的，我们既可以观察几代中国人之间的共同点，也可以看到他们的不同点。如果不面对这一问题，我们的历史就仍在重复。
举一个例子，虽然“民国人”在人格和学问上被今人说得高不可攀，但在历史进程中，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人，一直是以代际否定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的。变法的康梁否定了洋务的曾左李；革命的孙黄否定了变法的康梁；五四运动否定了辛亥和北洋；一二·九运动否定了五四……李泽厚这样的学者用了一个词，叫“压倒”，民国史上，救亡压倒了启蒙。80年代流行一个词，叫“拍死”，Pass，意思是上一代人被下一代人拍死了。
这种压倒、拍死或否定在当代史上更加快了速度，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一代否定了1949年前的中国人；然后是上山下乡的一代人否定了50年代人；然后是80年代的新一辈拍死了毛时代的人；然后是“新人类”、“新新人类”拍死了前人。这种压倒、推倒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今天，用年代和代际来表述就是，60后否定了50后，70后否定了60后，80后否定了70后，现在登台的是90后、00后了。其中最为喜剧的是，有几代人至少还参与过历史，如50后们上山下乡，躬逢四五之盛；60后们上大学，躬逢社会之变，但70后、80后还不知道历史的滋味，就被后来者拍死在历史的沙滩上了。
这个社会和历史的奇观，其根本原因就有学者们说的近代中国的“激进化”，激进化是以新面貌出现，“维新”是现代中国人的一大关键。几代中国人热烈地拥抱新生事物，也连同欢呼新人、新中国。其中还有一大原因就是“自卑”，一旦自己完不成人生和历史使命，就指望新人们。国家指望政权，父母指望孩子，导师指望学生。我们容忍政权对国家的专制，容忍孩子对父母的无法无天，容忍学生对师道尊严的践踏，因为我们自己也践踏了这一切。
这样的代际变异本身就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因为不正视这个问题，我们现代中国和中国人就安顿不下来，难以自处共处，难以安身立命。中国和中国人就没有真正的积累，所谓的积累要么自行崩溃，要么是为他人视若垃圾。社会思潮和社会风气就会出现反动，反动其实是否定式跟风的变种。学者们也会犯这样的错误，有的学者做研究就轻率地说，现代历史人物中，某某某不如蒋介石，蒋介石不如孙中山，孙中山不如袁世凯，袁世凯不如慈禧，即革命不如改革，改革不如改良，改良不如保守……
这是从大的方面说。小而言之，那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也难以安顿，下一代人总以为上一代人不会生活，要跟上代人切割开来去创造。比如80年代，我们这一代人读书走上社会的时候，以为父母们太苦，不会生活；这几年，看周围的年轻人，则说我们这些50后、60后的大叔们不会生活。当然，反动的情况也出现了，有作家跑到内地或黄土高原上，看了农民们的红白喜事，在村子里做了几次客，就羡慕得不得了，认为自己不如这些农民更懂得生活，更知道礼节礼仪。知识人、小资和文青们觉得自己浅薄，觉得传统中国文化和保守传统的人活得有意思。
【二、中国文化的生克之道】
就是说，百年来的中国人，代际之间是隔膜的，几代人之间没有“同情地理解”。从知识人的角度看这种代际的更替和隔膜，其实也是一样。我记得90年代，钱穆先生的书出版之后，我到舒芜先生家聊天，舒芜先生说起来只摇头，他说，在他那一代受五四和革命党影响的读书人中，无论如何对钱穆的印象都好不起来，钱穆是传统文化中的“村学究”、“冬烘先生”。但今天，在不少人心中，钱穆已经进入学术大师之列了。另一位受鲁迅影响很深的作家，谈起胡适来，也是摇头，说胡适在权力面前是低头的，他的“诤臣”心态严重，不是一个彻底独立自由的人。
当代知识的代际转移，彼此隔膜的情况也非常严重。记得一个80年代的大学生感叹，他在学校学社会学专业，把帕森斯等功能学派的学问学得差不多了，毕业之后到社会上来，流行的社会学家是福柯这些人了，功能学派已经过时了；他只好看着学弟学妹们高谈阔论，完全不理解。而最近二三十年来，我们知识界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引进国外的学术大师，供大家学习、在文章中贯彻落实。
这些社会的和知识界的现象，固然有其合理性，但还是有一个文化是否成熟的问题。中国文化有过它的核心概念，比如阴阳、五行、生克等等；中国文化有过它的至善品德，比如它说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它说过，“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遗憾的是，这些观念现代以来被打倒了。以生克来说，万物的循环有相生性、继承性，新生事物是从旧的事物中生长出来的，上一代生出了下一代，后代人受到过前代人的支配；但我们在上面列举的现代中国历史，很少承认这种生长性、继承性，很少承认这种代际之间的影响。我们的代际之间是讲克制，讲叛逆，讲战而胜之。
从生克的角度来说，无视代际问题，听任代际、人际之间的隔膜，就是只看到了克制，没看到继承相生，这样只会带来无休止的斗争、敌意、仇恨。这就是西方存在主义者们看到的现代危机，“他人即地狱”。只有重视代际问题，面对代际之际的异同，才算是触及到了万物的相生性，才算是对个人的积累、社会和谐的真正贡献。
