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启发式思维有着这样那样的毛病，人类仍然一直使用，吉仁泽在《适应性思维》中认为，主要还是因为它们大部分情况下管用。他说，直觉思维导致的偏差其实没那么可怕。它本身够快速，也够节省，运用起来容易，发现错误也能迅速弥补。
再说了，思维方式的缺陷并不意味着结果就一定出错，或者后果严重。譬如你对初次见面的人可能会有带偏向的印象。但彼此交往多了，你自然会对这种偏见进行修正。更何况。即便你坚持这种偏向，你也未必会对别人采取带偏向的行为。
因为，你的处境（例如社会规范），以及你头脑中其它的心理机制（例如情绪）都会限制或抵消这一错误。
其实，在演化的过程中，有限理性的大脑逐渐发展出了更高的能力，懂得利用环境的信息来获取更丰富、更具适应性的结果。这种利用环境的能力可以叫做“环境理性”，或者吉仁泽所谓的“生态理性”。
那么，环境理性怎么起作用呢？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赫伯特·西蒙对“环境”的解释。他在《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里强调过，不能把环境简单地看作外部世界，也不能仅仅把它当作生存空间，因为“至少有一部分环境，是存在于人类机体内部的。” 为此他总结道：“环境是模糊的。”按我的理解，西蒙的意思是说，用内与外的对立来区分机体与环境，那样的思维方式太粗陋了。
机体不同于环境，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很多情况下，将它们一分为二地讨论是完全必要的。从根本上讲，机体必须与外部空间存在明确的界限，它才有可能被我们视为个体。小至细胞膜，大到皮肤组织，假如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没有断然的分离，无论是变形虫还是人类，都不可能存在。相对于外部环境，明确的界限维持着机体内部的稳定状态。这种状态，我们通常称之为“活着”，也就是所谓“生命”。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任何一个独立的生命都有赖于界限。
然而，界限不是一道水泥墙，它的功能远不止此。它既是机体的一种生理结构，也是维持生命的一种安排，还是生命意向的一种体现。总的来说，它要起到这样一些作用：当外部环境发生遽变时，确保机体内部保持相对稳定；监测外部环境，一旦预感到危险，及时报告机体做出规避；假如危险发生，还要帮助机体做出适当的回应。
实际上，从维持机体稳定性的角度，我们完全可以展开有关意识的另一种叙述。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R Damasio）就说过，机体的界限体现的是生命的意图。即使是没有大脑，也没有心灵的生物，即使它们不懂得什么叫做意图，但是，某种形式的意图仍然存在。简而言之，这个意图就是“不仅仅是活着，而且一心要保持生命。”（《感受发生的一切》）
一心要保持生命，最基本的策略就是维持机体内部的稳定性。正是沿着这一原始的意图，人类才从原生细胞进化到今天这般模样。生物的意图才由简单的维持酸碱平衡，发展成为具有自主意识的人类心灵。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个意图演化的轨迹，就会发现，达马西奥所说的，其实与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谈到的意向性以及意向系统很接近。他们都指出，即使复杂如人类，维持内部的稳定性仍是坚不可摧的意识基础。这是生命的主要特征，当然也是意识的重要属性。
反过来再看机体界限的另一侧，环境（environment）的含意显然也不会像“外界”那么简单。自从19世纪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用“内环境”（internal milieu）来定义高等动物的体液环境，这个词就变得不再刻板了。受贝尔纳的启发，1929年生理学家沃尔特·坎农（Walter B. Cannon）用“体内平衡”（homeostasis）一词来描述内环境里的各种现象与过程，并解释说，由希腊文中的“类同”（homoios）与“稳定”（stasis）组成的“homeostasis”绝不意味着固定、不变与停滞，而是指一种“可变且相对恒定的状态。”（《躯体的智慧》）
很快，“homeostasis”就被人们广泛用于指代各种环境系统的状态。
到现在，小到分子结构、神经网络，大至植物群落、地质构造，乃至政治体系国际生态，这个词都派上了用场。当然，其含义也由原来的体内平衡变成了“稳态”。
“homeostasis”的推广运用，从侧面反映出人类除了有维持体内稳定的基本意图外，还有一种力求外部世界稳定的强烈愿望。这种与生俱来的需求驱使人类在维持生命的同时，还要控制外界因素。其方式显然是双向的：一方面，我们利用“有限理性”的大脑，对感知到的外界对象进行表征；另一方面，我们的大脑还要适应这些经过表征的外界对象。通过这两方面的努力，我们要让复杂无序的世界秩序化、结构化，甚至知识化，从而成为自己的“环境”。
美国心理学家埃贡·布伦斯维克（Egon Brunswik）曾有一个妙喻，他把人脑与环境的关系比作一对必须磨合方能和谐的夫妻。过去的学者过分强调大脑的完全理性，使得这对夫妻渐行渐远，没了感情。只有从生态理性的角度去理解人与环境的关系，才能让他们重归于好，即使二人还是难免磕磕碰碰。为此，布伦斯维克还讽刺那些把心理学简单看作有机体研究，而忽视人与环境关系的学者是中世纪的神学家，愚蠢地认为只有男人才有灵魂。
然而，有限理性也好，环境理性也罢，仍不足以完备地解释人类的意识与行为。因为人类是一种社会动物。每个人的行为，往往是在有同类的环境里实施的。所以吉仁泽提出，人类还必须具有一种特殊形式的环境理性：社会理性。
罗恩·贝利是一个热衷冒险的美国富翁，他用自己的切身经历为我们讲解了环境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关系。
2005年，贝利首次报名参加达喀尔汽车拉力赛。为了熟悉环境，他花费上百万美元，多次深入非洲沙漠，完成了总里程达8000公里的训练，并扬言要在拉力赛上夺冠。可是没想到，这位富翁一到巴塞罗那就出麻烦。先是驾驶证神秘失踪，寻遍所有可能遗失的地点一无所获。让下属立刻在美国补办，无奈正值圣诞，办证处正在放假。好不容易联系到办证人员，并在赛事组委会的协调下拿到特别通行证，赛车却因不符规定的改造难以检测过关。经过数度折腾，终于启程，不料中途因导航员失误而迷路，断粮断水24小时，才被毛里塔尼亚的军队救出。
从贝利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环境理性与社会理性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大脑当中。如何应用这两种理性，方法上却有不同。贝利在较短的时间里就能熟悉沙漠的环境，然而要运用社会理性去解决一系列的麻烦，没有长期的培育恐怕不行。因为从环境理性中产生社会理性，还需要一些必要条件，例如进一步拓展后的情感和语言。它们始终是影响人类行为的关键要素。
作者：西闪，独立作家，书评人。著有随笔集《思想光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