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一头独自上厕所的猪

【一】

我在好几家公司当过职员,有一家公司把我安排在总经理办公室,做点文案,填填表格,有时跑一趟工商局,有时一整天都无大事,我就在网络论坛里跟人讨论文学与读书,上午连着下午,写帖回帖,不亦乐乎。我的直接上司——办公室主任,是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有一次他从我身边路过,扔下一句话:“你一个人整天一声不吭地在干什么事情?”

他只是一说而过,却让我心有愧意。我很得主任赏识,他跟我说过许多他过去的事,参军时他当过文艺兵,能歌善舞,会吹笛子,也能写文章。公司开年会K歌,他总是抢着唱他那个年代的歌曲,当着在场年轻人的面毫无怯色。他不理解我能对着论坛蓝灰色的界面废寝忘食地坐一天:一个人怎能如此不合群,只要同事不来找我,我可以整日不和他们说话。

他也用电脑,但这面神奇的大屏幕,对他的意义和对我的意义完全不同。他每天需要接触活人,而我不需要,不但不需要,我还可以跟看不见的其他人解释刚才发生的事:“主任刚露了下头,没事,自动忽略他……”

【二】

有台电脑真是太美妙的事情,你不必跟人群待在一起了。有了移动电话,你置身茫茫人海自顾自地说笑,如同面对一片真空。一贯冷视高新科技的鲍德里亚在《冷记忆》里写过一段话:

“新的城市侧影:街角上有个人一直不走,手里拿着他的蜂窝电话,或者像无精打采的野兽围着自身打转,同时无目的地说个不停。这是对所有路过行人的侮辱。只有疯子和酒鬼能够如此践踏公共空间,无的放矢地说话,但是他们至少与自己内心的妄想连接着。而这个蜂窝人向所有人强加着他们并不需要的网络的虚拟在场,网络成了头号公敌。”

鲍德里亚有过激之处,但他的敏感不无道理。鲍德里亚想说,技术让我们自认为自由、独立,拥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但实际上,我们并不是不需要身边的他人,是他们给你的安全感,让你能够旁若无人地接电话、打电话。

鲍德里亚逝于2007年,享寿七十有八,他要是再年轻点,看到“低头族”时,大概会恨得直咬手绢。所有人无视所有人,所有人都在向其他人强加“网络的虚拟在场”,而且每个人都陶醉其中,感觉非常自在。到了这个阶段,我只需要有一台设备,一个聊天工具账号,能上信息交换平台,就能永远保存所谓的“独立人格”了——假如独立仅指在人群中能安之若素地做自己的事的话。我永远可以无视当下所处的人群,我的心与形彼此不一;前一分钟我还微笑着与同事打招呼,后一分钟就在窗口里码一句:我日,跟财务小胖子擦肩而过,他今天有口臭。

【三】

标榜思想独立、不受他人影响的人,多少都要用文字表达一番。有了电脑后,写作大大降低了一个人忍受人群的难度。写作者有很多地方可以发表,短则几句话,长则几行字,最有空的人码一篇文章,多数情况下,总能找到人跟他们唱和,相应的,写作者(身体的或精神的)独处时间很长。在一个公共空间里,写作者可以完全不顾他人在干什么,不仅如此,任何时候他都可以嘲笑人群,并让另一些人听到自己的嘲笑。

拜技术进步所赐,我们独自一人时,只要待在安全的地方,也能保持足量的自信。这自信拿来做什么用?三十年前,想要发动一桩公共讨论,你必须依靠一些组织的推动,以一份或一批权威媒体为载体,至少花上十天半个月来收集声音,主题也多是“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之类,带点舞台腔。但现在,“广场舞大妈”一夜之间就成了热门话题。广场舞并非始于今日,有录音机的时代就有跳广场舞的,但是,它之所以现在知名,并或多或少被视为某种“公害”,以及大众喜欢依从于集体的经典案例,是因为不跳广场舞的人用冷眼旁观的姿态,利用互联网通讯工具传播了自己的描述和评论,进而邀集了更多的同主题话语,让“广场舞”三个字持续发酵——这些工作恐怕都是年轻人完成的。

