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牌屋》:你不能相信一个搞政治的人

—— 谈美国民主政治的怀疑主义根基

弗兰西斯·安德伍德站在椭圆办公室,将双手按在办公桌上,如同一只待势啮人的雄狮。背景窗口,阳光灿烂。他敲响了桌子,最后一张纸牌业已倒地。前方再无敌手。

这是《纸牌屋》第二部的最后一幕。我几乎屏息看完了这最后一集。除了现实的政治,比如水门事件、古巴导弹危机、佛罗里达投票之争……我的眼界里少有如此精彩的政治剧。

有些人开始纠缠于捕捉剧中的bug;有些人津津乐道于编剧的狂野想象;有些人惯性地寻找它与现实生活中的比照;有些人开始评判美国政治的优劣。不,所有的这一切都似乎言之成理,但却相差甚远。它只是一部完全虚构的电视剧。它不是新闻,也不是纪录片,与政治现实谬以千里。它既非美国当下与以往现实政治的模仿,也不与当前发生的政治实况有所呼应。虽然现实既不比这部电视剧更黑暗,也不比它更崇高。

如果要我勾画出这部电视剧与美国现实政治图景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其中暗通款曲的,无非是政治文化:也就是说,这部戏中的政治文化与现实中的政治文化,遥相呼应。

安德伍德是一只纯种的政治野兽,血腥、黑暗、缜密、冷静、计算精确、手腕毒辣,他是个无所顾忌的进化论者。这种人只合想象,未曾出现。在美国的历届总统中,有愚钝者、狠辣者、凶险者、嗜杀者,而如此集罪恶之大成者,让人想象都有些困难。在党派、媒体、公众的重重狙击中,漏洞如此之大,尚能安然无恙直达天庭,无论剧情多么合理,只有撒旦本人具有如此高明的手段与强大的心理。

为什么美国的公众竟然如此地热爱这么一个黑暗、阴谋与混乱的故事,连奥巴马都是它的粉丝?虽然这还不是终结篇,但是我敢断定编剧不敢写作出一个沉冤昭雪、正义昭彰的结局来。

从我个人的观影感受和我自己对美国政治文化的理解而言,这部剧基本上已经触及了政治与政治中的人性的本源:政治,或者政治人的原罪是什么?

原罪是一个基督教的概念。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原罪,惟因如此,人必须向上帝祷告,必须虔信上帝,从而才能重返伊甸园,得以赎罪。

当你一个个地检视这部剧中的所有人物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在整个政治磁场中,每个人都带有不可饶恕的原罪。

辞职的总统加里特·沃克有着高贵的精神,但是他却傲慢、刚愎、善变,缺乏决断力。他强烈的尊严感就是他的原罪。

安德伍德最大的对手雷蒙·塔斯克是一个坚强的猎手。但是他骄傲、贪婪、多疑并且固执。贪婪是他的原罪。

他的妻子克莱尔·安德伍德是坚定的同盟,但是她却同时脆弱、犹疑、背叛。情感就是她的原罪。

他最忠诚的助手、幕僚长道格狠辣、行动力强、眼毒,但是他却偏偏有颗孤独的心灵。孤独就是他的原罪。

所有的人,代替他成为党鞭的杰奎琳,记忆是她的原罪;他的第二助手,赛斯,背叛是他的原罪;雷米,多情是他的原罪……于是,所有的纸牌都在各自无从逃避的政治原罪中如同多米诺骨牌顺次倒下,惟有安德伍德站在了最后的格斗场上。

当我们环视整个斗兽场的时候,惊诧地发现他才是一个没有政治原罪的人。他杀害却并不嗜杀,但是需要时他却可以毫无犹疑;他贪恋权势,却并不为贪婪蒙蔽眼睛总是知道进退有度;他尊重自我,却如同水中芦苇那样可以在风雨中随时低头;他擅长交易,却没有被承诺与条件困囿住手脚;他长于背叛,但绝不是因为出于仇恨和报复,而只是进程的需要;他保护部属,当威胁来临的时候知道及时放手。这一切,都只是政治丛林中的生存法则,不为物喜,不以己悲。

政治从来都不是温和良善的。这就是一个丛林,只有进化完美的物种才能生存。安德伍德就是这个政治丛林中惟一一个进化完美的生物。食物链的顶端只能有一个,不是吞噬,就是被吞噬。

