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是一个温柔乡——从北京“政治副中心”传言说起

陪都又称行都、留都、别都等,现在似乎有一个新说法,叫“政治副中心”。近日,网传“政治副中心选保定”,不过多个部门均未证实,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审视陪都制度。

陪都是我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一种特殊现象,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制度。历史上的陪都建制,学界大多认为滥觞于西周初年将雒邑(今洛阳)作为陪都。本来,西周都城在关中的镐京(今陕西长安县),周王为了加强对东方诸地的控制和防止商朝残余势力复辟,在雒邑首建陪都。

此后历代王朝,大多模仿西周的制度,而且有些王朝还不只一个陪都,而是多个陪都。比如曹魏建都洛阳,实行五都制,以长安、谯、许昌、邺为陪都,并号“五都”;其后,唐、后唐、渤海、辽、金也曾采用过五都制。

对中国古代陪都史有深厚研究的学者丁海斌先生认为,陪都往往是因首都的主核心功能存在某种缺陷,为弥补这一功能缺陷的需要而设立的。陪都是在首都主核心的领导下,发挥着呼应、补充、配合等辅助性作用,处于副核心地位。(注1.)

丁先生还将中国古代陪都划分十大类型:两京制、多京制、军镇型、留都型、圣都型、守望型、“霸府”型、市集型、未就型等。

这样划分显然是出于地理、政治等诸多因素的考虑。那么,我们看西周建雒邑为陪都,是因为商纣之子武庚发起反周叛乱,这让周天子意识到,首都过于偏居西方,对东方的广大地区不能有效统治,为了控制东方,有了建立陪都雒邑之举,在陪都屯兵八师,这个陪都就有点军镇型的味道。

有的边地政权入主中原后,为了便于控制全国而迁都内地,遂将原都改为陪都,这就是留都型。以清朝为例,盛京(今沈阳)是满人肇基之始,“龙兴之地”,曾是清太祖、太宗两朝帝都,建为陪都既是尊祖,维护满族特权与利益,也是清朝统治者面向全国的后方基地。

照理说,首都应该建在王朝全境的几何中心地区,或是便捷的交通要道,便于统治力量的辐射,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领子一抓,全国即在掌中。但是,纵观历史会发现,很多朝代的首都都不是这样设置的。譬如历史上被当作首都的长安和被当作陪都的洛阳,被当作首都的北京和被当作陪都的南京,都反其道而行。

洛阳地处天下之中,南京也可以说“居中得厚”。相对而言,西安和北京要偏居一隅得多,气候不如洛阳、南京温和,交通也不如洛阳、南京便利,经济也不如洛阳、南京发达,为什么很多帝王宁愿将偏地设为首都,而将王朝的中心区域设作陪都呢?

《左传·成公十三年》给出了答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都城的设置,首先是基于地缘政治、尤其军事防御的考虑。相应地,陪都是补充首都的缺失,形成互相协调,各有侧重的格局。

既然首都不只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更要肩负重要的军事防御功能,它必须是靠近军事冲突的前沿,并且扼守要塞,易守难攻。

即首都的选择不是考虑藏在安逸的后方,藏在安逸的后方大多坏事,许多王朝建都南京,结局大多不太好,似乎也隐约地证明了这个道理。因为南京虽然经济发达,粮源充足,交通便利,但“去中原颇远,控制(北方)良难”(《明太祖高皇帝实录》),要想掌握北方局势,有点伸手太长,力有不殆;而且南京在防守上除了长江基本上无险可恃,只要能渡江,基本上易攻难守,很多王朝吃亏就吃在这里。

首都应该是既要靠前御敌,又要固若金汤,让王朝生于忧患之中,而不是躲在温柔乡里死于安乐。所以,首都就像男人的胸堂,而陪都更像女人的怀抱,一个硬朗迎敌,一个温柔怀民,这是古人聪明智慧的体现。

刘邦起兵得天下,想“都洛阳”,认为“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经张良、娄敬劝解,乃都关中,无不考虑到了关中具有的军事防御优势。因为在唐朝以前,中原王朝主要的外敌威胁来自西北,前面提到的西周,就是被申侯联合西北的犬戎所灭。

犬戎被秦灭后,北方匈奴等游牧民族逐渐兴盛,成为长期困扰秦、汉、隋、唐诸朝的重要问题,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有过大规模的北伐匈奴战争,汉、唐有过与匈奴的和亲政策。

西北长期的军事压力,必然使首都靠西设立,而处在关中平原的长安四周为山源、河川环抱,形成天然的屏障,易守难攻,各代君王都争相在此建都,以便于“攘外”。相应地,以洛阳为陪都或东都,使之作为经济中心,既可以为靠前坐镇的长安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支撑,又可以环顾中原,便于“安内”。这正好印证了丁海斌先生所言:“许多陪都的军事特征只是陪都诸多特征之一,而且不是主要特征。”

所以,唐代及唐代以前,长安屡屡被洛阳替换为首都,但又屡屡有迁回长安现象。譬如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长安改为西京(陪都),东汉末,汉献帝迁都回长安;武则天建立大周后,迁都洛阳,长安形同陪都,唐中宗神龙元年回都长安,又被“扶正”,成为首都,而陪都洛阳成了帝王巡幸之地。

宋以后,军事压力主要来自正北或东北的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民族,地缘政治随之发生转变,首都就靠北方移动,北京的位置显得越来越重要。这里是北方民族进入中原的咽喉要塞,五代时期,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拱手将北京等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后,南方王朝就失去了天然屏障,长期受到北方民族政权的压制。如两宋对抗北方民族政权,由于防御上的不利,非常被动。当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打开北京门户,整个中原就暴露在满清的铁蹄之下。

明朝燕王朱棣从他的侄子建文帝手里夺得政权后,并没有搬到繁华的南京去皇帝,而是定都北京,将南京改为“陪都”,固然是因为北京是他的老根据地,安全而可靠,去南京做皇帝则是虎落平阳。但未尝不是考虑到首都应该靠前坐镇,便于征伐,而陪都南京更像一个凭吊先人的纪念堂,以及为北京输送后援的财粮仓库。

相应地,首都形成了“京派文化”,多硬朗严肃,而陪都常常是一种类似“海派文化”的文化,温柔甜腻得多。“京派文化”高大上,“陪都文化”则充满世俗烟火味,这是都城职能不同在文化上的体现。这个话题说起来会非常宽泛,就此打住。

丁海斌先生划分的十大陪都类型,其有一种叫市集制陪都,明确地将一个都城定位为经济中心,这是有先例的。王莽时期,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为“五都”,置五均司市司,通过“五都”来控制全国的商业经济命脉。

揆诸现实,如果再要弄什么陪都,我认为在告别了冷兵器时代,农耕式军事防御思维不再靠谱的情况下,设立“政治副中心”实无必要,设立经济陪都,弱化首都的经济职能,倒是非常必要可行,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几个事实上的经济陪都,只不过没有名号罢了,不知道会不会哪一天真的颁个名号呢?大家先攒好钱准备囤积房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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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论中国古代陪都现象》,载《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1期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廖保平(西越),知名评论家、作家、诗人,“中国反愤斗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任长江日报评论员,长江商报评论部主任,现任楚天金报评论部主任。出版《中国谁在不高兴》、《打捞中国愤青》、《辛亥百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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