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史的特点:不死读书 不尽信书 重在古为今用 读史品人

读史,是毛泽东读书实践的重要部分。毛泽东终身爱读历史书籍,一生读了很多的历史书籍。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存书当中,历史典籍、历史文献、历史方面的书籍是偏多的。现存的毛泽东读书批注、批画过的图书中,也是文史方面的书籍最多。张闻天说:“毛主席从中国历史中学了很多东西。”周恩来说:“毛泽东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今天,一起缅怀伟人毛泽东!用毛主席昔日诗词纪念伟人 

笔者是给晚年毛泽东做图书服务工作的。综观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和毛泽东一生的读书实际,笔者认为:无论从读史的勤奋和刻苦,无论从读史的精神和毅力,无论从读史的数量和质量,无论从读史的深度和广度,无论从读史的汲取和运用,无论从读史的习惯和具体的方法,等等,毛泽东都有他的独到之处,都有他的独特之点,都有他的独自之风。毛泽东读史是独树一帜的。

毛泽东读史的特点:不死读书 不尽信书 重在古为今用 读史品人

根据毛泽东读历史的实际和在图书服务工作过程中的所见所闻。笔者认为,毛泽东读史主要有以下独特之点:

一是读史的种类多、数量多。

毛泽东对史籍的爱好贯穿于他的一生。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很爱读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著作。1916年,毛泽东23岁,正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这年2月29日,毛泽东给友人萧子升写过一封信,信中写道:“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信中是这样写的,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青年毛泽东在湖南求学、退学,在湖南图书馆自学时就读了很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

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担当起革命的重任。在生活极其艰苦的斗争日子里,在日里万机的岁月中,在繁忙的领导工作岗位上,在多种疾病缠身的最后几年里,毛泽东一直在浩瀚的史籍海洋里孜孜以求,生命不息,采撷不止。揭秘晚年毛泽东身边的八位女性 谁终身未嫁?

据笔者的不完全记录,上世纪70年代之后,毛泽东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在身患多种疾病的情况下,还坚持读了《世界通史》、《古代社会》(美国摩尔根著)、《中国近代史》上册(范文澜著)、《拿破仑论》(法国福尔著)、《拿破仑传》(苏联叶·费·塔尔利著)、《藏书》([明]李贽著)、《焚书》([明]李贽著)、《老子校诂》(马叙伦校)、《王文公文集》([宋]王安石著)、《老子注译》(高亨著)、《中国文学史》(修订本1至4,北大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中国文学发展简史》(北大中文系57级编)、《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大杰著)、《史通通释》([清]浦起龙著)、《战国策》([西汉]刘向编定)《基本粒子发现简史》(杨振宁著)等129种重新排印的大字线装历史书籍和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古代历史、近代历史、通史、断代史、哲学史、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学史,等等,他都非常爱读。我国的很多历史典籍,例如《左传》、《吕氏春秋》、《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通鉴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礼记》、《易经》、《论语》、《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孙子》、《列子》、《韩非子》、《山海经》、《水经注》、《徐霞客游记》、《太平广记》等等,二十四史等诸多的正史、野史、及历朝通俗演义等他都爱不释手,读了又读。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读史的种类、数量都是很多的。彭德怀曾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胡耀邦也曾说过:“毛主席啊,毛主席,谁也没有你老人家读中国历史读的多啊!”

二是读史批注文字多,批画、圈点符号多。

几十年里,毛泽东每阅读一本史书、一篇历史文章,都爱在有关的文字旁划上竖线、横线、曲线、斜线、三角、方框、问号和圈、点勾、叉等各种符号,在书眉和其他空白的地方写上许多批注和批语。有时还把书、文中精彩的章节和语句摘录下来或随时写下读书笔记或心得体会。有的史书他反复读过多次,每读一次就用一种颜色的笔在上面加一次圈点、勾画,写一次批语。中南海毛泽东故居收存的毛泽东生前阅读的书籍中,就有许多是他批注、批画过的历史书籍,其中许多书上都是朱墨纷呈,批语、圈点,勾画满书。

这些笔记、批注、批画,是毛泽东读史时的思维活动、头脑思考的真实记录,也是他和作者思想认识、观点、想法、看法、感情的互动与交流。毛泽东在读史时常常写的批注文字是一个字:“好”,两个字:“略好”、“不错”、“有理”,或者连着画上几个圈圈。在存疑的地方和不同意的地方,常常批着:“可疑”、“可以争论”、“废话”、“不可信”等等。至于长达数十字、数百字甚至千字的一条批注,常常是联系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遇到的实际问题、遭受的挫折及其教训等等,表达他自己的认识、见解、想法和看法。

《二十四史》,毛泽东生前是通读过的。这部史书的人物志、帝纪、传记部分几乎都作了批画、圈点、竖线、横线、波浪线、问号和圈、点、勾、三角、叉、两条横线、一个圈、两个圈、三个圈等多种符号画得密密麻麻,比比皆是。毛泽东身边形影不离的人  毛泽东一生中最柔情的瞬间

除了读《二十四史》时写了很多的批注文字、作了很多的圆画标志之外,在许多文史典籍上,毛泽东在阅读时都写有批注文字。例如1963年读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三册)时,对该书关于华严宗思想的分析写了近百字批注。该书认为,华严宗承认个别与一般的内在联系,“总算有一点辩证法观点”;但华严宗又唯心地夸大、吹胀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把这种“联系”绝对化,甚至抹煞“个别”的存在。毛泽东在这段话旁边批道:“何其正确”。他还批道:“相对中有绝对,绝对只存在于相对之中,普遍只存在于个别之中,永恒只存在于暂时之中,离开这些来谈什么客观辩证法,……岂非自相矛盾。”在读《初唐四杰集》([清]项家达编,丛雅居重刊星渚项氏本)“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王子安集》卷七)”时,这篇序一共是402个字。毛泽东在读这篇序,一时,写下了918个字的批语。写下的批注文字是原序的两倍还多。1958年12月7日和10日,在武昌读《三国志集解·魏书·张鲁传》时,写下了两条长长的批注,一条是892个字,一条是528个字。这是毛泽东读历史书籍过程中写下的文字最长的两条批注。

三是读史重在“古”为“今”用。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是人类社会罕有的智慧宝藏。毛泽东读史,学习研究历史,最根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批判地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从浩瀚的史籍中汲取其精华,汲取其有启示和教育意义的历史人物事迹故事,汲取其有益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经验教训,来为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建设发展工作,现实人民生产生活健康工作服务。简言之,就是读史重在“古”为“今”用。

毛泽东是“古”为“今”用的大师。他博览古籍,娴熟古籍,信手拈来,自如运用,以典说理,贴切无比。例如:在战士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话:“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生死道理,经引用古人的一句话,加上他本人的解释,成了人们熟记的千古名言。还有《愚公移山》的故事、《三国演义》的故事、《西游记》的故事、《水浒》的故事、《聊斋志异》的故事,《封神演义》的故事,等等。经毛泽东古为今用,皆深入浅出,妙趣横生,生动活泼,恰到好处。

说到毛泽东读史的“古”为“今”用,陶鲁笳在《我记忆中的毛泽东同志》一文中还写过一段回忆:

1958年3月,在毛泽东同志主持的成都会议上,我汇报说:“山西同北京商量,为了解决工农业缺水问题,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雄心壮志。想从内蒙古的清水河县岔河口引黄河水200个流量,100个流量经桑干河流入官厅水库,100个流量流入汾河,科技人员经过勘察,已提出了初步设想。”

毛泽东同志听了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说:“我们不能只骂黄河百害,要改造它,利用它。其实黄河很有用,是一条天生的引水渠。”他还谈笑风生地说:“你们的设想算什么雄心壮志!不过是继承古人的遗志而已。你们查查班固《汉书·沟洫志》,汉武帝时就有一个人建议从包头附近引黄河水经过北京,东注之海。”

毛泽东同志说:“可以设想,引用黄河水,把桑干河修成一条运河;也可以设想,把山西的汾河也变成运河;还可以设想,用黄河水在内蒙古改造沙漠,那才叫雄心壮志。”

接着我说:“我们也设想过,引黄入汾,使汾河不但可以保证太原的用水,而且可以有灌溉之利,舟楫之便。”更多毛泽东解读:www.yangfenzi.com/tag/maozedong

我说到这里,毛泽东同志问到:“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我摇摇头说:“不知道”。他便说“汉武帝乘楼船到了这里,正好传来了在越南打了大胜仗的捷报,汉武帝就给这地方起名为闻喜。汉武帝那时就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行驶,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山西出煤,开煤矿发电也都得用水。山西现在缺水,黄河流经山西一千多公里,应该对山西有所贡献,引黄济汾是理所当然的。”

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的历史知识何等渊博,而且博闻强记,古为今用,怎能不令人叹服!