这部戏中的人物全都黑黢黢的,没有一个光明面。水落石出的是:原来,政治的原罪就是政治本身。政治这个黑暗丛林,就是一个罪恶丛林;进化最完美的生物,就是最无人性、无弱点的生物。

所有的政治文化,都是如此黑暗与肮脏的吗?不幸地,正是如此。

未进化完美的政治生物,要么在政治丛林的物种选择中被弑杀和淘汰,要么就只能保持在生物链链条中无足轻重的一环。生存就是最后的战役,食物链的上端或新进化的生物随时都可能猎杀你的存在。这样的场景不仅仅发生在美国,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如此物竞天择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只是我们已经熟视无睹。

可是,假设这个设论成立的话,美国的政治和政治文化若是如此黑暗、阴谋与罪孽深重,美国人如何能够坦然面对它的政客,政府,乃至于国家?如何面对那些道貌岸然,手按《圣经》宣誓保卫国家、宪法与正义的人物?若是《纸牌屋》的政治的确就是现实的政治的话,美国人如何敢以民主为荣,又如何敢若无其事地面对这部黑暗政治伦理剧?

让我们回到故事本身来寻找答案。当我们观赏第二季的时候,莫要忘记第一季才是一切的源始。安德伍德的权力之路也就是一条复仇之路:洗刷他被提名国务卿却又被扔回党鞭位置的耻辱。他的目标是两个人:总统加里特以及背后的商人雷蒙德。

他的复仇之路基本上遵循了这样的渐进原则:1,他动用了整个民主制度的框架来袭击总统。比如利用议案的投票,新党鞭的选举等等;2,他寻找民主框架制度的漏洞,从而为总统制造麻烦,例如将总统的幕僚长排除出白宫,劝说总统建设杰佛逊大桥等;3,当体制框架本身无法为他的行动提供便利的时候,他就会动用私人力量和暴力来补偿。例如杀害女记者乔伊,与中国商人赞德·冯勾结等。

于是,这其中所显露出来的美国制度框架可以概括为:1,美国害怕政治将会损害社会与个体的利益,于是设立了一套制度来防止政治的失控;2,即便如此,人们仍然无法相信制度的完整性,于是通过不断变动的权力更替和党派轮换来约束政治;3,但是,社会对于政治依旧疑虑重重,于是整个社会,从媒体到公民组织到个体,都行使对于政府干预和监视的职能。

中国知识分子热衷于谈论美国宪法框架之伟大而历两百多年变迁而不易。如果说宪法本身就是日常生活这一点的确证明了美国宪法之伟岸没错之外,事实上美国人的法律框架更加依赖于民主共和两党在议会中时常斗争所通过的一部部法律。宪法确定了政治与权利的框架,日常法律确定了行为准则,公民组织与各色政治团队、游说集团构成了各种政治实体,在框架下竞争。这才是美国民主的真正秘诀。

即便对政治之限制到了如此严苛的地步,美国人依旧对于政治疑虑重重,所以又引进了一个几乎可谓亘古不变的原则,是之为怀疑论,或者怀疑主义。怀疑主义对于政治和政府之种种所为,时时处处提出诘问与质疑,从而迫使政府披露几乎所有一切可能披露的材料,以自证清白,即便因此而损害了政府的效率也在所不惜。这种怀疑主义基于如此一个根本的认识:至善的政治仅是幻想,至恶的社会在制度框架中可以防止,于是通过怀疑主义,大致可达到一个次善的结果,即便不能,也可使政治限于次恶的状态中,在变动中再寻求更好的变革。

政治的原罪论与怀疑主义的精神如此根深蒂固、臆蒂牢结地存在于美国人、美国制度与美国民主之中,这才是《纸牌屋》这部戏的根本灵感来源。安德伍德是美国政治之恶的一个缩影,他有制度之恶、制度缺憾之恶、制度豢养之恶。人们几乎是带着欣赏的心态在那里看凯文·斯派西惟妙惟肖地无恶不作,如同猜中了美国政治的种种恶行恶相一般:我就知道,你们没法让人信得过。

在《纸牌屋》出来之后,美国的媒体和公众有许多人都怀疑安德伍德夫妇的原型是克林顿夫妇。这也难怪,克林顿夫妇政治手腕之高明,政治智慧之高挑,政治影响力之深远,几乎使政治界与公众为之恐惧。这恐怕就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区别:我们看到一个高明的政客,视之如英雄,以为他能够带来海晏河清;而美国人看到一个无暇的形象,却视之如仇雠:政客,就是你永远不该相信的人。

作者:连清川

来源: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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