4月初我去北京访问年近八旬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民族主义研究经典《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安德森凸着肚子,趿着凉鞋,满头满脸都是老年人的疲倦。他有几句话让我记忆深刻,他说,从没有一个时代,老人像现在这样缺少地位:“我们所处的时代成了历史上一个罕见的时期,年轻人知道自己比年长的人懂得多得多。过去,只有19世纪民族主义者起来的时候才有过类似的情况,那些民族主义者都很年轻,他们,当然了,也没有电视可看,也不是真的知道很多事情,可是他们就是认为自己在开创一个新的局面,而常规情况下,多少个世纪以来,父辈总是骑在儿女的头上的。现在你可以用电脑,互联网……”他摊开两手,没再说下去:你懂的。

【四】

5月20日,有几个朋友在我能看到的地方讽刺那些扎堆领婚证、扎堆表白、扎堆谈婚论嫁的人。要在过去我便附议了,这次没吱声,因为我想到了自己的优越感。

能写几行字的人,喜欢给别人,不同于自己的人划群分类,然后想象他们彼此之间互相需要,所以都是没有独立性的庸人,要靠与他人同做一件事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当你站在外边看里边,很容易觉得那是一群乌合之众——和古斯塔夫·勒庞那本书《Crowd》的中文通译名一样。

我跟很多认识的人提过,勒庞是个没多大价值的学者。他的某些个人经历使他恐惧群体,所以他觉得人群极易转化成暴民,高智商被拉低,低智商变畜牲。由于中国人对集体暴力的记忆太深,勒庞和那个贬义色彩的书名特别对我们的胃口,但是,所有群体心理学的研究著作,都无一例外地堆积了大量零散的、关于人群的负面描写,研究者都会落入类似的窠臼——因为现场采样太困难,几乎不可能。理论家只好:1、求助于对自己论点有用的个案和心理实验;2、求助于群体事件当事人的口述,而那些口述无论是豪迈的、兴奋的还是愤怒的、伤心的,都能给群体的非理性和易操纵性提供证据。

优越感的一种表现就是过于重视自己的经验——王小波也难免,甚至还更严重。很多人回顾过去的时候,喜欢夸大自己的心智早熟,在学校或其他集体单位里冷对权威和那些服从统一安排的同龄人,好像他们从一开始就主动游离于大众之外。而实际上,我想说,没有几个孩子会从一开始就拒绝融入同龄人的,恰恰是因为某些原因被长期孤立在外,或自认为被孤立在外,他们日后生成了对于群体的种种消极看法。特立独行,是他们给自己加上的一顶桂冠。

至今我还记得,当别人第一次用“特立独行”来评价我时,我心里多么满足,它很符合我对自己的期许,它将我的不合群给合法化了。但后来,有本卖得不错的随笔书却引起了我的反感:《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这就是知识分子和码字手的傲慢——你凭什么预设自己是醒着的人?你确定你不是装醒?

【五】

码字取得的优越感,是我那位前主任所无法理解的。在他的年轻时,文字仅仅是工具,文从字顺的一篇公司简报,在他看来是相当可观的业绩。我一直感谢他对我的肯定和包容,我特别记得,他有一次很随意地说起,他有一群歌友,我有空可以去看他们排练。

我一次都没去过,可我记得他那种自然流露的友好:一个伸出手的姿态。在加缪的短篇小说《生长的石头》的结尾,法国工程师达拉斯特在一个南美的土著村子,参加土著人的基督降灵节,他与他们语言不通,相貌截然不同,这一个来自文明世界,那一群多少年闭塞一隅,但是达拉斯特将厨子背不动的基督骨骸顶在头上,完成了那场宗教仪式。小说结尾,土著人朝他指了一下地上:“现在你可以坐在我们中间了。”