毛泽东读史,学习历史,运用历史为今天服务,这样的例子很多。

四是读史独立思考,不死读书,不尽信书。

毛泽东是精通唯物辩证法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他的思想和理论贡献,他的唯物辩证观点和辩证分析方法,深刻地贯穿、融化在他读有字史籍的全过程中。

毛泽东常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在读史过程中,他对书上所写、所说的人和事、思想活动、人物言论及所阐述的道理、所记述的史实、史迹、史例、史故、史论、史评,等等,都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去分析、去研究。

毛泽东晚年在读书过程中很善于逆向思维,就是从对立或相反的方向去进行思考、进行理解。这也是毛泽东晚年读书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他常用的一种读书方法。

这里,仅以对曹操的评价为例,来说明毛泽东在读史过程中是怎样独立思考、怎样运用“逆向思维”方法的。

曹操,出生于东汉末年,通过镇压农民起义,逐步壮大了实力,统一了北方。在统治地区内,采取了一系列限制豪强、唯才是举、惩治腐败、实施屯田、减轻赋税等政策,使广大北方的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因受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在评价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时,都把刘备看成是正义的维护者,而把曹操看作乱世奸雄。曹操的奸臣形象已被中国的老百姓所熟知。

在读《三国志》中,毛泽东对书中的曹操记述、评注进行“逆向思维”,从相反的方向评价曹操。毛泽东在读裴松之注、卢弼集解的《三国志》中,对《魏书·武帝纪》、《魏书·文帝纪》、《魏书·刘表传》有关曹操的记述作了许多的圈划和批注。从他的批注中可以清楚看出毛泽东是不赞成书上对曹操的评价的。毛泽东对曹操“不杀降”的政策很为赞同。《魏书·刘表传》第80-82页,有一段裴松之的注,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些刘姓宗室据兵谋反,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在“皆斩之”三字旁划着曲线,在天头上写的批注是:“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卢弼在传记中注释,刘表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占“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祭祀天地,自立为帝。毛泽东对此又把他与曹操相比,写的批注是:“作土皇帝,孟德不为。”在这里,毛泽东再次称赞曹操在政治上与众不同,这是刘表不及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先后多次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说过曹操。1954年夏在北戴河,毛泽东针对历史上对曹操不公正的评价,作过如下的论述:“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1975年5月29日,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

以上的批注和评说,足以证明,《三国志》等史书中对曹操的评价,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毛泽东是很不赞成的。

毛泽东逆史籍对曹操的记述来读史评说曹操,这就是毛泽东读书独立思考,逆向思维,不尽信书的独特的之处。更多历史知识:www.yangfenzi.com/tag/lishi

五是读史是多视角的。

“多视角”读史,就是从多个视角、多次去读同一部书、同一种书、同一本书的读书方法,笔者把它称之为“多视角”读书法。它是毛泽东一种独特的读史方法,也是毛泽东一直坚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读史特点。

我们在服务工作中知道,毛泽东读书,有些书一读就是几十年,例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中国古典小说,等等。这些书,毛泽东生前都读过多遍。他自己说过:《资治通鉴》,读过19遍;《红楼梦》,他说“至少读五遍”才有发言权,等等。同一部书,同一种书,同一本书,他有时间就读,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一卷一卷、一篇一篇地读,有时全篇全文都读,因每次阅读的视角不同,所以每次收到的启发和收获就不同。许多的书,他老人家是常读不厌,常读不倦,常读常新,越读越有兴趣,越读越爱读。

《二十四史》是史书,把它当成历史读这是无疑的。但是,毛泽东能从政治的视角去读,从政策和策略的视角去读,从战略和战术的视角去读,从外交的视角去读,从组织工作选人用人的视角去读,从生产生活的视角去读,从民族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视角去读,等等。所有这些视角,都是毛泽东在读史过程中常用的。从历史的视角读《红楼梦》,从政治的视角读《水浒》,从作者创作和作品形成的社会背景的视角读《三国演义》,从政策和策略的视角读《西游记》,从战略和战术的视角读《聊斋志异》等等。

我们在服务工作的实践中深深地感到,书是同一部书,人是同一个人,从不同的视角去读,就会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思维、不同的效果。在读书过程中,常变换变换视角,常换换方法,这样读起来新颖,读起来有新意,读起来有兴趣,读起来有新的成效,就会越读越爱读,越读越有兴趣,越读越有劲头,越读越有成效。这就是毛泽东读书的实践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六是读史对照着读,对比着读,研究着读。

所谓“对照着读”、“对比着读”、“研究着读”,就是在读书过程中常常将同一个内容的不同作者、不同版本、不同体裁、不同注释、不同评说的书,或者将同一类文体(如历史或小说等)不同作者的书两种或多种书籍放在一起、放在身边,对照着看,对比着读,研究着读。

在图书服务工作过程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有时候把《南史》和《北史》对照看,对比着读。他说:“《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就是倾向统一的,他的父亲李大师也是搞历史的,也是这种观点。这父子俩的观点,在李延寿写的《序传》中说得十分明白。”毛泽东还把《南史》和《北史》与《旧唐书》相比较。他说:“《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读了《宋史》和《明史》,毛泽东对这两种史是不满意的。他认为:这两种史写的芜杂。读了《旧唐书》和《新唐书》,毛泽东认为:《旧唐书》比《新唐书》好,《旧唐书》简单而材料多确切,《黄巢传》和《新唐书》也有不同。

调查研究方法是毛泽东生前大力倡导,并终身躬行的一条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这里说的调查研究,不是深入实际,深入农村,深入工厂、学校,深入街道、社区去调查研究。而是深入书山学海、深入浩瀚的史籍中去调查研究。

毛泽东认为,洋洋4000多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形、生产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毛泽东认为,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假话。毛泽东这样说,是在读了全部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各朝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读了大量的稗官野史、各种历史通俗演义、笔记小说、札记、随笔等等之后才得出来的结论。

毛泽东曾说:历史书籍要多读,多读一本,就多了一份调查研究。他生前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一定要好好地读历史,但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读,否则就读不好,弄不清历史发展的头绪。他认为,书读得多了,又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进行分析、判断和推理,就会少失误、少上当、少受骗;就会尊重历史、维护历史,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七是读史是挤时间,下苦功,坚持不懈,至死方休。

毛泽东长时间担负最高领袖的重任,工作无疑是很忙很忙的。几十年里,毛泽东读很多史书全靠他自己挤时间,下苦功夫。毛泽东读史不分白天黑夜,白天读,夜里读,常常是通宵达旦地读。一部四千多万字的二十四史,他读了又读,批了又批,画了又画,夜以继日、手不释卷。直到多种疾病缠身的最后两三年,甚至在病危抢救的日子里,毛泽东还以十分顽强的惊人毅力坚持读历史书籍。

在外出的火车上、飞机上,去外地视察工作,参加会议,去杭州、去长沙、去武汉、去庐山等等,甚至去前苏联莫斯科他都要带上十几个木箱的书,几乎把在北京床上、办公桌上、会客室的茶几上放的书都带过去。像床上摆放的书,实际上是平移到外地,基本上住地书的摆放与在北京的差不多,到处都摆放书,一有空就读。书随人走,人不离书,相依相伴,苦读深思。

有一年夏天,毛泽东同志视察工作来到武汉。一天晚上,天气异常闷热,室内外一丝风也没有,人们干坐着身上还直冒汗。可是他还像往常一样,依然坚持在灯下读书。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工作人员看到这种情形,急忙拿来毛巾,请他把汗擦一擦,他接过毛巾边擦边幽默地说:读书学习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留下了汗水,学到了知识。他的这种学习精神深深地教育着在他身边工作的每一个同志。

1975年8月上旬,毛泽东一只眼睛刚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视力稍有好转,他就自己读《晋书》,还用擅抖的手在三册书的封面上分别写了“一九七五,八”,“一九七五,八月再阅”,“一九七五年,九月再阅。”晚年,自己实在读不了了,还让身边工作人员读给他听。

毛泽东晚年读史是非常感人的。进入上世纪的70年代,毛泽东的体质愈来愈差,多种疾病接连不断。他老人家两腿肿得不能站立、走路,眼睛患老年性白内障看不清东西,听力也下降了,连说话也越来越让人难以听清了。可是他老人家还日日夜夜一册一册地看,一页一页地读,一笔一笔地圈画,一字一字地写批注。眼睛看不见了,就让身边工作人员读。手拿不动了,就让身边工作人员举着,天天如此。吃饭时他也常常要看书,他爱说吃饭用嘴巴,看书用眼睛。理发时也要看书,爱说你办你的公,我看我的书。他常说:饭可以少吃,觉可以少睡,书可不能少读、不能不读啊!他老人家睡觉不好,有时失眠,靠安眠药助睡。吃完药,入睡前,总是习惯看书。常常是看着看着睡着了,睡着睡着又醒了,醒来接着看……以书为伴,老人家一直坚持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如今,人已去,书还存,见书思故人,见书念故人,故人读书时的神态笑貌、顽强毅力、勤奋刻苦的精神等至今犹在我们的眼前。

读书,毛泽东是我们的榜样。读史,毛泽东也是我们的榜样。

【作者:徐中远,毛泽东晚年图书服务管理工作人员、中办老干部局原局长;本文刊登于《中国政协》2015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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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读史品人

毛泽东爱读史,而且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读《二十四史》、古诗词等文史古籍的批注、评论。这些读史批语,一个个都使人印象深刻。注重品评历史人物,是毛泽东读史的一个鲜明特点。毫无疑义,作为大政治家的毛泽东决不是为读史而读史,而是以史为鉴,吸取和运用历史中的经验、教训、智慧和各种启示,来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现实问题服务,也就是毛泽东常说的古为今用。这也是毛泽东一生酷爱读史的志趣和目的所在。而他的读史品人,就具体生动地体现了这种志趣和目的。

1969年6月3日,毛泽东在武昌读《南史•陈庆之传》时,写下一条令人浮想联翩的批语:“再读此传,为之神往。”陈庆之是一员名将,但其事迹在历史上并不算十分突出,毛泽东之“神往”主要是读书勾起了自身的记忆,从而心情激动。有一位研究者对此曾写道:“1969年,毛泽东已是76岁的老人,远离战争年代也已20多年,万籁俱静,深夜读史,此时此景,他自己的经历,为陈庆之的事迹所引发,从而心驰‘神往’。”历史上那些灿若星辰的杰出人物,大都是毛泽东注意研究并为之“神往”的对象。

毛泽东尤其着重研究和喜欢的历史人物,是那些具有卓越才华、能做大事、有大气魄以及年轻有为、富有活力的人,而讨厌那些暮气沉沉、思想僵化以及为人做事气量狭小的人。他还特别同情和欣赏那些出身卑微、贫贱和处于弱势境况而又能奋发向上,努力去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们。

