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毫无疑问是时间性的。一个过字，道出了所有的艰难与愉快。正是因为过年，我才第一次意识到时间和自我的存在，这次顿悟发生在初二那年的春节。
豫东平原的一个小村庄，除夕，对孩子来说最大的乐趣就是鞭炮。不是放鞭炮，而是从地上捡那些没有爆炸的哑炮，用河南话说就是“拾炮”。从凌晨2点左右开始，一直到6点天亮，在这长达4小时的“拾炮”时间，小伙伴们会准时等候在每一件大门外，等着主人上香，然后把鞭炮挂起来点燃。硝烟弥漫，孩子们从事着极为危险的作业，因为并不是所有落在地上的鞭炮都哑，爆炸毕竟也有慢半拍的，一不小心就炸伤了小手。“拾炮”是纯粹的男孩子爱好，等到天亮，把所有的鞭炮剥开，把炸药集中在一起，可以做一件大事——不过就是用炸药在地上撒出自己喜欢的图形，点燃，在刹那的美丽中体会控制感罢了。艺术家蔡国强是玩这种爆破艺术的高手，不知道他的童年是否有“拾炮”的经历。
我现在回味的，并不是炸药燃烧刹那的繁华，而是一种时间感。当时的老家，没有电，也没有钟表可以定时，但我们总是能在凌晨2点以前起床，小伙伴仿佛提前约好一样，在村子里聚集。那时当然也看不到春晚，往往8点钟就上床睡觉，五六个小时后准时醒来，拿着手电筒，蹑手蹑脚走出家门。对孩子们来说，这是新年最大的仪式，远比成年人互相拜年神秘得多。从迷上“拾炮”时，我都是带着小我两岁的弟弟一起出门。我们两个睡一张床，兄弟间的默契得到了最好的体现，通常我坐起来，他也跟着坐起来，两人各自穿衣，不说一句话。
初二那年的除夕，我像前一年一样醒来，却突然感觉到一种无聊：“拾炮”到底有什么意义？弟弟像往年一样起床，而我一直躺着没动。他推了推我，我说：我不去啦，你去吧。他就一个人拿着手电筒出去了，在他关上门的那一刻，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把我们分开了，我和他是不同的。我有一点同情他：这么早出门，有什么意思呢？3个小时后，家人都起来吃饺子，而弟弟也从外面“拾炮”归来，我们没有就此说过一句话。那一天，我比以往都要沉默，我知道，对我来说一个阶段过去了，我从这个世界中认出了自己。两年后，弟弟也和我一样，不再去“拾炮”了，我们躺在床上，听远近的鞭炮声此起彼伏，既睡不着觉，又无动于衷。这就是成长罢。
河南农村的新年，小孩子热衷的是“拾炮”，而成年人必须要做的事是拜年，不是见人就说“新年好”，而是实实在在跪下磕头，而且要磕三个。规矩当然是晚辈向长辈下跪，对我来说，在迷恋“拾炮”的年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避开向自己父母磕头的尴尬。我向爷爷奶奶磕头，感觉自然，而向自己的父母磕头，却总觉得难为情。家庭内部磕头的环节，在上香、一起叩拜玉皇大帝之后，而小孩子在外面疯跑，恰恰可以避开这个仪式。初二那年的除夕，没有办法再逃脱，终于鼓足勇气向父母下跪：“爸，妈，给您拜年了。”父母自然开心，而我的脸肯定是红的，但跪下之后，反而感到一阵轻松。磕头在强调尊卑的同时，也昭示了距离，因此，向父母下跪反而别扭，因为这个仪式把自己和父母彻底分开了。对父母下跪，在玉皇大帝画像的注视下，确认自己的身份，我再次认出了自己。
农村的习俗，跪天跪地跪父母，都是天经地义，向别的长辈下跪，大多是礼节性的，长辈们往往推辞不受，互相问候一下就完了。同辈之间，不要说下跪，就连新年好都可以不说，也不算失礼。但是，我却见到过离奇的一幕，隔壁一位爷爷，只比我的祖父小几岁，前来向我祖父拜年，进门就跪下，连磕三个响头，而祖父也没有阻止他，只是用双手把他搀扶起来。两人没有多言，仿佛共同保守一个秘密。祖母告诉我，很早以前，家里养的一只羊不见了，查到最后，发现就是隔壁这位爷爷偷偷的，而他之所以偷羊，只是因为孩子正在挨饿，家里实在没钱了。祖父没有深究，并且保守了这个秘密。当然，连我都知道了，肯定不算是秘密了，不过几十年来一直没有人公开议论罢了。等到日子好了，隔壁这位爷爷反思己过，就在过年这天来磕头，从未间断，一直到祖父去世。
隔壁爷爷下跪的场景，是我对过年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它是另一种对时间的表达，坚持多年的礼仪，是对多年前自己失礼行为的反省。作为旁观者，幼小的我感到强烈的震撼，后来我才知道，这种仪式中有某种高于日常生活的东西——情义。王鼎钧先生在回忆录中也讲述了一个有关情义的故事。1937年抗战爆发，才12岁的他跟着父母一起逃难，而他的弟弟只有几岁。父亲问他：如果将来弟弟和你的儿子一起面对危险，你救谁？他正在思忖自己怎么会有儿子，父亲就一巴掌打过来。父亲告诉他：儿子没了，还可以再生，而弟弟没了，他那一脉就断了。王鼎钧去讨饭，要到第一个饼，就赶紧趁热拿给父母，而父亲则把弟弟妹妹召到一起分享：将来如果穷到只有最后一个饼了，也要和弟弟妹妹一起吃。我从隔壁爷爷和我祖父的关系中，感受到的就是情义，在故乡，这种东西也是越来越稀薄了。如今人们提倡素质教育，其实有失偏颇，因为素质教育说到底是一种成功学教育，而要竞争，就要打败别人、牺牲别人，情义教育则不然，它提醒我们，世间最重要的，除了活着，还要有情有义。
我们怀念乡村的新年，不过是怀念那种有情有义的生活。怀念，仍是关于时间的概念，而如今，我们甚至只能在他乡怀念了。去年春节，父母离开河南到弟弟在广东的家过年，那是他们60年来第一次在异乡过年，而我则从成都飞往广东“团年”。我理解，过年，是乡村概念也是时间概念，过去了，年也就远了。团年，是空间概念也是现代概念，一家人从分散的各地回到原点团聚。我们这次团年，无法用“回到”，也根本不是“原点”，在一个陌生的空间，我们收获的是只“团”而不是“年”。按照河南农村的传说，“年”本来是一种怪兽，而放鞭炮，就是要把怪兽吓走。在广东佛山，是否还有这样的怪兽？它是否能够听懂陌生的方言？
弟弟开车到机场接我，我们一路聊天，都未涉及过年的话题，对我们来说，一起“拾炮”的岁月早已远去，那个一起长大的村庄也回不去了。不过这不要紧，因为爸爸还在，他真是过年的高手。在我和弟弟都对鞭炮无感的时候，他对放鞭炮和烟花爆竹仍然兴致勃勃，即使城市禁放，即使在完全陌生的地方，他对过年仍有热情。这次他想到的办法是，在饭店请一家人吃饭。对他来说，在大城市的饭店请客，还是平生第一遭呢。就这样，在广东佛山，一个来自河南的大家庭，聚在一家湖南菜馆庆祝新年。弟弟的儿子在广东长大，他对磕头毫无兴趣，但他可以用纯正的粤语说“恭喜发财”。
作者：张丰，读书人，媒体人，现居成都。