刚去世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陈子明生前曾说，他们在80年代的教训之一就是想越过上一代人，即无视前面的人就想在历史舞台上表达。陈子明后来总结二十世纪的经验教训，他把为革命党人一度否定的梁启超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认为梁启超是中国现代性的开创者之一，梁启超是现代自由主义传统的第一代人。然后是胡适、陈独秀、蔡元培、鲁迅们为代表的第二代。然后是李慎之、顾准等人为代表的“一二·九”一代，算是第三代人。中间消失了一两代人。到他那一代，包括秦晖等在内接续了自由主义精神的四五一代。然后是六零一代。
我们从陈子明先生的这一划分中可以看到，他对代际问题是很自觉的。从激进主义思潮占上风的现代历史中梳理出珍贵的历史遗产，即使陈独秀们否定过梁启超，一二·九一代否定过胡适，四五一代看不上一二·九一代，他仍辨认出这几代人开创了、奠基了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工作。
当然，我们也看到，陈子明先生对中国的代际问题只涉及了其中的一个领域，他没有分析更多的领域。除了自由主义这一政治的和知识的立场，现代中国还有传统的立场，还有左翼的立场、西化的立场、民粹的立场等等。
梁启超那一代还有不少人，如章太炎、严复、王国维；胡适后面至少还有一代人，如梁漱溟、冯友兰、钱穆、陈寅恪；一二·九一代还有不少人，如费孝通、殷海光；四五一代还有不少人，如蒋庆、甘阳、刘小枫等等。我们如果不正视代际的丰富性，我们就很容易把目光只聚焦在几个明星式人物或思潮上，我们就很容易以为历史的方向是简单的、直线的、有主旋律的。
【三、代际的现代民族文化贡献】
历史学家经常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黄仁宇先生就说过，蒋介石的历史使命是整合了中国的上层，毛泽东的历史使命是整合中国的下层。这种使命由人自己去领受、担当，往往会出现历史的误会，甚至会出现压制、拍死的情形。
我们这一代人就听惯了这种“历史决定论”或“历史使命”的言论，比如说，这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等等。我后来就反感这种说法，我提出的修正是，历史从事后看是决定性的，在当时是选择性的。
我们今天看百年来的几代中国人，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担当和使命。比如曾左胡李等洋务派中国人，他们算是当时的改革派，他们着眼于器物的改革，在军工业、机械制造、纺织业等工业化方面迈出了一步，用现在的话，他们变革一个社会的硬件。
洋务派之后，是严复、王照、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那一代人，他们从传统文化的天下观里走出来，他们从中国文化大梦里醒来，他们有民族危机意识，希望中国人能够意识到这是一个竞争的时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代人可以说是在为现代中国开局。他们从制度方面着手，从政治、新闻、文化教育等领域实现创新。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参与运动的人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他们接续上一代人的努力，重在文化启蒙，希望用西学来改造古老的中国。这一代人以胡适鲁迅为代表，在文化上是非常激进的。在传统中国，人们的文化认同是儒家，即使道家释家供人们安身，但儒家仍是每个人的血脉。五四诸子们首先把自家的这一文化传统拉下神坛圣坛，“打倒孔家店”，把孔子请回诸子之列。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充分地世界化，他们不惧中国的全盘西化。
（五四爱国运动油画）
五四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是深刻的。这一运动迅速地使中国的新闻、出版、大学制度跟国际同步，使中国知识的生产创造与国际接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即到了三十年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都有了参赞世界知识的中国贡献。冯友兰、陈寅恪、费孝通、冯至、张荫麟等等的著作今天都是我们可超不可越的经典。我们经常说，学贯中西，这一词语用于三十年代的中国人是最为恰当的。
三十年代一度被称为中国的黄金十年。不仅在文化领域出现了收获，在政治领域的国家建设也有了成绩，经济领域更是有了长足的进展。民生日用领域，三十年代的中国也是极其开放的。有人回忆，三十年代江南的一些大户人家，父子之间能够用汉语、英语两种语言交流。
用梁启超先生的话说，三十年代的中国是“世界之中国”的牛刀小试；但当时中国分享了国际化的果实，也承担了其后果。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一方面使左右政治立场更加泾渭分明，一方面使军国主义抬头。阴谋论者以为，中国的繁荣使强邻不安，以战争来阻止中国国力国运的上升。日本侵华从形到势，也是在三十年代完成的。这使得中国历史的启蒙、开放进程让位于救亡进程。一二·九运动的出现是一个标志。他们的口号是，“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今天看一二·九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我们可以说，他们承担救亡的任务完全是一种误会，既是对中国历史的隔膜，也是对世界史的误读。比如当时的林同济们就认为新的“战国时代”来临了。而李泽厚先生以“救亡压倒启蒙”来解释这一段历史，也遮蔽了更为重大的文化命题。在这一解释学看来，启蒙和救亡，就像后来的主权人权一样，是矛盾的，不可兼容的。比传统文化的道高于势来，这一解释是矮化了文化的功能和意义。用今天的话说，启蒙者嫌“书斋里的革命”还不过瘾，于是走出书斋，“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