比如,毛泽东对曹操的才华和胆识就很欣赏,认为他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是有贡献的,故曾倡导为其翻案。他对《三国志集解•魏书》中关于曹操“奸雄欺人之语”、“言不由衷”、“志骄气盈,言大而夸”的注文批注说:“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愤愤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南史•韦睿传》中,韦睿曾说“为将当有怯时”,并在作战中运用成功。毛泽东批注说:“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公此语,故致军败身歼。”曹操此语出自《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这也说明毛泽东对曹操的言行、事迹是相当熟悉的。他对曹操的批语,还有“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做土皇帝,孟德不为”等等。对曹操的诗文,毛泽东也是赞叹不已,反复诵读,曾对子女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曹操《龟虽寿》一诗中的“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毛泽东曾多次引用过。他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写下的“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的名句,也体现了他对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文采飞扬的钦羡。毛泽东也很欣赏唐太宗、朱元璋的军事才能,曾写下这样一条批语:“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而对于宋太祖、宋太宗,毛泽东则不以为然,且多有批评之语。他在读《宋史》时,看到枢密直学士冯瓒、绫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楫,被宰相赵普陷害论死,后流放沙门岛时,批注道:“说不杀士大夫,伪也。”这是批评宋太祖赵匡胤的。对宋太宗在与契丹人的战争中屡战屡败,毛泽东批注道:“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对《宋史》中关于宋太祖死亡的“癸丑夕,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的记述,毛泽东也批注道:“不书病,年五十”,表明他注意到了文献中关于“斧声烛影”的隐秘之迹。而《宋史•太宗本纪》却照例对宋太宗赵匡义“赞曰:帝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毛泽东为此批曰“但无能”。该书还为赵匡义辩解说,他曾“欲自焚以答天谴,欲尽除天下之赋以纾民力”,所以天下老百姓都接踵而至,请其“登禅”即位。“故帝之功德,炳焕史牒,号称贤君。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论焉。”意思是说宋太宗本是贤君,但这几件小事做得不够圆满,所以后世才有所议论。毛泽东对这种辩解毫不客气地批道:“不择手段,急于登台。”这八个字表明,毛泽东对宋太宗这种所作所为是鄙视的。《宋史纪事本末》有一段讲到宋太宗诏立太子后,庙见回宫途中,百姓皆簇拥雀跃,欢呼“少年天子”,宋太宗听了很不高兴,召宰相寇准说:“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寇准向他道贺说:“此社稷之福也。”他才有所“醒悟”而转怒为“喜”,请寇准喝酒,“极醉而罢”。读到此处,毛泽东批道:“赵匡义小人之言。”对赵匡义的心胸狭窄、小家子气表示轻蔑。

毛泽东在批阅《南史•韦睿传》时对名将韦睿称赞有加,如“仁者必有勇”,“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还仔细地批注出韦睿的优秀之处,如“躬自调查研究”、“机不可失”、“决心”、“以众击少”、“以少击众”、“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善守”、“不贪财”等等,号召“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可见他对韦睿这个历史人物的喜爱。他读《三国志•郭嘉传》时虽无批语,但多次建议党的领导干部要读此书,要学郭嘉的“多谋善断”。如果说毛泽东读《陈庆之传》“为之神往”是因为从精彩的战争描写联想到自己当年金戈铁马的经历,那么号召学韦睿、学郭嘉,则透露出他期待党内能有像韦睿那样优秀人才涌现出来的渴望与呼唤。

毛泽东对古代杰出人物“为之神往”的例子还很多。又比如他欣赏唐初名臣马周,在读《新唐书•马周传》时批注道:“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他盛赞马周的上唐太宗疏是“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还说与马周相比,“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评价极高。他甚至注意到马周仅活了48岁的原因。史称马周颇爱酒,失意时曾在某旅馆“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独酌,众异之”。毛泽东批道:“饮酒过量,使不永年。”批语中不无惋惜。

毛泽东对一些有才华但英年早逝的历史人物寄予极大同情,对他们也常为之赞叹。如他曾对初唐诗人王勃作过一条长篇批注,其中颇多赞誉之词:“这个人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愁满腹一方。”还把他和贾谊、王弼、李贺、夏完淳等列在一起,说他们“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由此展开发了一段有名的议论:“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

对东晋诗人谢灵运《登池上楼》一诗,毛泽东曾批注说:“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对此类志大才疏的文人,毛泽东多少有些不屑之意。对历史上一些文人只会空谈,毛泽东也多有批评之词。清代文人姚鼐《古文辞类纂》中所载的苏明允《谏论》中以“跳越渊谷”来比喻向君王进谏,并认为如采取种种方法或诱使、或逼迫“勇者”、“勇怯半者”、“怯者”都能“极言规失”,国家就能兴旺。毛泽东批道:“看何等渊谷。若大河深溪,虽有勇者,如不善水,无由跳越。此等皆书生欺人之谈。”

毛泽东对历代农民起义一直抱有极大同情。他在读《三国志集解》之《魏书•张鲁传》时,曾写下长篇批语,指出这些农民革命战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其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明史本末纪事•平河北道》中讲到刘六、刘七、赵风子等盗侠之士聚众起事,后被官军剿灭,这几个首领也被官军追杀而死。毛泽东对此批道:“吾疑赵风子、刘七远走,并未死也。‘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倚栏杆看落晖’,得毋像黄巢吗?”历代农民起义失败后,都出现过关于其首领未死,而是隐名埋姓远遁他乡的传说,黄巢和后来的李自成都是如此。这些传言,大都是老百姓出于同情而希望他们不死的善良愿望的反映。从毛泽东的这几句批语中,也可见他对农民起义者的深切同情。

毛泽东读史,真是做到了“思接千载,心游万仞”,“心驰神往”于古今。而且他常常是带着或赞扬或批评、或喜爱或斥责等不同的情感来品评历史上的不同人物的。带着鲜明的感情读史、写读史批语,也可以说是毛泽东读史的又一个特点。比如,他读《张鲁传》的批语,是先写了一大段,依然心潮澎湃,难以平静,三天后又写下一大段,最后这篇批语竟长达1200字。在对王勃的批注中,他阐发了一大段议论,最后说:“由王勃在南昌时年龄的争论,想及一大堆,实在是想把这一大堆吐出来。1958年党大会上我曾吐了一次,现在又想吐,将来还要吐。……”这些激情迸发的批语,是体现毛泽东用“情”读史的典型例子。

读毛泽东文史古籍批语,仿佛跟随他的心路畅游历史,处处皆有景、有情、有趣、有思。他那既见解高明又情感丰富的独特个性,在这些批语中展露无遗。众所周知,毛泽东从史书中撷取历史智慧,往往如遇道旁野花,随手摘取,毫不费力,而从他的读史批语中透露出来的感悟历史、认识世界的才智与能量,仿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今人和后人们研究与学习的。 〔作者李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编审,北京100017〕

毛泽东读史的特点:不死读书 不尽信书 重在古为今用 读史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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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批注过的《二十四史》(作者:夏佑新)

毛泽东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这得益于他一生对中国历史典籍的浓厚兴趣。早在1916年2月29日,毛泽东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77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并说:“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毛泽东为什么对中国传统文化如此重视,我们从他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一段话可以得出答案。毛泽东在会上说:“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

毛泽东读过的中国典籍内容丰富,范围广泛,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可谓无所不读。毛泽东喜欢读古书,但他同那些信而好古、钻到故纸堆里出不来的人大相径庭;同那些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一点也不懂或者懂得甚少的人,也完全不同。毛泽东阅读古书的目的是要汲取古书中的精华,并同现实生活相联系,是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古为今用”。

能说明毛泽东读史特点的例子很多,其中以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最为典型。更多《二十四史》解读:www.yangfenzi.com/tag/twenty-four-histories

毛泽东经常阅读并作了大量圈、划和批注的《二十四史》是清乾隆武英殿版的线装本,于1952年添置。《二十四史》由《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唐书(旧唐书)》、《新唐书》、《五代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这二十四部史书组成。全书共3200多卷,近4000万字。《二十四史》上自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迄明崇祯十七年,记载了四千多年来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识,是一部史料极为丰富的历史巨著。

毛泽东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早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就读过诸如《史记》等部分专史,但系统地通读则是从1952年开始,一直到1976年他生命的最后岁月。据逄先知回忆:4000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毛泽东是通读了的,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他认为有意义的人物传记,还经常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阅读。《二十四史》中,毛泽东“阅读次数较多的是《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旧唐书》、《新唐书》、《明史》,其中《旧唐书》、《新唐书》、《晋书》、《明史》看的遍数更多,有的至少看过五遍以上,还特别喜读‘纪’‘传’部分”。“为了便于阅读查找,他在一些列传、本纪的封面上,用苍劲的笔迹标出传记的人名;绝大多数书中,他都作了圈点、断句;有的封面和天头上画着两三个圆圈的标记,《旧唐书》、《新唐书》从头到尾都有圈点勾画,有的地方,他还细心地改正了错字。”

从1952年到1976年,毛泽东用24年的时间,以顽强的毅力,通读了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无论是在过去还是今天,即使是对于那些专门研究历史的学者来说,能通读一部《二十四史》的人也只是凤毛麟角。看到这翻烂了的书页、断了线的装订,看到他写下的大量批注和作出的种种圈划,毛泽东勤奋读史的形象仿佛就在我们眼前。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的精辟批注、评点,今天已成为我们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闪耀着巨人伟大思想光辉的评点,完全可称之为思想丰富的政治理论著述;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又是拨开历史重重迷雾、启迪后代智慧之门的史学专著。

毛泽东批注过的《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北宋时期司马光及其助手参考正史、野史300余种,历时19年完成的编年史巨著。全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记载了1362年的史事,共294卷。毛泽东非常喜欢这部历史著作,1954年冬,他曾对历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皆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据毛泽东的护士孟锦云回忆,毛泽东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翻烂了的书,有不少页都已脱线,用透明胶粘着,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次阅读的痕迹。