加缪的文章里总是阳光普照。在北非,那些缺少文化、行动鲁莽、没事爱看个摔跤赛的阿拉伯人,同荒凉的沙漠和石头一样,对白人人群而言是凶险的异己,但加缪描写他们身上质朴的粗野,他们对贫困生活的投入,这种热情并不被他所向往的那个理想社会排斥在外。小说家会美化一些东西(正如每个研究群众的学者都会数落群众的诸多不是),我不可能奢望在现实中找到小说里的共在感;但有一点我是相信的:一个群体里,只要有一个人不带任何动机地邀请你去坐坐,你便会对他们产生不同以往的认识。

事情有时很绝对,比如我永远不可能相信一个传销团体,有时则会比较相对,无非是沟通和打开心扉的问题。事情也经常出自偶然:我信任我的主任,我也会信任他所加入的歌唱队,相信那是一个不错的群体。假如你喜欢一位亲属或邻居,年过七旬还像五十岁的人一样乐观豁达,你可能不会排斥她参加的广场舞队,你甚至会觉得,跟她相处融洽的大妈们也都很有灼灼童心。

【六】

处在绝对安全的状态下的人,最容易对其他人群展示傲慢,他还常常觉得,与众人同来同往这种初级的合群行为,是安全感缺失、智商不足的表现。但如前所说,经验决定了一个人的认识:假如他在开普敦、雅加达、洛杉矶或别的什么地方开过商店,体会过来自优势人群的敌意,或者在堪培拉这种下午五点以后便形如空城的地方生活过,他或许会改变对群体的看法。

苏联垮台之后,很多千里之外的人说“这么个破玩意儿是怎么坚持到现在的?”纷纷发表或附议“历史终结论”,好像忍饥挨饿的苏联人早该发动起义了,但他们忘了事发时的惊愕:“这么大个帝国怎么说没就没了?”大屠杀幸存者普里莫·莱维在他的最后一本书里记了一件事:他去学校里做报告,讲集中营里的苦难,一个学生站起来,困惑甚而有点愤怒地问:“你们为什么不越狱?”他还到黑板上来,根据监狱草图画出了逃生的路线。

这些都是傲慢,每个傲慢的人都骄矜于自己的独立思想,觉得自己超脱于大多数人之外。听古典乐的瞧不起听流行乐的,看美剧的瞧不起看韩剧的,读外国书的瞧不起读中国书的,安居书房的写作者,极端时瞧不起一切人。瞧不起别人的人,往往认为自己思想独立,品位不凡,而被他瞧不起的人则普遍喜欢抱团取暖,互相打气——即使他自己也有一个团体。

我生来不合群,我知道最爽的活法是:目空一切,极度安全,极度潇洒。我有过在群体里的不愉快体验,但我其实并不清楚,这种体验与我的不合群天性孰因孰果。“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似乎是个不错的境界,而且带有自嘲,也不算狂妄,但你光自封不行,怎么去做到呢?人人都能写作,都能视他人为庸众,这一点都不稀奇了;你最好身体力行,从形而下的层面做起,比如,率先做一只独自上厕所的猪吧。

我喜欢彼得·海斯勒写中国的书,他在《江城》里提到,中国人需要依赖群体来确认自身的存在感,喜欢重复俗见,缺少自己的主张,这些都让他困惑。但我没觉得这个来自第一世界的一流写作者,身上有多少优越感,相反,他十分重视少数有独立思想的学生,在与他们通信和对话时,海斯勒有时近乎求教。他想了解这些人,他也太明白,人的依赖性强,缺少主见,常常是因为受制于自己的处境和经验。

作者:云也退,独立记者,书评人,译者,译有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E.萨义德《开端》,目前有望出版第一本个人作品,距离成为旅行作家只差一张返程机票。由于屡屡提前庆祝还未到来的自由,被视为一个尚可一救的文人和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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