一二·九一代把在救亡这一误读中领受的人生当作真理，这一真理后来通向了地狱之路。像顾准、李慎之、朱厚泽们，年轻时怀揣理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到晚年开始反思。这一代人在晚年多回归到经验主义、自由主义。他们很多人评价自己的一生是“两头真”。
【四、49年以来的代际困境】
一二·九一代之后，现代中国历史是国家全能主义的展开过程。个人、代际、性别，甚至地缘、血缘等等，都消失在国家机器中去了。因此直到四五运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几代中国人消失掉了。如果说他们有代际的特征，可以说他们历史上空前的失去自我的一代，用雷锋的话，他们都是螺丝钉，我们看到他们在国家面前、在现实面前、在领袖面前都是无足轻重的。用郭沫若的话说，他的书都应该烧掉。这消失的几代人是历史上罕见的佚名的几代人。即使从家族史的角度，后人慎终追远时，这几代人也是无足轻重的。
四五运动使得中国历史上进程中的个体重新有了名字。四五一代人其实都是生长在新中国，即今天说的50后，但他们是以青春的本能、人道主义来解构全能主义。对比民国几代人，他们的起点是很低的，他们没有站在中西文化的肩上。他们曾经如饥似渴地读书，但读书不是他们那代人的使命，他们从门缝里透来的光中读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他们对中西文化缺乏总体把握。直到今天，他们这一代人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等问题上仍未提交正当有效的答案。在表达上，他们也是摇摆的。80年代的他们是西化的，现在的他们多是暧昧的，甚至是“中国化”的。从代际特征上来看，这一代人很少有主动性，他们响应过上山下乡，响应过改革开放，在时代发展分红时，他们也响应先富起来的中国梦想。
然后是60后一代。这一代人也快要消失掉了。跟50后一代人相比，这一代人在规范学术方面似乎还没有出彩的贡献。但跟50后一代相比，60后一代的历史地位更难堪。他们一方面面对知识的边缘化、社会生活的市场化，一方面面对中国经济度过短缺经济、有史以来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小康中产阶层。他们的言行进退不免失据。在什么是中国，什么是孔子，什么是四书五经，什么是现代性、什么是全球化等问题上，他们也未提交自己一代人的答案。他们没有为中国社会、小康中产阶层、人类技术文明等领域提供正当有效的服务。
然后是70后一代，跟前面兄长两代人相比，这一代人没有浮出历史。他们还未来得及把国家层面的宪政、社会层面的公民运动、个人层面的信仰皈依等想法表达清楚，就被80后一代拍死了。
（电影《老男孩》剧照，该片全面展现了80后一代重拾梦想的心路纠葛和奋斗历程。）
80后一代的“小时代”还未演完。90后、00后已经登场。贺者在门，吊者在闾。上代人得意的，下一代人避之唯恐不及；上代人垄断的，下一代人仇恨。我们对今天年轻的一代还缺乏足够的观察。但跟前面几代人比，90后们堪称富家子，即他们出生在一个物质和文化都空前浮华的时代。其次，除了散碎的一些作品，50后、60后几代人对他们的影响微不足道，上几代人珍视的成就无能也无缘挑战或教化他们。他们的学术、社会、个人的表达和关怀是什么，我们还未见出轮廓。
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几代人同堂、言不及义。虽然处在全球化的时代，但这几代人很少有学贯中西的用心、担当和兴趣，很少有对东西方文明的“同情之理解”和“理解之同情”。在政治经济的维稳式演进、全球化和技术的提速换代发展面前，这几代人失去了时代社会层面的理想和主义，失去了家国天下的情怀和言行。有人说，没有什么主义，有的是拜金主义，有的是时髦主义。用科斯等外人的观察，我们这几代人没能建设出一个“思想市场”。
冯友兰等人曾经以为历史的发展和讲述有几种类型，即照着讲、接着讲、反着讲。我们回顾百年中国的代际问题，可以说，反着讲的居多，照着讲的居多，接着讲的很少。
但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远未结束。历史走到这里，在酝酿、积蓄力量，在寻找一个说法儿。无论几代中国人如何贪玩、享受，这几代中国人仍在等待历史的机缘，以表达自己，以职尽“旧邦新命”的责任。费孝通在50年代写过春天，郭沫若在70年代呼唤过春天，刘军宁在新千年开始时呼唤过中国文艺复兴……我们可以说，今天的几代人都在参与中国的新生。
我在《东方圣典》的前言中说，现代文明的大视野已经成为某种伦理共识。但回顾百年中国人的代际问题，回顾当下社会的几代人的生存状态，我们很多人还是活在“小时代”、“小日子”里。我们还缺乏足够的大视野，而观察社会的代际更替可算是一种有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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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世存，青年思想家，自由撰稿人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国家官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现为自由撰稿人，居北京。已出版作品：《非常道》、《中国男》、《老子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