1975年的一天,毛泽东还与孟锦云谈《资治通鉴》,他指着桌上的《资治通鉴》问:“孟夫子,你知道我这部书读了多少遍了?”不等孟锦云回答,他又接着说:“一十七遍,每读一遍都受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有那个时间啰。”孟锦云说自己对历史书提不起兴趣,读不进去,毛泽东并不责怪她,并说:“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大得很呐。有人觉得中国古代的历史全是糟粕,不值得一看。还有一种人,觉得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精华,包医百病,我看这两种人都有片面性。我的观点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分析。”“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毛泽东对《资治通鉴》、对中国历史如此钟情,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在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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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毛泽东几乎无所不读。这也是从幼年时代养成的习惯。即使在井冈山时期,有机会他还要读点古书。他自己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从前我在井冈山时,想到土豪家里去看看有没有《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有一位农民说:“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了产。”①毛泽东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当时有些农民误认为打土豪便是共产主义,但从中也反映出毛泽东对读古书的兴味,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里也丝毫不减。

      在延安时期,读书的条件好一些。他托人买了两套中国历史通俗演义(蔡东藩著)①,除自己阅读,还向别人推荐。从他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给谢觉哉的信里可以知道,他当时还有《容斋随笔》和其他笔记小说。范文澜那时送给他的一套《笔记小说大观》,后来带到了北京,现还存放在毛泽东故居。

      进北京以后,根据毛泽东对中国古籍的广泛需要,特地买了一部《四部备要》,并陆续添置了其他一些古书。我记得在一九五二年,给他添置了一部大字本的《二十四史》,这就是一些人熟知的毛泽东经常阅读并作了大量圈、划和批注的那部《二十四史》。《四部备要》对中国的主要古籍收辑得比较齐全,据我了解,不说全部,恐怕绝大部分,毛泽东都读过了。除此之外。毛泽东还阅读或者浏览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包括诗、词、曲、赋、小说等)和各类杂书。所说杂书,也都是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的书籍,如《智囊》、《笑林广记》之类。毛泽东对中国史书读得最多,四千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是通读了的,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他认为有意义的人物传记,还经常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阅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各朝纪事本末等,他也通读了。关于毛泽东读史的情况,在我的登记本里有这样一段记载: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日,毛泽东要《宋史》,我们送去《宋史》和《宋史纪事本末》。十一月二十三日,要其他各朝纪事本末。二十四日,又要《续通鉴纪事本末》。他说:看完《元史》,再看《通鉴纪事本末》,而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毛泽东有计划地阅读史书,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嗜爱中国古书,但并不特别要求读古版本的书(这里说的古版本,不是指影印的古版本;影印的古版本他还是很喜欢的,如影印宋《楚辞》等)。在他的藏书中,既无宋版书,也极少明版书。他不是古董鉴赏家和收藏家,也不作烦琐的考证,而对于古书内容的研究和理解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在许多方面实为一般学问家所不及。

      毛泽东从阅读大量的古籍中,批判地汲取和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像他那样熟悉的,不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就

      ①毛泽东1938年5月3日对抗大三期二大队的讲话。

      ①

      毛泽东1937年1月31日致电李克农:“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

      是在近代的革命家中,都是不多见的。

      批判地汲取和继承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首先要对中国文化遗产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六○年十二月对两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曾作过很好的说明。他说:

      应该充分地利用遗产,要批判地利用遗产。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①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若干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把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文化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我们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它们,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去整理,重新出版,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

      这就是毛泽东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所取的根本态度,也可以看作是他阅读卷帙浩瀚的中国古籍所得出来的基本经验。

      根据我长期接触毛泽东读古书的情况,根据大量的文献资料的记载,我认为毛泽东读古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阅读和解释中国古书的内容,我在这里把它称作“古籍新解”;一是汲取古书中的精华,有的还赋予新的含义,为现实斗争服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古为今用”。

      二

      毛泽东读古书,有一个基本观点,是贯穿始终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中国很多古书里,历代农民起义运动及其领袖人物,大都被当作“贼”、“匪”、“盗”、”寇”,任加贬斥。但毛泽东则给他们以很高的历史地位。毛泽东读中国史书,比较喜欢看人物传记.包括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陈涉、吴广、张角、张鲁、王仙芝、黄巢直到李自成等的传记,他是常要看的。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①他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期间读了《三国志》的《张鲁传》,先后写了两大段文字,重申并发展了上述重要观点。他说:“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

      ①对于孔孟之道,毛泽东也不是全盘否定的。1943年,他曾针对那种认为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的观点,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直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还说:我们共产党人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什么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全盘否定孔孟之道,那是毛泽东在晚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8页。

      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又说:“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未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中同从秦未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毛泽东对于中国古书中一切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都是很有兴致阅读并加以肯定的。例如,他在读完白居易《琵琶行》之后,带着感情写下这样的评语:“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他对《聊斋志异》中的《小谢》一篇也写过内容相似的评语,说道:“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

      毛泽东对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不少新鲜见解。例如,他说,《东周列国志》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①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②他认为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毛泽东把《红楼梦》看作是一部描写封建大家族衰亡和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说,给予高度评价,也充分肯定了小说描写的主要人物贾宝玉对封建制度的叛逆性格。同时又指出,书中的两位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对现代青年来说是不足为训的。贾宝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连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侍。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好哭脸,她瘦弱多病,只好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今天需要的青年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和坚强意志的革命青年。①毛泽东对《西游记》及其作者颇为称赞。他对《两游记》第二十八回一段文字写的个批语说:“‘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这个批语,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毛泽东在善恶问题上的辩证观点。

      毛泽东对于凡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具有革新思想和革命精神的人物,都给以程度不同的肯定评价。他很推崇和赞赏战同时代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唐朝中期实行政治改革的二王(王伾、王叔文)、八司马(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八名士),明朝那位大胆揭露假道学的思想家李卓吾,清朝地主阶级的改革派魏源、龚定庵、林则徐,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

      ①这里所说的国家,是指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国。

      ②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

      ①周世钊:《毛主席青少年时期锻炼身体的故事》。这段话是1951年秋,毛泽东与周世钊等人谈话时说的。

      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很爱读他们的著作和传记。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邹容的《革命军》以及记载他们政治活动的历史资料,他是经常要看的。康有为的这两本书,在学术考辨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但在思想上对封建传统思想加以涤荡,对守旧的顽固派给以打击。因而,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起到解放思想的启蒙作用,为维新变法作了舆论准备。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邹容的《革命军》和有关《苏报》案的材料,根据我的记载,毛泽东就要过四次:一九丘八年二月,一儿六一年七月,一九六三年三月,七月。毛泽东对章太炎和邹容的英勇的革命精神和笔锋犀利的文字,深为赞佩。为表示对这两位革命家的怀念,毛泽东在《革命军》一书扉页的邹容肖像旁边,挥笔书与了章太炎狱中赠邹容的那首诗:“邹容吾小友(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当(须)掺手,乾坤只两头。”在一九五八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到章太炎和邹容。他说: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望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只有十七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二十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直接骂了皇帝。这个时候章太炎年纪还不大,大概三十几岁。

      毛泽东说:“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①毛泽东喜欢阅读历史上那些起过进步作用的、对旧势力旧制度具有反叛性格的革新者、改革家和革命家的著作以及他们的传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不断前进,不断创新,不断探索新道路、开拓新世界的精神面貌。

      毛泽东一贯鼓励人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清理中国古代文化。在这方面,凡有成绩者,皆鼓励之;凡有不足者,加以劝说;凡违反者。给以批评;而对于世界观已经固定的老先生们则不强求之。一九四○年,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会上作了一个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毛泽东读了讲演提纲,十分高兴,称赞说:“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①一九四四年毛泽东读了李健侯所著《永昌演义》的书稿后,致信李鼎铭,一方面称赞作者“经营此书,费了大力”;又一方面指出该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而贬抑其整个运动”的缺点。同时指出,中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的力量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并以商量的口吻表示,企望作者能持这个新的历史观点对书稿加以改造。九六五年毛泽东读了章土刽的《柳文指要》下部以后,写信给章士钊说,此书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①

      三

      毛泽东阅读中国古书是同现实生活相联系,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他同那些信而好古,钻到故纸堆里出不来的人,大相径庭;同那些言必称希腊,对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3页。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2页。

      于自己国家的历史一点也不懂或者懂得甚少的人,也完全不同。

      一九五四年冬,有一大,毛泽东与吴晗谈起整理、标点《资治通鉴》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②从毛泽东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他读古书,特别是读古代史书,其着眼点是为了今天,这就是古为今用。

      我们看到在《毛泽东选集》中引用了很多古籍,在毛泽东的许多讲话和谈话中,引用的古籍就更多了。毛泽东能够随时自如地引用古书中的文章、诗句和典故,或者说明一个政治思想原则问题,或者阐述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或者论证一个军事策略思想,或者借鉴一个历史经验,给人以新颖而形象的感受,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人唯贤”,“百家争鸣”,“多谋善断”等等,这些言简意赅的古语,被毛泽东发掘出来,为群众所掌握,有的成为我们党所遵循的思想路线,有些成为党内组织生活的原则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有些则是党的某一方面的工作方针或者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在答三记者问时,用东汉朱浮写给彭宠的一封信中的两句话:“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批评蒋介石对共产党搞什么限制“异党”、“异军”等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而不利于抗战的反动行径,一针见血,切中要害。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批评我们有些部队、机关、学校负行政指挥责任的同志不大去管生产活动,是因为他们“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

      在一九四五年七大闭幕词里,毛泽东用“愚公移山”这个古老的寓言,比喻和激励中国人民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行到最后胜利的决心,起了极大的动员和鼓舞作用。今天我们党仍然用这个寓言来激励全国人民为实现四化和进行全面改革而奋斗。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在《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一文中,毛泽东借用元朝人萨都刺《登石头城》一词中“天低昊楚,眼空无物”,说明国民党四分五裂,众叛亲离,日暮途穷的状况。在同年八月十八日写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又用李密《陈情表》的两句话“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刻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中国人民革命高潮中彻底孤立的形象。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借用韩愈的《送穷文》,表达了中国人民要求摆脱贫穷落后的意志和愿望。他说,我们也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把穷鬼送走。

      一九五九年六月,正当由于“大跃进”而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

      ②谭其骧:《学者、才子、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好干部》,载《吴晗纪念文集》。

      时候,毛泽东在一次个人谈话中说,我们过去八年的经济建设都是平衡的,就是去年下半年刮了七八个月的“共产风”,没有注意综合平衡,因此产生经济失调的现象。他接着引用唐朝医学家孙思邈的话:“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又引用曹操批评袁绍的话:“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毛泽东当时引用这些话是要说明,我们做经济工作应该有清醒的头脑,胆大心细,多思慎行,统筹全局,责任分明,不然,就会造成损失。

      毛泽东多次讲过卞和献璞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楚国有个卞和,得到一块很好的玉石,献给楚王,楚王说他骗人,把他的左脚砍掉了。第二次又献上去,还说他骗人,把他的右脚砍掉了。卞和坚信真理,坚信自己献的是好玉石,第三次再献上去,被确实证明了是块好玉。才取得了信任。毛泽东讲这个故事说明,要使人们相信真理,抛弃偏见,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为此甚至还要作出某种牺牲。

      毛泽东引用宋玉的《风赋》告诉我们,做一个领导者要善于辨别政治风向,在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就要引起注意,当然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毛泽东以南北朝梁将韦睿的事迹教育我们的干部。《南史》的《韦睿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大意是说,韦睿这个人,豁达大度,古来所无,其在职位,必有政绩,对部下十分爱护,与将士同甘共苦,自身非常艰苦朴素。在这段记载的旁边,毛泽东写了一句批语:“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此类批语在《韦睿传》中还有不少,如“躬自调查研究”,“将在前线”,“不贪财”,“干部需和”,“仁者必有勇”。这些称赞韦睿的话,不也就是我们的干部应当学习的吗?

      毛泽东还以东吴大将吕蒙发愤读书的故事,教育我们军队的高级干部应当努力读书学习,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文化水平。他说:吕蒙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念书,他接受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我们现在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周瑜鲁肃吕蒙合传》。①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和其他古籍,写了不少关于战略战术的批语。《智囊》中有一段讲唐太宗用兵之道的,略谓:“唐太宗尝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也。”对此,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并对唐太宗、朱元璋的军事才能有所评价。他说:“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而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毛泽东有关这方面的批语,还有如:“先退后进”;“中间突破”;“有强大的战斗后备队”;“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胡柳陂正面突破不成,乃从东向南打大迂回,乘虚而入,卒以成功”,“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等等。

      ①余湛邦:《张治中将军随同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的日子》。载1983年12月17日《团结报》。

      在阅读战争方面的历史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不杀俘虏。据《新五代史》记载:梁将王彦章被唐庄宗俘获,庄宗劝其投降,王不从。遂被杀。此处毛泽东批道:“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在读《三国志》时还有类似的批语:“杀降不武。”“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毛泽东用中国历史上的战争事例说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在《毛泽东选集》中屡见不鲜,此处不再赘述。毛泽东还以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①教诲自己的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鼓励他们要有志气,要靠自己艰苦创业,不要仰仗他人。

      以上谈到的,仅仅是毛泽东古为今用的一些例子,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没有马克思主义观点,没有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要做到这样自如地运用典故、成语,是难以想象的。当然,无可讳言,毛泽东晚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引用典故或者古诗、古语,也有失之偏颇的,为推行某些“左”的政策提供历史论据,伤害过自己的同志,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毛泽东不仅喜欢读中国历史书,也喜欢读外国的历史书和著名政治家传记。他对外国历史也是比较熟悉的,这里不来详说。

      四

      在诗词方面,自《诗经》以下,我国历代的诗词曲赋,毛泽东差不多都广泛地阅读过。其中比较喜欢的是《楚辞》、唐诗、宋词和元曲。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毛泽东曾要我们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我专门请何其芳列了一个目录,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把古今有价值的各种《楚辞》版本和有关著作收集了五十余种。在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以后,他又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两次要《楚辞》,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六日还特别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在楚辞中,毛泽东尤爱屈原的《离骚》。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他在一封信里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离骚》是一篇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品,反映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对于光明和理想的追求,以及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正是这些,吸引着毛泽东,从青年时代直到晚年。

      毛泽东爱读唐诗。我们为他收集了各种唐诗选本,仅《唐诗三百首》就准备了好几本。后来又买了一部《全唐诗》。在唐诗中,毛泽东最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主要喜欢他们的浪漫主义的风格。特别是李白,这位继屈原之后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作气派宏大,感情充沛,具有神奇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艺术魅力。除“三李”以外,毛泽东也比较喜欢初唐四杰的诗,对这四位诗人,特别是王勃,有较高的评价。他在读《初唐四杰集》一书时写的一段批语中说道:“这个人(指王勃——引者)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时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

      ①不因人热的故事,见《东观汉记·梁鸿》。梁鸿,东汉人,少孤家贫。一次他的邻居做完饭,要梁鸿趁着热灶热锅接着做饭,梁鸿说,“童子鸿不因人热者也”,他又自己点起火来做饭。

      之外,还有牢愁满腹一方。杜甫说:‘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占流’,是说得对的。为文尚骈,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七世纪的人物,千余年来,多数文人都是拥护初唐四杰的,反对的只有少数。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在宋词作家中,毛泽东崇尚苏东坡和辛弃疾。苏东坡在艺术风格上开创了词坛上的一个重要流派——豪放派。苏词气势磅礴,豪迈奔放,一扫晚唐五代词家柔靡纤弱的气息。辛弃疾继承了苏东坡豪放的风格,义熔铸了南宋初期爱国诗人的战斗传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辛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是很确当的。辛词在许多方面超过了苏东坡。《稼轩长短句》是毛泽东经常放在身边的一部书。毛泽东还指名要过南宋的一些爱国词人(包括诗人)如陆游、张孝祥(其饲集名《于湖词》)、张元斡(其词集名《归来集》)、洪皓(其诗词集名《鄱阳集》)等人的作品。他们的诗词的共同特点是,爱国主义的内容和豪放的艺术风格。

      中国的古词,历来分婉约、豪放两派。毛泽东更喜欢哪一派的词作?对两派的词作有何评论?从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书写的范仲淹两首词及读后评论,可以得到明确答案。

      范仲淹的两首词:

      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毛泽东写的评论全文: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江青看后,给李讷看一看。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这篇文字是非常珍贵的,从中不仅可以了解毛泽东对中国古词和范仲淹

      这两首词的重要而颇有意味的见解,更可以了解毛泽东的心情、性格和爱好。毛泽东读诗词的范围非常广泛,他能全文背诵的诗词不计其数。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他读《五代史》时,想起自己早年读过的一首诗《三垂冈》,因记不起作者名字,于二十九日写信请田家英帮助查出,并将此诗的全文一字不差地凭记忆写下来附上①。信中说:“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

      从上面列举的毛泽东喜爱的诗词,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他的性格和精神风貌。毛泽东的诗词,从艺术上说,继承了这些诗人和词作家的优秀传统。

      在古文方面,毛泽东既喜欢六朝的骈文,也爱读唐宋八大家和其他一些人的散文。对六朝的骈文,毛泽东虽然认为它不如初唐的新骈,但他还是喜欢读的。收入六朝骈文的《六朝文契》和其他六朝人的各种文集,是他经常要的。骈文的特点是字句整齐,语言精美,对仗工切,有一些相当好的写景抒情文章。在唐宋八大家中,毛泽东最喜欢柳宗元的散文,柳文同他的诗一样,清新,精细,寓意含蓄,富有哲理。柳宗元是一个革新派,具有进步的政治主张,又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些进步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里,更增添了柳文的光辉。相对说来,毛泽东对于韩愈的评价差一些。他认为,文学作品,包括诗,不要把话说尽了,而韩愈的文章和诗就是把话讲完了。

      毛泽东经常称赞一些好的古文,并向别人推荐阅读。他说,秦朝李斯的《谏逐客书》很有说服力,西汉贾谊的《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等等。

      毛泽东通过潜心阅读大量中国史书、古典小说、诗词曲赋等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不仅批判地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也在文风上吸收了它们的优良传统。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代杰出诗人和语言大师,写出大量文字优美,词汇丰富,说理透辟,气势磅礴,融古代语言于白话文之中,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和民族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2. 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毛泽东几乎无所不读。这也是从幼年时代养成的习惯。即使在井冈山时期,有机会他还要读点古书。他自己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从前我在井冈山时,想到土豪家里去看看有没有《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有一位农民说:“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了产。”①毛泽东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当时有些农民误认为打土豪便是共产主义,但从中也反映出毛泽东对读古书的兴味,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里也丝毫不减。

      在延安时期,读书的条件好一些。他托人买了两套中国历史通俗演义(蔡东藩著)①,除自己阅读,还向别人推荐。从他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给谢觉哉的信里可以知道,他当时还有《容斋随笔》和其他笔记小说。范文澜那时送给他的一套《笔记小说大观》,后来带到了北京,现还存放在毛泽东故居。

      进北京以后,根据毛泽东对中国古籍的广泛需要,特地买了一部《四部备要》,并陆续添置了其他一些古书。我记得在一九五二年,给他添置了一部大字本的《二十四史》,这就是一些人熟知的毛泽东经常阅读并作了大量圈、划和批注的那部《二十四史》。《四部备要》对中国的主要古籍收辑得比较齐全,据我了解,不说全部,恐怕绝大部分,毛泽东都读过了。除此之外。毛泽东还阅读或者浏览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包括诗、词、曲、赋、小说等)和各类杂书。所说杂书,也都是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的书籍,如《智囊》、《笑林广记》之类。毛泽东对中国史书读得最多,四千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是通读了的,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他认为有意义的人物传记,还经常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阅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各朝纪事本末等,他也通读了。关于毛泽东读史的情况,在我的登记本里有这样一段记载: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日,毛泽东要《宋史》,我们送去《宋史》和《宋史纪事本末》。十一月二十三日,要其他各朝纪事本末。二十四日,又要《续通鉴纪事本末》。他说:看完《元史》,再看《通鉴纪事本末》,而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毛泽东有计划地阅读史书,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嗜爱中国古书,但并不特别要求读古版本的书(这里说的古版本,不是指影印的古版本;影印的古版本他还是很喜欢的,如影印宋《楚辞》等)。在他的藏书中,既无宋版书,也极少明版书。他不是古董鉴赏家和收藏家,也不作烦琐的考证,而对于古书内容的研究和理解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在许多方面实为一般学问家所不及。

      毛泽东从阅读大量的古籍中,批判地汲取和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像他那样熟悉的,不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就

      ①毛泽东1938年5月3日对抗大三期二大队的讲话。

      ①

      毛泽东1937年1月31日致电李克农:“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

      是在近代的革命家中,都是不多见的。

      批判地汲取和继承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首先要对中国文化遗产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六○年十二月对两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曾作过很好的说明。他说:

      应该充分地利用遗产,要批判地利用遗产。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①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若干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把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文化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我们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它们,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去整理,重新出版,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

      这就是毛泽东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所取的根本态度,也可以看作是他阅读卷帙浩瀚的中国古籍所得出来的基本经验。

      根据我长期接触毛泽东读古书的情况,根据大量的文献资料的记载,我认为毛泽东读古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阅读和解释中国古书的内容,我在这里把它称作“古籍新解”;一是汲取古书中的精华,有的还赋予新的含义,为现实斗争服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古为今用”。

      二

      毛泽东读古书,有一个基本观点,是贯穿始终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中国很多古书里,历代农民起义运动及其领袖人物,大都被当作“贼”、“匪”、“盗”、”寇”,任加贬斥。但毛泽东则给他们以很高的历史地位。毛泽东读中国史书,比较喜欢看人物传记.包括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陈涉、吴广、张角、张鲁、王仙芝、黄巢直到李自成等的传记,他是常要看的。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①他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期间读了《三国志》的《张鲁传》,先后写了两大段文字,重申并发展了上述重要观点。他说:“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

      ①对于孔孟之道,毛泽东也不是全盘否定的。1943年,他曾针对那种认为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的观点,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直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还说:我们共产党人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什么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全盘否定孔孟之道,那是毛泽东在晚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8页。

      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又说:“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未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中同从秦未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毛泽东对于中国古书中一切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都是很有兴致阅读并加以肯定的。例如,他在读完白居易《琵琶行》之后,带着感情写下这样的评语:“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他对《聊斋志异》中的《小谢》一篇也写过内容相似的评语,说道:“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

      毛泽东对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不少新鲜见解。例如,他说,《东周列国志》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①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②他认为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毛泽东把《红楼梦》看作是一部描写封建大家族衰亡和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说,给予高度评价,也充分肯定了小说描写的主要人物贾宝玉对封建制度的叛逆性格。同时又指出,书中的两位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对现代青年来说是不足为训的。贾宝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连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侍。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好哭脸,她瘦弱多病,只好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今天需要的青年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和坚强意志的革命青年。①毛泽东对《西游记》及其作者颇为称赞。他对《两游记》第二十八回一段文字写的个批语说:“‘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这个批语,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毛泽东在善恶问题上的辩证观点。

      毛泽东对于凡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具有革新思想和革命精神的人物,都给以程度不同的肯定评价。他很推崇和赞赏战同时代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唐朝中期实行政治改革的二王(王伾、王叔文)、八司马(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八名士),明朝那位大胆揭露假道学的思想家李卓吾,清朝地主阶级的改革派魏源、龚定庵、林则徐,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

      ①这里所说的国家,是指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国。

      ②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

      ①周世钊:《毛主席青少年时期锻炼身体的故事》。这段话是1951年秋,毛泽东与周世钊等人谈话时说的。

      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很爱读他们的著作和传记。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邹容的《革命军》以及记载他们政治活动的历史资料,他是经常要看的。康有为的这两本书,在学术考辨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但在思想上对封建传统思想加以涤荡,对守旧的顽固派给以打击。因而,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起到解放思想的启蒙作用,为维新变法作了舆论准备。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邹容的《革命军》和有关《苏报》案的材料,根据我的记载,毛泽东就要过四次:一九丘八年二月,一儿六一年七月,一九六三年三月,七月。毛泽东对章太炎和邹容的英勇的革命精神和笔锋犀利的文字,深为赞佩。为表示对这两位革命家的怀念,毛泽东在《革命军》一书扉页的邹容肖像旁边,挥笔书与了章太炎狱中赠邹容的那首诗:“邹容吾小友(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当(须)掺手,乾坤只两头。”在一九五八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到章太炎和邹容。他说: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望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只有十七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二十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直接骂了皇帝。这个时候章太炎年纪还不大,大概三十几岁。

      毛泽东说:“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①毛泽东喜欢阅读历史上那些起过进步作用的、对旧势力旧制度具有反叛性格的革新者、改革家和革命家的著作以及他们的传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不断前进,不断创新,不断探索新道路、开拓新世界的精神面貌。

      毛泽东一贯鼓励人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清理中国古代文化。在这方面,凡有成绩者,皆鼓励之;凡有不足者,加以劝说;凡违反者。给以批评;而对于世界观已经固定的老先生们则不强求之。一九四○年,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会上作了一个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毛泽东读了讲演提纲,十分高兴,称赞说:“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①一九四四年毛泽东读了李健侯所著《永昌演义》的书稿后,致信李鼎铭,一方面称赞作者“经营此书,费了大力”;又一方面指出该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而贬抑其整个运动”的缺点。同时指出,中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的力量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并以商量的口吻表示,企望作者能持这个新的历史观点对书稿加以改造。九六五年毛泽东读了章土刽的《柳文指要》下部以后,写信给章士钊说,此书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①

      三

      毛泽东阅读中国古书是同现实生活相联系,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他同那些信而好古,钻到故纸堆里出不来的人,大相径庭;同那些言必称希腊,对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3页。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2页。

      于自己国家的历史一点也不懂或者懂得甚少的人,也完全不同。

      一九五四年冬,有一大,毛泽东与吴晗谈起整理、标点《资治通鉴》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②从毛泽东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他读古书,特别是读古代史书,其着眼点是为了今天,这就是古为今用。

      我们看到在《毛泽东选集》中引用了很多古籍,在毛泽东的许多讲话和谈话中,引用的古籍就更多了。毛泽东能够随时自如地引用古书中的文章、诗句和典故,或者说明一个政治思想原则问题,或者阐述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或者论证一个军事策略思想,或者借鉴一个历史经验,给人以新颖而形象的感受,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人唯贤”,“百家争鸣”,“多谋善断”等等,这些言简意赅的古语,被毛泽东发掘出来,为群众所掌握,有的成为我们党所遵循的思想路线,有些成为党内组织生活的原则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有些则是党的某一方面的工作方针或者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在答三记者问时,用东汉朱浮写给彭宠的一封信中的两句话:“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批评蒋介石对共产党搞什么限制“异党”、“异军”等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而不利于抗战的反动行径,一针见血,切中要害。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批评我们有些部队、机关、学校负行政指挥责任的同志不大去管生产活动,是因为他们“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

      在一九四五年七大闭幕词里,毛泽东用“愚公移山”这个古老的寓言,比喻和激励中国人民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行到最后胜利的决心,起了极大的动员和鼓舞作用。今天我们党仍然用这个寓言来激励全国人民为实现四化和进行全面改革而奋斗。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在《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一文中,毛泽东借用元朝人萨都刺《登石头城》一词中“天低昊楚,眼空无物”,说明国民党四分五裂,众叛亲离,日暮途穷的状况。在同年八月十八日写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又用李密《陈情表》的两句话“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刻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中国人民革命高潮中彻底孤立的形象。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借用韩愈的《送穷文》,表达了中国人民要求摆脱贫穷落后的意志和愿望。他说,我们也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把穷鬼送走。

      一九五九年六月,正当由于“大跃进”而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

      ②谭其骧:《学者、才子、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好干部》,载《吴晗纪念文集》。

      时候,毛泽东在一次个人谈话中说,我们过去八年的经济建设都是平衡的,就是去年下半年刮了七八个月的“共产风”,没有注意综合平衡,因此产生经济失调的现象。他接着引用唐朝医学家孙思邈的话:“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又引用曹操批评袁绍的话:“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毛泽东当时引用这些话是要说明,我们做经济工作应该有清醒的头脑,胆大心细,多思慎行,统筹全局,责任分明,不然,就会造成损失。

      毛泽东多次讲过卞和献璞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楚国有个卞和,得到一块很好的玉石,献给楚王,楚王说他骗人,把他的左脚砍掉了。第二次又献上去,还说他骗人,把他的右脚砍掉了。卞和坚信真理,坚信自己献的是好玉石,第三次再献上去,被确实证明了是块好玉。才取得了信任。毛泽东讲这个故事说明,要使人们相信真理,抛弃偏见,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为此甚至还要作出某种牺牲。

      毛泽东引用宋玉的《风赋》告诉我们,做一个领导者要善于辨别政治风向,在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就要引起注意,当然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毛泽东以南北朝梁将韦睿的事迹教育我们的干部。《南史》的《韦睿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大意是说,韦睿这个人,豁达大度,古来所无,其在职位,必有政绩,对部下十分爱护,与将士同甘共苦,自身非常艰苦朴素。在这段记载的旁边,毛泽东写了一句批语:“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此类批语在《韦睿传》中还有不少,如“躬自调查研究”,“将在前线”,“不贪财”,“干部需和”,“仁者必有勇”。这些称赞韦睿的话,不也就是我们的干部应当学习的吗?

      毛泽东还以东吴大将吕蒙发愤读书的故事,教育我们军队的高级干部应当努力读书学习,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文化水平。他说:吕蒙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念书,他接受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我们现在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周瑜鲁肃吕蒙合传》。①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和其他古籍,写了不少关于战略战术的批语。《智囊》中有一段讲唐太宗用兵之道的,略谓:“唐太宗尝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也。”对此,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并对唐太宗、朱元璋的军事才能有所评价。他说:“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而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毛泽东有关这方面的批语,还有如:“先退后进”;“中间突破”;“有强大的战斗后备队”;“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胡柳陂正面突破不成,乃从东向南打大迂回,乘虚而入,卒以成功”,“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等等。

      ①余湛邦:《张治中将军随同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的日子》。载1983年12月17日《团结报》。

      在阅读战争方面的历史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不杀俘虏。据《新五代史》记载:梁将王彦章被唐庄宗俘获,庄宗劝其投降,王不从。遂被杀。此处毛泽东批道:“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在读《三国志》时还有类似的批语:“杀降不武。”“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毛泽东用中国历史上的战争事例说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在《毛泽东选集》中屡见不鲜,此处不再赘述。毛泽东还以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①教诲自己的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鼓励他们要有志气,要靠自己艰苦创业,不要仰仗他人。

      以上谈到的,仅仅是毛泽东古为今用的一些例子,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没有马克思主义观点,没有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要做到这样自如地运用典故、成语,是难以想象的。当然,无可讳言,毛泽东晚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引用典故或者古诗、古语,也有失之偏颇的,为推行某些“左”的政策提供历史论据,伤害过自己的同志,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毛泽东不仅喜欢读中国历史书,也喜欢读外国的历史书和著名政治家传记。他对外国历史也是比较熟悉的,这里不来详说。

      四

      在诗词方面,自《诗经》以下,我国历代的诗词曲赋,毛泽东差不多都广泛地阅读过。其中比较喜欢的是《楚辞》、唐诗、宋词和元曲。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毛泽东曾要我们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我专门请何其芳列了一个目录,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把古今有价值的各种《楚辞》版本和有关著作收集了五十余种。在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以后,他又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两次要《楚辞》,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六日还特别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在楚辞中,毛泽东尤爱屈原的《离骚》。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他在一封信里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离骚》是一篇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品,反映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对于光明和理想的追求,以及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正是这些,吸引着毛泽东,从青年时代直到晚年。

      毛泽东爱读唐诗。我们为他收集了各种唐诗选本,仅《唐诗三百首》就准备了好几本。后来又买了一部《全唐诗》。在唐诗中,毛泽东最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主要喜欢他们的浪漫主义的风格。特别是李白,这位继屈原之后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作气派宏大,感情充沛,具有神奇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艺术魅力。除“三李”以外,毛泽东也比较喜欢初唐四杰的诗,对这四位诗人,特别是王勃,有较高的评价。他在读《初唐四杰集》一书时写的一段批语中说道:“这个人(指王勃——引者)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时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

      ①不因人热的故事,见《东观汉记·梁鸿》。梁鸿,东汉人,少孤家贫。一次他的邻居做完饭,要梁鸿趁着热灶热锅接着做饭,梁鸿说,“童子鸿不因人热者也”,他又自己点起火来做饭。

      之外,还有牢愁满腹一方。杜甫说:‘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占流’,是说得对的。为文尚骈,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七世纪的人物,千余年来,多数文人都是拥护初唐四杰的,反对的只有少数。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在宋词作家中,毛泽东崇尚苏东坡和辛弃疾。苏东坡在艺术风格上开创了词坛上的一个重要流派——豪放派。苏词气势磅礴,豪迈奔放,一扫晚唐五代词家柔靡纤弱的气息。辛弃疾继承了苏东坡豪放的风格,义熔铸了南宋初期爱国诗人的战斗传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辛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是很确当的。辛词在许多方面超过了苏东坡。《稼轩长短句》是毛泽东经常放在身边的一部书。毛泽东还指名要过南宋的一些爱国词人(包括诗人)如陆游、张孝祥(其饲集名《于湖词》)、张元斡(其词集名《归来集》)、洪皓(其诗词集名《鄱阳集》)等人的作品。他们的诗词的共同特点是,爱国主义的内容和豪放的艺术风格。

      中国的古词,历来分婉约、豪放两派。毛泽东更喜欢哪一派的词作?对两派的词作有何评论?从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书写的范仲淹两首词及读后评论,可以得到明确答案。

      范仲淹的两首词:

      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毛泽东写的评论全文: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江青看后,给李讷看一看。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这篇文字是非常珍贵的,从中不仅可以了解毛泽东对中国古词和范仲淹

      这两首词的重要而颇有意味的见解,更可以了解毛泽东的心情、性格和爱好。毛泽东读诗词的范围非常广泛,他能全文背诵的诗词不计其数。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他读《五代史》时,想起自己早年读过的一首诗《三垂冈》,因记不起作者名字,于二十九日写信请田家英帮助查出,并将此诗的全文一字不差地凭记忆写下来附上①。信中说:“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

      从上面列举的毛泽东喜爱的诗词,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他的性格和精神风貌。毛泽东的诗词,从艺术上说,继承了这些诗人和词作家的优秀传统。

      在古文方面,毛泽东既喜欢六朝的骈文,也爱读唐宋八大家和其他一些人的散文。对六朝的骈文,毛泽东虽然认为它不如初唐的新骈,但他还是喜欢读的。收入六朝骈文的《六朝文契》和其他六朝人的各种文集,是他经常要的。骈文的特点是字句整齐,语言精美,对仗工切,有一些相当好的写景抒情文章。在唐宋八大家中,毛泽东最喜欢柳宗元的散文,柳文同他的诗一样,清新,精细,寓意含蓄,富有哲理。柳宗元是一个革新派,具有进步的政治主张,又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些进步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里,更增添了柳文的光辉。相对说来,毛泽东对于韩愈的评价差一些。他认为,文学作品,包括诗,不要把话说尽了,而韩愈的文章和诗就是把话讲完了。

      毛泽东经常称赞一些好的古文,并向别人推荐阅读。他说,秦朝李斯的《谏逐客书》很有说服力,西汉贾谊的《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等等。

      毛泽东通过潜心阅读大量中国史书、古典小说、诗词曲赋等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不仅批判地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也在文风上吸收了它们的优良传统。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代杰出诗人和语言大师,写出大量文字优美,词汇丰富,说理透辟,气势磅礴,融古代语言于白话文之中,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和民族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3.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由西直门进入北平城接管防务。这一天,周恩来派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等四人,从西柏坡星夜赶往北平,为党中央打前战。他们到达时,叶剑英拿着周恩来追加的报告,传达特别指示:接收北京饭店和中南海。周恩来心中已有初步计划,北京饭店供政协代表下榻,中南海作为筹备新政协会议的办公地点。

    整个中南海只有勤政殿驻扎着傅作义的一个连,齐燕铭请华北军区程子华兵团派连队进驻,让傅作义部放下武器离开。此前进入北平的各路单位在全城“占领”空房,谁也没动中南海的2000余间房屋。没有人说明此处将作为中共中央驻地,但大家心照不宣,似乎都在等待着特别的主人到来。

    恋恋不舍双清别墅

    1949年3月25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到达清华园火车站,先在颐和园休息,当晚进驻香山。香山易于防空便于警卫,是叶剑英为中共中央勘察选定的暂居之所,山上原有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房屋三千多间,动员师生迁走,不需整修即可入住。

    5月,中南海清理工作初见成效,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等在丰泽园建筑群中找到几间保存相对完好的房子栖身。丰泽园位于南海北岸的西侧,其中东配院题匾菊香书屋,自成一座标准四合院。1949年,此院已不见一盆菊花,根据楹联“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靠清净香”,可推想全盛时期黄花分外香的情景。起初,林伯渠住在菊香书屋,周恩来带着他的工作班子搬进来时,林伯渠看他们人多就把房子让了出来。周恩来在菊香书屋居住的时候,已经组织修建科整修,准备迎接毛泽东。

    当时的中南海丝毫没有皇家园林的优美华丽,处处凋残破损,枯枝败叶当阶罩,腥臭弥漫太液池。华北军区三百名士兵放干污水,忙活了一个春天,才把至少百年没清理过的淤泥挖净,淤泥里甚至还挖出不少枪支和手榴弹。战士们又从山上采来条石砌湖岸,建码头,引泉水,养鱼类,到1949年夏天,中南海终于碧波荡漾。

    新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坚持要求毛泽东搬到四面有围墙的中南海,周恩来也劝他“还是听父母官的吧”。毛泽东一则非常喜欢香山清新安静的环境,二则忌讳中南海住过慈禧、光绪、袁世凯等。他对周恩来说:“中南海过去是什么人住的地方,这个你是知道的,我们住进去不妥,我是不想进去的!”叶和周几次劝说,毛皆反对,连说“不谈不谈!”

    最后,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做出决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搬进中南海,毛泽东个人没有反对的“权利”了。1949年6月的一天,他坐在双清别墅的凉亭中,无奈地对叶子龙说:“听人劝,吃饱饭。搬就搬吧。你也准备准备,咱们进城!”毛泽东并不是一下子就搬进中南海,从6月份开始入住,实际几个月来总是两头跑,隔不久就要回香山住,恋恋不舍,直到开国大典前夕才正式定居中南海。

    1952 年,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部分委员在中南海颐年堂合影。前排右起:陈毅、刘少奇、程潜、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粟裕;中排右起:刘斐、张云逸、邓小平、张治中、高岗、聂荣臻;后排右起:刘伯承、傅作义、蔡廷锴、贺龙、罗瑞卿

    不要厕所 要大窗

    坐北朝南的五间正房有匾额紫云轩,原是皇帝日常读书的地方,整修的时候,周恩来特别强调毛主席的书房要设计得大些,尽量保持古典建筑原貌。北房成一明两暗的形式,挂有紫云轩匾额的房子是这五间中的当中一间,是个过厅。东侧的两间是通间,做毛泽东的起居室,成东西向的长方形。许多去过他起居室的人,印象最深的都是他的床,靠里的一侧堆满书,毛泽东只睡靠外的半张床。

    西侧的两间有墙相隔,靠过厅的一间曾是江青的寝室,但她在这里住的次数很少,更多的时间是住在南房。南房松寿斋与北房紫云轩结构相同,其中东侧两间供江青起居,靠近过厅的一间是卧室,西侧两间后来住了李敏和李讷。

    毛泽东菊香书屋卧室

    菊香书屋最初的整修规模很小,毛泽东入住后始终不同意为修房子花钱,后来只好趁他出差的时候突击修建了两个卫生间,毛泽东和江青各一个,毛泽东的厕所按照他的习惯建成了蹲式的。1958年,在工作人员的再三劝说下,毛泽东终于同意整修菊香书屋。院内所有建筑房顶扒掉,墙体增高,做通风道,然后重新盖房顶。房外走廊拓宽,房内铺硬木地板。窗户扩大,做了双层的钢窗,这样房间里的阳光更充足了,视野开阔。做这样的改造,是因为毛泽东的警卫王敬先发现毛特别喜欢大窗户,出访苏联时住在有落地窗的房间时心情格外好。晚年毛泽东搬到游泳池去住,据说一个重要原因是那里有落地大窗。改造之前的菊香书屋是传统式的小窗户,院内柏树阴影重重,加上瓦房飞椽,遮挡得毛泽东寝室和办公室内光线很差,除非夏季,平常即使是白天也须借用灯光照明。

    首批进驻中南海的机构除了中共中央办公厅,还有中央军委和中央宣传部。从西柏坡到北京,这两大机关始终不离毛泽东左右,可见他最重视的武器是枪杆子和笔杆子。中央军委驻扎在中海之畔的居仁堂,抗战胜利后,李宗仁曾在这里办公,傅作义的“华北剿总”指挥部也设在这里。中共中央宣传部主要分布在怀仁堂附近的庆云堂。庆云堂有四个院子,其中的一个曾是中宣部管理和审查电影的部门办公处,每逢新片审看时,中南海各单位的人都闻讯过来蹭电影。

    在游泳池会见赫鲁晓夫、李宗仁

    中南海室外游泳池为民国时期修建,水泥砌的池子,年长日久已经裂缝。毛泽东喜爱游泳,刚到中南海的几年就在这个池子里游,一到冬季没法下水,只好到清华大学的室内游泳池,但路途遥远没有时间常去。他始终不提在中南海修游泳池的事。1954年,趁毛泽东出差的时候,江青做主在玉泉山为他建了一个室内游泳池,事先没有告诉毛泽东,修建太仓促,面积很小,毛回京之后很生气,认为浪费了钱,一次也没下去过。中南海的游泳池工程悄然开始,由中央建工部城市建筑设计院建造,分露天、室内两个。当建筑图纸报送上来时,毛主席先是高兴地说:“终于有了可以游泳的游泳池了。”接着自语道:“会不会超过预算?”又交代:“超过的话,就用我的稿费。”

    新建的泳池用乳白色瓷砖贴面,顶部有专设水槽,以攀扶休息和保护水质;池底铺白色马赛克,其间嵌有6条黑色道线;入水扶梯设在深水区,是纯铜制成的,池内游一圈距离,长度为100多米;岸上池边通道,是红色缸砖铺就的,两边还有简易跳台各一座。每到夏季来临,在规定开放时间内,中南海游泳池人满为患,有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也有家住附近的孩子,平均每天都在150人上下。毛泽东一来,泳池里的人很紧张,自动上岸站着不动,毛泽东就招呼大家下来一起游,有时还童心大起把池边的人突然拉下水。

    毛泽东最喜欢室内游泳池,水温适宜,重点是休息室窗子大,棚顶高,采光好,一建好后,他不仅常来游泳,还爱在这里留宿,甚至在这里接待宾客。1958年,赫鲁晓夫初次访华,毛泽东就在游泳池边跟他举行会谈。8月1日,他穿着游泳裤披着浴袍跟一身正装的赫鲁晓夫见面,一再邀请赫鲁晓夫下水。赫鲁晓夫扑腾了两下就向工作人员要来救生圈趴在水里,而毛泽东则大秀泳技,还在水里直立浮起,以站姿与赫鲁晓夫交谈,令赫鲁晓夫颇为惊讶。此前一天,苏联方面提出让远程潜艇进入中国沿海,在颐年堂,毛泽东站起来质问赫鲁晓夫“什么叫做联合舰队?”双方不欢而散。泳池会谈大大舒缓了气氛,中苏关系有了短暂的缓和,有损中国主权的联合舰队议题也就此作罢。

    1965年7月27日,毛泽东(中)接见海外归来的李宗仁夫妇

    1965年7月,李宗仁夫妇回大陆,毛泽东也是在游泳池接见他们,并一起游泳。当时双方恰好开了一个与水有关的玩笑,毛泽东看着李宗仁说:“嘿,德邻先生,你上当了!”李宗仁为之一怔。“蒋介石骂我们做‘匪’,你这一次回来不是误上贼船了吗?”毛泽东说后哈哈大笑,在座的人跟着也笑起来。李宗仁一时不知如何应答,秘书程思远脱口而出:“主席,我们搭上慈航渡登彼岸了。”毛泽东颇为赞许。

    人生最后十年除了泳池哪也不去住

    1966年上半年,中央办公厅趁毛主席离京外出巡视考察期间,对菊香书屋紫云轩居宅进行一次维修。当毛主席7月18日回到丰泽园后,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葺一新,大为不悦,一气之下搬到游泳池不肯回来。但游泳池根本没有能供人长期居住办公的房间。毛泽东说:“那个更衣室我看就可以。”更衣室很狭小条件并不适合,他说:“太小了怕什么,只要能摆个床铺,有张桌子、椅子不就可以了嘛。”最后工作人员只好将游泳池的小传达室略作布置使之成为卧室,休息大厅则成为毛主席的书房兼会客室。泳池没有厨房,饭菜仍在菊香书屋做,再给他端过来。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左二)主席与尼克松(右二)总统在中南海会谈,基辛格(右一)陪同

    人生最后十年,毛泽东就是在泳池度过的,他在这里会见了尼克松、田中角荣等重要外宾。基辛格曾四次来此处见毛泽东,他这样回忆从中南海西门进入后去往游泳池的路程:“绕过红墙,我们经过一条甬道,开头的一段路两旁都是平常的房子,看不出那些外观平庸的院墙后面有些什么样的建筑。过了一大段路,两旁的房屋不见了,这里一边是湖一边是树林。毛泽东的住房单独在一处,外表简单平常,这里可以是任何一个低级官员的住处。眼前看不出有特殊的安全措施。”

    经身边工作人员一再动员,1974年,毛泽东终于同意将游泳池南面几处旧的小平房拆掉,新盖一座房间宽敞、高大明亮、抗震能力强的房子,即202别墅。别墅有卧室、书房、会客厅,还有几间附属用房,有宽敞的走廊连接室内游泳池。施工中特别强调人员的绝对可靠,首先要求各施工单位的党组织对人员进行认真审查,再经警卫局保卫部门严格把关。施工现场的重要部位,中南海的警卫部队日夜设哨看守。工程中的各种管道、风口、顶棚等处都有专人巡回检查。验收时,除组织人工细致检查外,还请卫生、防化及反窃听等有关部门带上仪器进行防原子、防化学、防辐射等等检测。1974年底,202工程完工,但毛泽东还是坚决不去住,有人劝说将丰泽园菊香书屋整修一下住回去,他说:“我讲过,我就住在这里,哪都不去。丰泽园我也不去。就住在这儿!”

    中南海内游泳池外景,1966年以后毛泽东一直生活在这里

    1976年6月,毛泽东因患心肌梗塞已被抢救一次,虽经多方抢救,病情一直不见好转。7月28日凌晨,大地突然颤动起来,泳池卧室的门窗玻璃“哗啦啦”地响个不停,地下也有拖拉机般轰轰的响声,毛泽东的病榻摇晃不止。这时,有人喊:“小周,快!主席的头。”工作人员周福明听见喊声,立即抱着毛泽东的头部,弓下身挡住,以防止房子掉下东西砸着毛泽东,其他工作人员赶紧找到一个大被单,几个人拉住四角,罩在毛泽东的床铺上面。不多时,回到家中休息的华国锋,被地震摇醒后,也飞快赶到毛泽东的住所。天亮后发现,中南海东八所的几段院墙和围绕中南海的大墙多处震倒,少数房子被震塌。经医生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把毛泽东用担架转移到抗震能力很强的202别墅。

    搬到202别墅当夜下了大雨,又有较强的余震,但在室内几乎没什么感觉。毛泽东醒来执意要回泳池。他得知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后显得无可奈何,用含糊不清的话说:“既然是常委们的决定,只好如此。”43天后,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在202别墅病逝。
    (参考资料:舒云《从西柏坡到中南海》,树军《中南海备忘录》,王凡《红墙记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